我们感受到，21世纪开始的另一场来自东方的风正在形成，这是一场正在酝酿的来自东方的红色风暴。一个核心话题可能在新世纪改变世界——全球金融重心东移。以华尔街为中心，以全球为半径的历史，可能或者正在被颠覆。

这个话题诞生的前提就是中国经济的崛起。目前世界关于这个话题有两种声音，一种是唱衰中国的声音，这种声音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走到头了，就像当年的日本，已经进入衰退周期；另一种声音就是中国自己的声音——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动力转换。作为中国人，我能够看懂中国，我不相信中国会步日本后尘。但是，如果不能采用正确的方法，也是有掉进中等收入陷阱、陷入产业空心化的可能。如果这种可能发生，由于我们没有日本这么雄厚的经济基础，不可能在低位运行20年。

1978年底悄然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并没有引起世界的关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这个日子才成为经济史学家们共同认可与界定的里程碑似的日子。当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注定成为同样重要的事件。中国从1949年开始实行了将近三十年的全民所有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开始变革，中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

那年我21岁，在重庆机械技工学校车工59班学习。我既是“文化大革命”的深度受害者，也是这个制度变革的受益者。1976年高中毕业前，我已经做好上山下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准备。突然一个政策发生变化，自当年开始，每个家庭可以留一个子女在身边，不用下乡。我们家正好有两个子女，我姐姐还在云南西双版纳当知青，因而我可以享受这个人文政策的关怀，留在城里。除此之外，邓小平把科技和教育的振兴当成他实施振兴中华的重点。国家恢复了已经停止整整10年的技工学校招生，1977年又恢复了高等教育的招生考试。我再次成为幸运者，在一千多个无业青年中，考上了技工学校。国家需要她的青年学习知识、掌握技术，来满足国家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需要。

本书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正在从上海到北京的高铁上，车窗西边是即将落山的太阳，列车风驰电掣地行驶在一片绿色的原野上，车窗里LED流媒体显示着“306千米/时速”的字样。可在过去，我们的农村一片荒芜，没有今天的高楼大厦构成的城市，绿皮列车冒着滚滚浓烟与剧烈的轰隆声前行，每小时只有60千米的里程。从上海到北京需要两天多。

经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疲惫不堪，几乎没有休养生息的机会就要开始一次新生。在科技和教育大发展的号召下，我们拖着贫穷的身躯拼命地学习，渴求一切知识和技能。希望从此改变国家、改变自己。当时每个月有8元钱的伙食费，学校是将饭票直接发给每个学生，就是这么一点儿钱，我们每个月都要省下一两块钱，换成人民币去订阅报纸杂志或者购买书籍。

从1966年上小学到1976年高中毕业，我们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直到1977年上了技工学校才感觉到已经过去的十年里自己几乎没有真正的读书学习，头脑里一片空白。学习什么都变得非常吃力，号称有着写作才华的我，在技工学校的语文课堂上才发现连基本的语法、修辞规则都不懂。才开始从字、词、句以及汉语拼音这些基础学习。每两周里一周是文化和技术理论课，一周是技术实践课，即使我们如饥似渴地利用几乎没有的课余时间学习，还是经常考试不及格。每个人都怀揣一个尽快为国家强大而贡献力量的梦想。那个时候，我们的家庭每月只有一斤猪肉可吃，一斤白糖可买，我在技工学校每个月只有8元的生活补助，这已经足以养活自己了。有钱一点的家庭终于有了黑白电视机，但是播出效果是满屏的雪花。青年们结婚都没有婚房，也没有蜜月，有一套木制家具就是最大的奢侈了。

而当时的欧洲、北美、日本已经进入高度发达的第二次工业文明鼎盛时期。

反差之大不可想象。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意识到了自己的落后和差距。开始急起直追。直到20世纪80年代，通过打开国门，通过对外开放，通过建立经济特区，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那么精彩，那么充满诱惑。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有肉吃、有房住、有衣穿，我们对生活还有更高的需求和理想。我们需要现代化，但是并不知道现代化为何物；我们需要工业化，但是不清楚工业化的核心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市场经济，不知道商品规律，不知道产业理论，也不知道现代金融和资本市场。产品、技术、工艺、品牌、公司、市场、资本、市场规则、经济制度、法律、标准、投资融资对于整个中国都是一片空白。

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清楚中国该走向何处，也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可以预测三十多年后的中国是今天这个样子。我们这三十多年不可能是按照当年设计好的一张图纸把中国建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1984年前后，经过几年拨乱反正、恢复建设、改革开放，我们已经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认识到一个完整的西方世界，从感性到理性反思了整个国家的落后历程和原因。中国开始思考——未来的中国到底要建成什么样的国家。一系列问题、一系列文明的冲突、制度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冲突让中国内部产生巨大分歧、巨大争论。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已经把中国带向了死胡同，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苏联也不再强大，中国共产党的导师苏联共产党突然失去执政地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盏社会主义灯塔悄然熄灭，导致国家分裂，成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悲剧。被马克思、列宁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创建者批判得体无完肤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如他们预料的那样分崩离析。中国是不是必须走资本主义道路才可能实现强国之梦，是不是只有放弃马列主义才可避免出现苏联的悲剧，是不是只有建立多党制的民主制度才能保证人民的幸福和自由。发达的日本、欧洲、北美的今天是不是完完全全中国的明天。

1991年开始，关于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的争论开始消失。中国在没有任何制度设计的方案下，沉默而又沉闷地前行。像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所说的，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不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

而就在1990年底，中国在上海设立了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共产党领导下，仍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成立这个代表资本主义最本质意义的市场体系，既是一个大胆的突破，又是一个勇敢的创新。因为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前，北京就已经有一帮人起草了一个方案，在当时领导人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工作班子——“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因为政治风波，本应该建在北京的这个机构，建在了上海。这说明之前代表激进力量的人所做的并不是都是错的。中国要走的路不要争论清楚了再走，也不要设计好了再走，“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实用主义成为中国规则，被称为“中国特色”。

25年又过去了。中国既没有放弃社会主义道路，也没有因为学习发达国家非常先进的技术、管理、制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融入世界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同时继续保持共产党的一党执政。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经济保持平均9%的经济增长速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国、全世界最大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最大的进出口贸易顺差保持国家，2014年又从引进外资为主的资本净输入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一个完全不按照人类社会已有发展模式和发展轨迹发展的庞大中国，在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毅然出现在不可预测、难以描述的世界面前。

但是，由于缺乏设计，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用三十多年的时间走着别人用三百多年走过的路，这必然带来很多缺陷和问题。这些缺陷和问题，深深地埋藏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宗教等许许多多领域，也表现在生活、礼仪、产品、习惯、语言、风俗、法律这样的细节。有了现代化，缺乏现代性；有了发达的经济，缺失经济的诚信；可以制造廉价的产品，却难以制造产品的品牌；有着全球最大的制造大国的规模，却没有领导全球制造的技术与诚信；全民都在赚钱，全民都来经商，可我们又丧失了商业的价值观，丢了许多道德与正义，还有公平；经济发展了，国家强大了，环境却破坏了，资源快枯竭了，安全感反而没有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有钱可以消费了，但我们失去了很多文明的关怀、文化的进步；可以建设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但它又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呈现出难以琢磨遵循规则。

中国的现代金融开始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之时。我通常把中国金融理解为两大部分。一部分称之为货币金融，以银行为核心；另一部分称之为资本金融，以资本市场为核心。

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基本上是既没有货币金融，也没有资本金融。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的需要，银行开始向企业贷款，贷款市场活跃起来，促进了以货币金融为核心的商业银行业的发展。到今天为止，已经建立起全世界最大的以商业银行为核心的货币金融市场体系。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及总量控制之下，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交通银行等全国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成为中国最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同时还发展了兴业银行、华夏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等各类特色或地方性商业银行。同时还有几十家以提供信托贷款业务为主的信托投资公司。近些年，为了支持中小微型企业发展，又批准建立了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从事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

由此，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全世界最大的以依靠银行贷款为核心的“多层次”信贷市场。形成这个市场体系有三大原因，第一，以信贷为主的金融，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的金融基础；第二，中国经济最近几十年依靠开放，从资金、产品、技术、生产资料方面涌进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北美、欧洲的整个生产加工体系，这些低成本、低技术、劳动密集的产业由于中国比较成本优势的下降，如今开始大规模撤退和转移；第三，前述产业推动了中国经济，带动了城市化、工业化，经济总量发展起来。房地产、汽车成为中国信贷金融发展的主要支撑。

到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这个结构实际上已经无法持续了。2001年加入WTO形成的全球化最后的红利已经吃完了。整个中国经济形成了由信贷金融支撑的、以全民存款为核心的产业金融体系。大的信贷格局难以为继之后，又发展小额信贷体系。自2011年以来，全国的小额贷款公司、与其相关的担保公司成为货币金融最后的晚餐。可怕的不是小贷公司，而是小贷公司的资金来源与信用体系。全中国能够称为集团的民营公司，旗下几乎都有控股的小额贷款公司或者担保公司；几乎资产超过一亿的民营企业要么投资担保公司、贷款公司、村镇银行，要么就是放高利贷、借高利贷。关键这些资金不是直接的存款搬家，存款人直接将资金从银行拿出来放小贷，而是大量来自于大银行通过多种渠道加了杠杆后的资金，这些资金流入村镇、小贷、担保以及各种说不清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这些第三方理财公司。债务成本被一个层次一个层次拉高，什么样的实体经济能够承受这样的融资成本？(www.daowen.com)

在这样的金融生态之下，中国经济在经历几十年高速增长之后，尤其是2008年出现美国次贷危机进而引发欧洲债务危机导致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发生之时，我们为了避免衰退推出了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没有化解实际上已经存在的产能过剩风险，没有抓住机会完成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实现产业升级。城市化、房地产带动的增长方式在面临需求不足之后，系统性风险已经出现了。

2013年开始，一个新的潮流进入中国信贷金融体系。那就是所谓的互联网金融。也就是利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技术越来越发达、在线人数越来越踊跃的环境，不通过银行以及所有原有信用贷款存款体系，直接发生借款关系。从个人到个人、从个人到机构、从机构到机构、从机构到个人都开始了。传统的信贷体系第一次遭遇集体摆脱金融监管媒介的直接交易，伴随着欢呼与惊恐的潮流，滚滚而来。最典型的莫过于阿里巴巴利用机构与个人沉淀的海量资金直接开展货币基金业务。

但是，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并没有真正改变中国金融以信贷为核心的金融产业生态，反而有可能因为规避了传统信贷方式的监管，颠覆了原有产业生态，导致原有金融产业生态出现断崖式崩溃。同时，由于整个中国金融服务市场信用缺失，过度投机，脱离了传统信用监管体系的互联网金融并没有有效的监管机制，大量的坑蒙拐骗出现，金融诈骗的出现还将危及中国经济秩序。仅2015年，就接连出现昆明泛亚金属交易所以及一大批各种资产管理公司、第三方资产经营公司带着数以百亿级的窟窿“跑路”。

由于中国经济的特殊体制，中国经济除了市场这条经营、产业主线外，另一条主线就是公有制经济主线。公有制经济主线在早期主要是国有或国有控股的产业企业。自2002年开始以来最近十多年，由于城市化推进，以土地投资开发为核心而形成了公有制另一个主体，就是所谓的土地财政。土地财政是中国过去13年最大的财富积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也是信贷金融主要的生存土壤，支撑同时也是沉淀了中国最大货币发行量的载体。其实也是中国这个中央集权公有制主体政权得以维系、得以产生举国力量的主要经济业态。当然，中国各级地方官员发财、腐败的主要温床也在这里。中国各级地方官员都是开发区专家，都是招商引资专家，讲到产业引进头头是道，跑发改委变成了跑国开行，几乎全中国所有国家级开发区、产业园区的融资主体都是国家开发银行，投资主体都是地方政府城市投资公司。土地金融也成了中国独有的一个金融体系。所以中国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打着各种旗号创建土地产业园区。土地加货币加招商构成了过去十多年最壮丽的经济增长图画。

我2014年曾经到延庆进行调研，发现延庆才是北京最有投资价值的地方。这里是北京的上风上水地区，已经越过长城到了塞外。海拔就比北京高几百米。从城市发展来看，延庆几乎是被北京遗忘的地方。道路交通、城市绿化、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既无破坏又没有大城建、大工业，生态延庆名不虚传。只有投入没有产出，什么原因？调研后才知道，这是由土地开发模式导致的。每年北京市的土地开发指标是一定的，城八区开发一亩土地产生的综合收益是延庆的多少倍，所以延庆根本没有土地开发指标，也就是把指标“卖了”，或者说被优化配置了。于是，市政府和各行业口，通过转移支付将各种资金投到延庆，让延庆财政不吃亏，干不干活都有收入。实则延庆成为了北京最后的发展洼地。这两天，我相信延庆已经成为热门了，2022年成功申办冬奥会，延庆迎来史上最好的发展机会。

但是对于整个中国来讲，这条道路已经走到尽头了。这条道路就是利用传统商业银行形成的高储蓄率以及低存款利率，还有巨大的土地红利、劳动力红利推动中国的城市化，城市化创造了高房价和巨大的家庭消费廉价需求。同时，城市化产生的巨大交通道路投资带动了汽车产业发展。中国经济模式非常容易理解，就是由信贷规模推动的城市化拉动了两大产业：房地产以及相关产业、汽车以及相关产业。这个模式的结果就是：需求下降、负债太高。

中国从1990年底开始创建证券市场以来，一直在努力建立一个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主题就是希望用股票市场这个既让西方觉得我们要继续开放，又可以加快中国企业市场化改革的工具来一箭双雕。

1992年，中国第一次通过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颁布的法规来发展股票市场，而且一开始就走得很远。不仅允许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革来进入资本市场，还同意中国公司在香港发行股票，让国际资本有机会投资中国企业，也找到了一条通过不卖出控制权吸引外资的途径。

跌跌撞撞二十多年，直到2012年，才发现中国金融市场搞了几十年还是货币金融占主导地位，资本金融所占比重太低。在信贷金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大家才想起来要从资本市场打开一条血路，找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药方。

为什么我要说这个时候大家才想起来呢，我可以说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见证人之一。从1990年底诞生股票市场到今天的25年时间里，整个中国从政界到经济界对资本市场的认识都经历了许多的曲折和摇摆不定，认识是不统一的，直到今天也有著名的学者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就是一个赌场，应该推倒重来。对于这样的观点之所以会产生，有着非常深层次的原因。

货币金融和资本金融虽然都是金融，都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融资手段，但是货币金融和资本金融在市场经济里的作用、功能有着天壤之别。本书只讨论货币金融和资本金融与企业的关系，即使在这个领域，两者之间的区别也非常大。货币金融和企业的关系主要体现为资金关系。资金收入、资金支付、资金结算、资金占用等都是企业与资金的关系。企业与资金的关系也通过许多指标关系体现企业的价值和经营质量。资金是企业资本价值的衡量指标，但是资本与企业的关系远比资金与企业的关系复杂得多。资本是企业价值的全部体现，企业的有形的、无形的资源不一定体现为资金，但一定会体现为资本。关于资本，伟大的哲学家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已经对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关于资本的认识和理解有了深刻的阐述。因为这本书，世界曾经分裂成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形态。而中国在1949年后，是建立了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社会主义。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要建立资本市场，必然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我相信直到今天也没有人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

资本市场建立在社会主义国家。不管你是不是市场经济，这个理论问题总是绕不开的。如果不回答清楚，也许中国经济就会有很多的麻烦不断缠身。

当然，除了理论之外，货币和资本与企业的关系还是至关重要的。货币与企业的关系主要还是表外关系，而资本与企业的关系则主要表现为表内关系。还有，货币与企业之间表现为间接拥有，而资本则是企业的直接拥有者。只有当企业的自有资产完全耗尽之后，企业才可能属于货币拥有者。更为主要的还是企业的资本是可以通过等额股份的细化，在公开市场进行交易。也就是说，再穷的人也有可能拥有大企业一定的份额。资本的分散以及资本体现形式的多样化连当年的哲学家马克思也没见到。也许就是因为资本的多元化、获取资本的手段的多样化改变了资本的本质，导致《资本论》在资本主义和资本市场发展到后期的时候，这本名著无法给出更精准的解释。以今天的社会主义而论，整个中国的资本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资本形态，公有制的“公”到底是谁？还有一个说法叫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全民真有吗？实际上没有。公有制的产权是不清晰的。资本金融所带来的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对早期的资本主义是一个巨大的颠覆，科技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交通的发展使得任何一个社会公民都有机会通过劳动、通过智慧、通过发明创造获得资本，而大量的早期资本拥有者并不一定是通过盘剥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产生价值创造生态系统，而是与提供非货币资本价值的自然人平等对价。所以资本主义在被颠覆，社会主义也在利用资本金融，这些变革每天都在发生着，矛盾和冲突必须让我们不断认识、不断修正，任何带着固化的眼光看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东西都会流于教条而适应不了社会的变革。怎么可能推倒重来！

也许就是这样一些神志不清的认识——老一代人对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意识形态包袱，以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惯性，严重影响了中国资本市场、资本金融的发展。仅仅以房地产一个行业为例，从1995年开始的股票公开发行额度制到2015年的20年间，中国经济最大的经济总量一定是和土地相关的城市化和房地产，但是，中国股票市场或明或暗的不知道多少次不允许房地产公司上市。到底原因是什么，不外乎几点：第一，这个行业最大的赢家是各级政府和银行，而银行主要是公有制控制，更多房地产公司上市，必然造成大量利益跑到股市、跑到民营资本控制的房地产公司；第二，房地产行业赚钱相对容易，专业要求、技术含量不高，公有制经济容易主导；第三，房地产行业本身的金融属性，非常有利于货币金融形态的发展，所有货币金融载体都可以利用土地、建筑的不动产质押特性来发展。就连中国独有的信托投资公司都被异化成为商业银行的外延工具，没有一个在从事信托投资业务，全部沦为影子银行。

中共十八大之后，才发现整个中国的资产几乎就是一个全债务资产。过去每年形成的高GDP增长经济和资本金融关系甚微，甚至曾经沦为帮助填补国有企业亏损的工具。股票市场完全不是经济的晴雨表，资本金融与货币金融的关系被严重扭曲。多层次资本市场被货币金融为主的无形之手扼住了咽喉。高负债的货币金融模式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最大伤害有两点：一是全民卷进房地产，造成人民币高估值，提高了中国财务成本；二是导致中国制造没有抓住转型升级的机会，由制造大国成为制造强国。造成大量低端产业产能过剩，高端产业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被动的延续就是危险，尤其对于中国这个人口众多、资源贫乏、还没完成工业化过程的国度来说，我们也许又该唱《国歌》了。

改革就是被逼出来的，新一代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个危机。一方面要遏制债务金融的过度膨胀，尤其是非实体经济领域，控制政经一体的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危机；另一方面鼓励资本金融发展，放开资本市场的许多审批行为以及过度监管，下放监管权力。让债务资金转换为直接资本，改变整个国家的负载率，提高净资产比率，挽救实体经济。最后倒逼货币金融结束高利贷经营的历史，在传统产业领域一方面保持房地产、汽车产业等城市化商业模式不要断崖式崩盘，逐渐降低城市化速度，消化房地产库存，避免造成金融危机；另一方面，加快新兴产业发展速度，提高消费产业附加值，也就是提高消费供给环节的水平和能力；另外，改革金融市场结构，降低货币金融比重，提高直接金融，也就是资本金融比重，使之成为中国经济未来10年的国策。但是关键在于转型升级的方法在哪里？资本市场拉动能力提升之后，投资融资问题解决之后，消费升级的空间又在哪里？工业化没有完成，几乎所有需要升级转型的“天花板”都在日本、欧洲、北美发达国家，几乎所有高端消费品的品牌、价值链的重心也在发达国家，我们可以跨越式发展吗，可以弯道超车吗？

不管是乐观还是悲观，我相信很多人有不同的观点。能否成功，取决于很多因素，这也是本书要讨论的核心观点。个人认为中国一定会成功，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

从2015年初开始，中国整个中产阶级已经感觉到无所适从。在经济增速较快的时候，货币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压迫不太明显，而一旦经济增速放缓，在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没有降低的情况下，债务成本的上升就会使大批中、小企业感觉到生存困难了。全年我有多次演讲，几乎每一次都被问到同样的问题。很多中、小企业经营者在这一年放弃了自己企业的经营，要么转型、要么投资到证券市场。

2015年，在中国资本市场25年之际，已经迎来真正的发展里程碑。这就是我的信心所在，也是我们的希望所在。这个里程碑的特点就是：中国为圆心、全球为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