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在经济总量上，毫无疑问已经是世界第二，但是今天的中国经济形态和工业革命是什么关系呢，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在2020年实现工业化，那么实现的标志是什么呢？

我们常说，我们用三十多年时间走了西方三百多年的路。在我从事全球并购业务之前，我也这么认为，但是我现在不同意这种说法，而且越来越觉得这种观点非常害人。其实大家一定要清楚，中国凭什么会有今天的成绩。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比较清楚地解释过这个问题。

1977年邓小平复出的时候，整个中国满目疮痍，确实处于崩溃的边缘。当时，国际上主要的发达国家都已经完成工业化，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非常成熟，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经出现，主要产业已经开始进行全球分工，西方发达国家的过剩产能必须被消化，产业资源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邓小平通过对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的考察，一方面看到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令人吃惊的差距，同时也看到了国际资本、产业过剩需要中国这样巨大的市场来消化。当时国内将这个关系称为国际经济大循环。一旦我们打开国门，改革开放，西方的产品、技术、资金、设备就会像瀑布一样汹涌澎湃而来。我们可以利用西方的资本、技术、设备等实现爆发式发展，而不是像西方那样用几百年渐进式地发展。我们短时间内获得了产品、技术、资金，但投资融资、公司治理、战略管理、工艺流程、金融服务、资本市场、企业文化、商业诚信、技术标准、商业规则、产业工人、高级技师、职业经理、制度设计、质量控制、法制基础等许许多多像密码一样的产业与商业的综合要素是需要经年累月积淀而成的。同时，我们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国家，产业资源、金融资源被高度垄断于政企不分的国有或国有控股旗下的企业，行政配置能力远远大于市场配置能力。同时，由于技术壁垒、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发达国家在高端装备、新材料、新技术领域的封锁，在整个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生态里发展了几十年的中国，依然全面处在产业链的末端，也处于价值链的尾端。高附加值资源与高附加值利益也不在中国。

所以，这三十多年我们所拥有的只是工业化的躯壳，而没有工业化的灵魂。

过去十年，我们过度依赖于城市化以及伴随而来的基础设施现代化、房地产开发泡沫化、汽车产业全民化，导致中国经济结构非常不具有可持续性。房子、车子、银行的票子成为中国经济的主题词。

企业层面，资源型企业都是高度垄断的，竞争性企业，产业集中度都是非常低的。中国在世界500强的企业，没有几家是从零开始创业形成的；除了民营企业，没有一家企业在中国以外收入占比可以达到10%的。

所以，中国工业化存在的不是数量上的差距，而是质量上的差距。随着工业的过剩、房地产过剩、地方政府负债过高、资本金融与债务金融比例失衡，产业升级、消费升级调整产业结构，对国有企业进行进一步产权制度改革，调整金融负债结构才能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同样，工业化的核心是工业化的主体企业构成。承载完成中国工业化使命的还是企业，没有一个强大的企业群体，工业化是不能保质保量地完成的。中国企业的水平决定中国工业化的水平。

承载着中国实现工业化使命的中国企业群体有着天生的缺陷。中国的企业主要是按股权属性来划分的。一类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一类是私人资本控制的非公有企业，还有一类是中外合资企业。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在整个产业领域拥有绝对的优势，它们与各级政府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基本上承担着各级政府投资融资的功能，几乎是政企不分。企业和行政官员经常跨界任命。所以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在产业资源、政策资源、金融资源方面处于优先地位。自2003年开始建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来，公有制企业的主体地位更加强大，非公有制企业完全处于不平等竞争环境。国有或国有控股的这些优势，弱化了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环境中的能力，存在国际化程度低、市场化水平低、竞争能力缺乏、经营效率低、管理层次太多、决策效率低下、腐败严重等问题。由于金融资源的倾斜，银行放贷的主要对象都是国有企业，而一些国有企业又通过金融机构把银行提供的低成本资金流向民营企业，导致民营企业资金成本过高、发展缓慢。所以，民营企业从事实体经营的积极性大大降低，转而热衷于金融投资、资本运营，甚至参与民间金融，大量投资于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村镇银行等。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我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全部过程，和中国各种类型的企业都打过交道。计划经济时期，我曾在多家企业工作过。第一家是重庆九龙坡区农机厂，这是一家从事小型农用水泵生产制造的集体企业。1976年10月到1977年5月，我在这个工厂学习了半年的铣工技术，整个工厂只需要按照图样把一种产品熟练地生产出来就行，不用作任何研究、开发、创新。而我的师傅是一个非常喜欢动脑筋的技术工人，他凭着兴趣和爱好，潜心进行研究多年，创新性地发明了一种可以在水下工作的封闭式水泵。但是，他的技术成果没有得到任何人或任何机构的鼓励，更不要说什么资助了。这个发明不了了之，最多给了我的师傅一个“土工程师”的绰号。

1977年，我以几乎千分之一的比例考上重庆机械技工学校，这个学校是厂校一体的体制。1951年创办时，就是一所学校，也称为半工半读学校。学校有一个校办工厂，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为学生提供实习的场所。这种半工半读学校是苏联的创造，也只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才可能办到。学校和工厂都由国家投资建设，为国家培养技术工人。不但不收任何学费，还给学生发生活费。我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恢复高考中考招生的学生，整个学校才招收了100个人。结束“文化大革命”磨难，国家恢复秩序，师生们表现了极大的工作与学习热情，这个时候，我才生平第一次觉得认真学习得到了知识与技能，过去的教育基本等于零。如饥似渴的学习目的不是为了挣钱、追求富裕。最起码的需求是可以有一份国有企业正式工的职业。而最高的理想就是为四个现代化作贡献。金钱、地位和享受与我没有半点关系。

1979年，技工学校毕业，被分配到重庆起重机厂，我成了典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开始有个人奖金、按时间计算报酬的产业工人。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刚刚开始摆脱完全的计划体制，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完全向上级缴纳的利润可以部分留成。而此前，收支完全是两条线。所有支出全部由上级主管部门下发，所有收入完全上缴上级主管部门，企业只是工业管理系统的一个部门，不是一个独立的、自主经营且自负盈亏的经济载体。这就和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企业大相径庭。到1991年我离开国有企业“下海”进入私人企业时，才体会到公与私竟有天壤之别。

事实上，中国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工业化，直到1984年才开始。即使这样，中国的工业化与西方的工业化还是存在着社会主义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巨大鸿沟。这种鸿沟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早期曾经有过表现。武汉柴油机厂这个公有制企业曾经在1984年聘请过一位德国退休专家格里西当厂长，德国厂长和中国企业管理之间的巨大差距曾引起过不小的震动。看起来只是管理经验和职业素质上的一些差距，但背后最大的差距一定渗透到了产品、技术、质量、品牌、工艺、产业生态等各个方面。从贸易开始的产品输入、企业要素输入、资本输入虽然几十年来一步一步融合过来，中外企业有形无形的差距实在难以表述。只有到了最深层次的并购整合才会深切地发现，并购犹如婚姻，婚姻尚且是每个国家都存在的难以解决的普遍社会问题，而跨境并购更是一场跨国婚姻，虽然充满了异国情调般的浪漫与幻想，但也荆棘密布。

除此之外，中国这几十年的工业化内容和工业化产业结构同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的内容与产业结构也是不一样的。

首先，发达国家在进行工业化的时候，一切都是从小而大的积累，都是从无到有的创新，产品的进步、技术的进步、管理的进步没有前人留下的东西可以借鉴；而中国的工业化引进、吸收、消化了世界产业文明的成果。

其次，发达国家在进行工业化的时候，是逐渐由某个区域发展到整个国家，再发展到全球；而中国在进行工业化时，一开始就面临全球产业的重新分工、重新配置，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已经形成，难以在完全孤立的环境里独立布局、独立自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环境已经不复存在。

再次，中国同时开展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发达国家又开始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于是出现三次工业革命同时在中国出现的现象。

2015年3月，我在中国著名的小商品城市浙江义乌考察世界袜子大王浪莎集团时，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现象。在集团的陈列馆里，同时陈列着手摇织袜机、齿轮传动织袜机、计算机控制织袜机三代产品，分别代表着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但是我仔细一看，手摇织袜机竟然是1982年生产的，距今只有三十多年，而西方发达国家三次工业化之间的距离是几百年。

最后，中国工业化进程与西方工业化进程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差距，那就是人的差距。西方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经历了一代又一代产业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不断的探索、积累和传承。而中国的情况可复杂得多。我相信，在1949年前中国就有了织袜子的工厂，但是在1949年之后，私有制改变成了公有制，生产经营体制发生了完全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个体工商业者发展起来的私有制企业以其灵活的市场机制、高效的生产经营节奏、低廉的生产经营成本很快占领市场，显示出比国有企业更有优势的竞争力，到了90年代后期，原国有纺织企业从原材料到生产贸易整个产业链几乎全军覆没。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前从事纺织行业的资本拥有者丧失了拥有权，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在“文革”期间遭到压迫；国有企业培养的技术人才又因为国企的抓大放小、关停并转成为下岗工人；沿海各私有企业、乡镇企业除了到内地聘请一部分技术骨干之外整个管理团队、销售人才、设计创意领军人物完全是断层的。

改革开放以来，绝大多数行业的领军人物都是半路出家的。以我为例，在从事资本市场之前，我当过工人，教过书，当过政府官员、国企厂长、推销员，从事资本市场的时候对资本市场一窍不通。王石做房地产的时候，从来没学过房地产；尹明善50岁创业时是一名教师；谭木匠创业前当过乞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代创业者都是这样半路出家的人，也没有系统地学习过商业和管理。早期创业者目前到了传承给第二代的时候，第二代又是独生子女居多，不是没有合适的接班人，就是子女不愿意继承家族企业。创始人的创业精神、产品设计、管理风格、企业品牌、企业文化难以形成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积淀。

广东、福建、浙江在1949年后，由于战略原因几十年来都不是中国工业发展与投资的重点，而目前中国大量的电子产品、医药产品都来自这几个地区。短短几十年发生的剧烈颠覆、震荡与西方几百年的积淀形成强烈的反差。

这样的差距使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一开始就出现以上这些深层次的特征，也可以称为特殊的国情。

过去，我对于中国工业化和西方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关系的认识基本停留在书本上，在最近几年研究了一个又一个发达国家的项目，尤其是第一次参观了位于慕尼黑德意志国家博物馆那一件件展品之后，我终于明白中国的差距到底在哪儿了。一个是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来逐渐在技术和产业上从横向门类和纵向深度循序渐进、水滴石穿的传承和积淀，形成了数不清的技术专利、生产工艺、数据积累、经验传承；再就是看不见的产品和产业逻辑关系以及工业文化、企业文化、产业文化等。很难出现所谓的“半路杀出程咬金”“乱棍打死老师傅”“弯道超车”这样的忽略产业规律和文明密码的不遵循秩序的成功。

2014年，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下高速增长了几十年之后，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点，这个历史转折点有两个非常典型的特征。

第一，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全年国民经济总产值（GDP）为7.4，预计2015年为7.0。

为什么会出现增速放缓？有很多解读方法和理论。最简单的逻辑是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长期保持高速度增长，中国过去“低水平、高增长”，必须要让位于中高速度的高水平增长。这被称为“新常态”。

我个人是不同意这个逻辑的，但是现实让我们不得不接受“新常态”。我觉得中国在没有完成工业化的阶段是不允许降低增速的，如果我们在高速增长阶段同时又完成了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这个时候还是应该保持高速增长，即使在这个阶段我们的GDP不出现高增长，但是也不要出现收入的减少。也就是说速度可能放慢，但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对冲了总量下降带来的困惑。现在降速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找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法。尤其是2003年开始实施的整个宏观经济政策，截至2013年持续了整整十年时间，这个十年，错过了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的最好时机。这十年，我们培育了国有垄断企业，形成了强大的国有资本；几乎所有金融资源被公有制企业占有，金融资源绝大多数倾斜于一级、二级、三级债务融资。第一级直接贷给资金过剩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第二级通过杠杆放大以信托方式形成影子银行，再次贷给各类房地产公司；第三级通过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民间借贷才到民营企业。城市化、房地产、基础设施投资、汽车产业主导了过去十年中国GDP的内涵。在必然造成钢铁、水泥、建材、工程机械、资源产业严重过剩的同时，我们没有抓住世界市场出现的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的有利时机，包括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到来之时，我们也错失了全球并购的最有利机会，结果反而利用四万亿的刚性投入恐慌性地制造过剩。

升级转型、结构转调整没有完成，反而是落后的产能形成严重的过剩与结构性通胀，以及即将爆发的又一轮银行债务性坏账，形成大量不良资产。

第二，大量重工业产业严重过剩。

我们曾经以中国制造为荣，我们也自诩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大国。但是我们并不拥有制造所需要的高端装备技术，几乎任何一个细分市场的核心技术都不在中国企业和中国资本手上。我们的过剩其实是一种低水平的过剩、结构性过剩。

例如，全球汽车行业欧美国家和地区产能相对过剩，或者供求处于平衡阶段，但是随着收入的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国与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但是，中国造汽车的钢材、低端汽车零部件、中低端国产自主品牌汽车才是过剩的。钢材、水泥、工业电气、工程机械、载重汽车、基建劳动力也是过剩的。但是，如果中国手上拥有通用电气、拥有西门子、拥有卡特皮勒、拥有杜邦、拥有三菱重工、拥有大众汽车这样一些世界级装备制造企业，我们会担心目前的过剩吗？

2011年，我曾经只差一步就并购了日本著名的特种阀门企业。通过调查，这家企业是日本仅有的一家耐高温、耐高压、耐高腐蚀特种阀门企业，全球这种水平的特种阀门企业大约只有六七家，其余分布在美国、欧洲，中国一家也没有。而中国则是全球最大的特种阀门消费市场。并购过程中，我们发现，日本这家特种阀门企业的优势在于阀门材料的配方和制造工艺。这些技术成果是这家企业在用户无数次的购买使用、信息反馈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创新、变革而形成的。尤其是很多技术诀窍，很难用图样、语言去描绘出来，很多东西就是靠老师傅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手感，通过师傅和徒弟的关系代代相传。这家企业的产品主要用于钢铁、冶金、化工、医药这些大型制造企业，但是，由于日本已经是一个早已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这些产业很多都已不在日本，而是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尤其在中国。中国几乎已成为这些产业的全球最大生产国。因此，中国就成了全球最大的特种阀门的使用市场，而中国自己又造不出高水平的特种阀门产品来。

通过市场调查和行业分析，我发现一些非常特殊的现象。在整个阀门市场，使用量最大的是普通阀门。单品价格低、用量大、低值易耗，全中国有数不清的阀门企业在生产制造这样的阀门产品。而使用者几乎都是大型国有企业，由此形成的产业生态就是成千上万家生产中低端阀门的企业像饿狗扑食一样哄抢着各大国企对阀门市场的需求。这完全是低值易耗的恶性竞争。除了必须用特种阀门的特殊情况需采购特种阀门以外，能够用国产的一定不会用进口的。原因是国内阀门的损耗快，买阀门的总需要采购，才有回扣可拿；卖阀门的只管数量不管品质，没有任何兴趣把钱投入到研发特种阀门上去。这样特种阀门的使用量越来越少，制造特种阀门的这家日本企业越来越难以生存，到了破产边缘。当我提出要购买他们的全部股权的时候，虽然他们不愿意出售，但实在没办法生存下去了，他们已经借了很多钱投进企业，仍然难以救活企业，只好同意出售全部股权。后来知情者告诉我，这个老板就像战斗到最后时刻弹尽粮绝的武士，等待他的可能就是切腹自杀一条路了。挣扎得十分悲壮。然而很有意思的是，我发现这个企业的销售历史一开始是采用销售代理制，完全由中国阀门经销商全额代理。代理商和生产商发生了很大的分歧，分歧的原因是拥有绝对技术，掌握着制造企业全部股权的日本公司亏损越来越严重，而代理这个产品的中国代理商非常赚钱。日本企业家很想摆脱经销商，几经尝试根本打不进经销商这个群体，直接销售给用户又会提高销售成本，而且人家不会直接买他的，因为日本人不会给回扣。制造商几乎就被经销商拖死了。趾高气扬的经销商反过来提出要并购日本企业，开价是2000万人民币。日本企业家再忍气吞声也不愿意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企业家生涯。也许，切腹的日子就这样渐渐临近。

这个时候，我的“全球并购、中国整合”的理念获得了日本企业家的认同，我联手国内几家福建阀门制造经销企业共同出资来并购日本公司，通过整合提高竞争力来获得制造优势。一方面挽救日本这家百年阀门品牌，延续日本工匠们精湛的技艺，另一方面，同时改变中国非常恶劣的阀门制造生态，提高中国特种阀门的制造水平。

我们什么都准备好了，准备去日本做尽职调查的时候，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大地震和海啸。小泉纯一郎首相救灾措施里有一项措施是由日本政府成立救助基金拯救濒临破产的中、小企业，两年之内不接受破产申请。日本这家特种阀门企业也在救助之列，地震拯救了它。那天下午，他们告诉我四点钟时，如果第一批200万美金到达账户，我们的合作终止，如果没到，就把企业卖给我们。幸运的是，美金到账，他们获得救助，我们失去一次并购机会。但是，我仍然给这个企业家去了一封信，我告诉他：虽然从商业来讲，我们非常遗憾，失去了一次并购优秀日本企业的机会，但是，只要这个我们共同的工业文明财富得以保留下来，继续生存下去，我们也为你感到高兴。

这个未能成功并购的案例让我得到很多启示。

一、解剖一下中国制造业某个细分产业领域就会发现，中国制造停留在非常低端的水平，十分危险。

我曾经考察过四川三州特种钢管企业，通过考察发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也是最大的钢管生产国，天津、河北一带就是中国钢管最大的生产制造基地。但是，不论从材质还是制造工艺以及特种用途，用在潜艇、导弹、航母、化工、冶炼领域的许多特种钢管技术都控制在德国、日本、美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手中。

二、中国制造业的产业机制和产业生态存在严重问题。

从整个中国制造的产业机制来看，大型制造企业都建立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产业基础之上。这些产业基础的特征是循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产业原则而形成的。每个产业领域都是大而全，即使20世纪90年代进行市场化改革，也没有真正使整个中国制造力量成为市场主体，对外开放也主要通过引进、吸收、消化来提高技术水平，并没有掌握多少先进技术和工艺，产业集中度有了，但是大量核心技术还是没有。近年来诞生了不少非公有制的制造企业，他们成为中国制造的新生力量，但是由于成长时间不长，在技术上、研发上投入不够，一样在国际市场中缺乏竞争能力，往往成为国有制造企业生态链上的补充环节。

三、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尤其是竞争性行业里如果不进行很好的改革，是没有希望的。

现代制造业的竞争由于中国的崛起，竞争态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的市场优势和低成本优势把过去具有传统制造业优势的西方企业挤压到一个狭小的空间，中低端产品都被中国企业瓜分了，他们只能保留高端产品市场优势，但是成本高、利润下降、市场空间缩小导致他们有效投入严重不足，但他们又必须固守他们的阵地。而中国国有企业由于产权制度问题，很难与国际企业通过产权的融合获得高端产业资源，而民营企业却因为产业综合资源的缺乏，既没有优势又没有能力与国外企业融合。

希望寄托于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使他们能够与民营企业在产权上真正的“混合”，这才有机会和外资企业在产业资源上进行充分的整合。

四、全球并购、中国整合的市场空间非常巨大，是中国提高制造水平，提高制造竞争力，实现产业升级最好的方式。

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还固守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理念，依靠自己的力量或者还是停留在招商引资的层次上来提升中国的装备制造水平，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我们就要犯巨大错误了。事实上，我们真的在犯这样的错误，我们没有找到合适的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好办法。这一轮经济放缓就是没有在最好时机实现经济转型造成的苦果。

五、城市化率超过50%，出现阶段性饱和。(www.daowen.com)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通过工业化、城市化来带动的。改革开放带来了工业化，劳动力红利、低成本红利让工业化洪流滚滚而来，西方过剩的、亚洲四小龙转移的产能释放到中国这个全世界最大的低洼地带。工业化增加了收入，提高了消费能力，也带动了城市化。城市化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各级地方政府，他们通过大量的低成本获取农民的土地，在一级一级土地和不动产价值提升中，获得巨大财富。城市化率在三十多年里从30%上升到50%，也就是说过去三十多年有××亩土地从农村用地开发变成了城市用地。一亩地的价值，从平均×万元提升到×万元，仅仅土地价值提升带来的财富就高达××万亿这样的天文数字。如今，有些疲惫了，在土地大量挥霍的同时，带来了同样25万亿这样天文数字的高额地方债务。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李新政面临的巨大困难之一就是如何化解如此高额的地方债务。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处于商品极度短缺时代，“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成为每个家庭的理想配置。90年代初期，消费水平终于上升到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这个阶段。大众消费品的生产制造带来了两个巨大变化，一个是诞生了中国的轻工业、电子、家用电器等大量消费品工业，使计划经济时期单一重工业产业结构得到巨大改变。另一个就是大量而充分的就业增加了居民收入，同时也激发了投资、创业的热情。城市工业的发达，又吸引大量农村人口到城市打工，改变了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

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当时的四川巫山县官阳区当副区长的时候，真切地感受到这样的变化。工业的发展，使乡镇企业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因为农村有劳动力优势，工业企业里的一些技术含量不高、劳动强度很大的产品从城市工厂外包到乡镇企业，大量用工需求出现。我在重庆联系了多家企业，他们给我提供了一百多个临时工名额，回到区里将名额分派给各个乡镇，很长一段时间没人报名，好不容易招到几十个，送到重庆后，不到三个月，几乎全部回到大山里。十多年过后，我又有机会碰到从官阳区到北京打工的老乡，再向他们打听时，他们告诉我，农村的主要劳动力几乎走光了。

劳动力的外出把大量农村廉价劳动力解放出来，满足了初级工业化的需求，增加了农村家庭的收入。大量来自工业化的收入降低了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对种植业、养殖业的依赖。渐渐开始出现农村承包土地象征性耕种或者无人耕种，土地转租大量出现，人多地少矛盾开始缓解，农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开始发生变化。这就为城市化创造了基本物理条件。

在经历几大特区试验和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城市化开始由东南沿海往内陆蔓延。1992年到2012年整整20年的时间里，随着道路、交通、通信、电力条件的改善，政府也从土地投资开发中尝到甜头，学会了通过土地一级开发、二级开发获取级差地租的方式，通过国家开发银行大规模长期、低利率信贷资金的支持，获得大量土地开发贷款。土地经营成为政府预算外收入的重要来源，很多地方土地财政远远超过预算内收入。同时，这个时期又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投入，中国工业从加工业到中国制造迎来黄金时代。新城建设、旧城改造以及后来和工业化相结合的大型产业园区的开发，把国外发明的产业园区“玩”到了极致。最早的经济特区到后来的高新技术园区、经济开发区、国家级新区、产业集聚区、专业化产业园国家级、省市及县级让人目不暇接。

整整20年过后，尤其是2007年、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开发区严重过剩，不管什么样的招商方式也再难完成招商计划。海外企业到中国来的投资者渐渐减少，中国制造在经历4万亿投入的拉动之后，疲态尽显。土地一级开发规模太大、负债太高，土地二级市场招拍挂数量受制于房地产市场疲软而大大减少。过剩的土地储备没有消化，房地产宏观调控又让中央政府紧缩了土地供应指标，各地严控房地产贷款，结构性通胀开始出现。

事实上，城市化率过高的危机已经显现。最大的危机就是堆积在土地、不动产、开发商、政府投融资平台、消费者身上的巨大信贷资金。这个过程还造就了全世界最赚钱的商业银行。

六、从政府到企业，负债率到达承债极限。

城市化带来的机会表现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奇迹。中央政府其实早早就发现了这种经济结构不是永动机。早已经提出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实现产业升级。但是，由于高速发展的惯性，已经很难停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步伐。201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中央高层的一次权力更替之后，政府高负债、企业产能过剩形成的高负债已经积重难返。

土地链条运转的停滞，很快就让这个链条上的所有制造企业的危机浮出水面。钢材、水泥、建筑材料、装饰材料这些大宗商品销售困难造成的影响很快传递到这些企业的上游。煤炭、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原材料价格大幅下降。这个链条上的所有企业几乎都是重资产企业，主要依靠流动资金维持企业运营。

七、中国的传统产业几乎每一个领域都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上游和价值链的下游，产业链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严重倒挂。

我们以钢材为例，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大国，同时也是最大的消费大国。但就是在拥有最大的产能、最大的市场这么大的主动权的情况下，我们并没有拥有高品质钢铁制品的技术掌控权。我们甚至连铁矿石的定价权都掌控不了。

2012年，我们接触了四川川威集团这个四川最大的民营钢铁集团，当时给我的印象是三个100万吨——100万吨钢，100万吨铁，100万吨焦煤，是四川民营的钢铁大王。但是在和他们交往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只关心产能，只关心规模，而不关心产品结构。因为中国钢铁市场最大的需求就是建筑用钢。至于特殊钢、合金钢、高品质不锈钢，他们都不用考虑。10年时间他们的规模扩大了5倍，本来就已经处于不可思议的增长的时候，再次加大杠杆，向千亿级企业进军，投资进入钒钛资源领域，导致现金流断裂。10年前他们目睹了德隆的倒塌，10年后，我们也看到他们重蹈覆辙。

2013年，我去加拿大并购全球著名镁合金制造企业迈瑞丁（Meridian）时，山西省委前书记袁纯清也带领一个考察团参加了我们的签字仪式，随行成员中，就有太原钢铁集团的董事长。当时我手上就有一家意大利著名不锈钢长材企业要出售，而太原钢铁是中国最大的不锈钢生产基地。我当时非常高兴能够在这样的场面下认识太钢集团领导，认为这是向他们推荐并购意大利企业的绝好时机。我们先是现场交换名片，交流业务，对方在这样的环境下对我也留下好感，知道眼前书记都来见证签署的项目是我推动的，这位领导对我刮目相看。这位领导在现场表现很积极，也谈到对意大利项目的兴趣。可是回到国内，态度骤变，先是对我打过去的电话感到陌生，好像在加拿大的交流就没有发生过似的。勉强记忆起来，对我说，你发一份资料吧，不锈钢长材我们自己也能生产，也有出口，意大利也不比我们先进多少。我才知道，我被忽悠了。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想法，完全是我在那里自作多情。

民营企业盲目发展，遭遇陷进；国有企业不思进取，谁来提高？

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国汽车行业。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引下，20世纪50年代制造出国产的解放牌汽车，又在70年代制造出东风牌汽车这样的商用车，后来又制造出上海牌乘用车、红旗牌轿车。但是改革开放后，才发现，我们与发达国家的汽车工业差距太大了。20世纪70年代，国内第一次引进的外国汽车竟然是日本的淘汰二手车。日野牌二手车进来时，以其强劲的马力、舒适的驾驶舱、优良的机动性震撼了中国汽车界。据说由于害怕让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好处，进来时，把车上好多舒适的配置都给拆掉了。即使如此，还是小孩子的我，每次在大街上遇到停在路上的日野汽车总要停下来驻足看上半天。那个时候，重庆汽车制造厂也能制造出国产载重汽车山城牌，在山城重庆山城牌就是重庆汽车产业的骄傲。但是当日野载重汽车这样的二手车在中国公路上大行其道时，我们自己造的新车才显得自惭形秽，我们才知道什么是落后和差距。很快，重庆市引进了同样来自日本的五十铃轻型卡车，没多久，耗油、笨重、性能极差、被引以为傲的山城牌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历史舞台。重庆汽车制造厂也更名为“重庆庆铃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并且成为获得在香港发行H股的中国第一批九家企业之一。

从商用车到乘用车，中国私人消费汽车时代来临。但是，中国却没有在这个大时代来临之时，培育出自己的品牌，各省争先恐后的引进国际品牌。30年后，整个中国汽车产业市场几乎都被外国品牌占有。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汽车产业市场，也成为全球最大汽车消费市场，但是，产品链条上，一类是完全进口的汽车，另一类是通过国产化在中国生产的汽车。完全进口的汽车我们除了通过高关税把外国汽车制造商的利润转嫁到中国高消费领域的富豪们身上之外，我们什么也没得到。虽然我们一再希望减少进口，尽量国产化，可以卖我们的原材料，卖国产的汽车零部件，增加就业，增加GDP，但是，在资本链条上，中国的低成本制造所带来的高额利润却是我们看不见的伤痛。不仅整车，其实高端零部件的70%都是外资控股的。

后来发现，几乎在整个高端装备制造领域都是一样的结果。机械设备、电力设备、交通运输设备、医疗器械和设备、航空航天设备领域低端的产品，几乎都是中国制造，高端的、高附加值的、高性能的几乎都掌控在发达国家以及全球性跨国公司手上。

八、产品升级、技术升级、消费升级、产业升级成为巨大压力。

由于国家巨大、人口众多，什么样的工业门类都可以在中国市场形成完整体系，什么样的消费品都可以在中国形成这个消费品完整的市场。早期中国发展经济时消费能力不足，需要大量依靠出口，工业投入需求巨大要引进外资。三十多年以后，产业生态、消费生态、投资融资生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劳动力价格上涨了，土地价格上涨了，企业综合成本提高了，但是我们的产品附加值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没有多大提高，生产技术没有多大提高。于是，很多企业无法在原有地区生存，或者企业需要在投资、技术、产品、市场、原材料、市场、研发很多方面都升级才能存在。企业需要并购、整合才能符合生存的逻辑，行业的集中度要达到较高的比例才能生存。这些巨大的高水平产业经验与产业理论都给我们的企业和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意识到了，但是缺乏手段，企业意识到了，又缺乏能力。国有企业没有调整升级的机制，民营企业缺乏调整升级的投入。尤其是2002年到2012年这10年，整个中国市场、中国经济主要是城市化大投入，主要发展的产业是以城市化为核心的房地产业，这个产业带动的主要就是钢铁、水泥、建材、装饰、设计、家居、家庭消费品以及城市化延伸产品汽车产业。许多大型企业也经不住房地产的诱惑，依靠房地产赚钱、存活。四川长虹，曾经的著名电子和家用电器企业，没有做房地产，衰退了；鲁能、海尔、海信、保利、华润，都因为房地产获得了发展。而一些在制造领域、生产领域完全没有能力的企业成为成功典范，如万科、万达、恒大。企业综合升级需求被忽略了。

当这样的产业结构出现危机、出现饱和、出现巨大的债务风险、出现整个中国经济放缓的“新常态”的时候，我们才突然发觉，好像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九、工业化还没完成的同时，能源革命、信息革命、生物技术带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滚滚而来。

这个时期，出现了人类工业革命史上的另一个奇特现象，就是新的工业形态出现了，被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

人类前两次工业革命都表现出很清晰的阶段性和地域性特征。第一次工业革命诞生在欧洲，以蒸汽机发明和产业化为特征，缔造了强大的欧洲工业文明；电灯、电力、电气化发明于美国，使工业化的能力和效率比欧洲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强大了许多。当第二次工业革命出现很多不可持续的现象时，以能源革命、信息技术为特点的工业形态诞生了，产业能力不仅强大，而且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减少了。

非常有意义的是，中国还没有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过程，还没有完成整个工业由相对低端向高端的转型升级，就突然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形态。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外遇”，还没来得及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白头到老”，就突然接受了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个“小三”的拥抱。而率先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欧洲，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反应显然是落伍了，而美国不仅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动者，还是许多核心技术的发明者与控制者。

穷怕了的中国这个时候的表现有些特别。一方面是着急，好像掉进陷阱的一群人中突然伸进来一只救命的手，需要争先恐后的抓住，不然就无法生存一样，完全忘记了这个时候还有更适合的人先出去；另一方面，并没有清楚这个时候逃离陷阱是第一位，还是等待把陷阱搞清楚是第一位。我们很多人首先是夸大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作用，好像可以通过第三次工业革命彻底摆脱今天还没完成的工业化约束，超越欧洲、超越北美。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全球性科技狂潮，就是最好的解读。刚刚出现互联网，几乎所有人把互联网的未来当成现实，中国的上市公司也跟着疯狂，只要一个上市公司宣布触网，股票飞涨不疑，接着很快被现实打回原形。至少九成以上的网站破产倒闭。这种疯狂并没有让人冷静，经过二十多年，互联网技术出现很多突破，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开始多元化，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使社会交往更加便利，让互联网为人们带来更加方便、有效的体验。阿里巴巴在电子商务上的成功带动了整个电子商务世界的新梦想，互联网金融、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造成了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巨大冲击。德国提出工业4.0计划使得传统产业与互联网的结合出现一片生机，不仅使新兴的互联网可以更接地气，同时可以提高制造业的精准度和效率，降低成本、节约能耗、减少人工。

这对中国是一个考验，也是一个机会，一个诱惑。如果不解决产业瓶颈，继续通过各种有效方式完成产业结构转型，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而是经不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诱惑，放弃老老实实走完第二次工业革命历程，我相信会很危险，甚至是致命的灾难。这种迹象已经出现。

最典型的莫过于汽车产业。汽车产业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最伟大的产业成果，自20世纪发明汽车以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所有成果几乎都可以在汽车上找到相关的应用。工业设计、机械制造、工业自动化、材料科学、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动力与能源、精密制造等无所不包。中国在汽车产业领域的产业水平和产业关系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在整个第二次工业革命领域的关系。由于我们在技术、管理、品牌上难以突破发达国家的优势，我们就总想着弯道超车。在21世纪刚过十多年的时候，已经完全坐不住的中国，以为新能源汽车的出现可以重新改变全球汽车产业的版图，以科技部为首，提出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从规划之初的2011年开始，五年达到50万辆汽车的水平。中央拿出2000亿元给予扶持。于是各种新能源汽车大跃进计划开始出现，有的大上锂电池，有的大搞混合动力，从来没有搞过汽车的提出新能源汽车已经不是汽车的概念，是对传统汽车产业的颠覆，传统汽车厂商已经习惯于传统的造车工艺和技术，不可能挑战自己，等等。几年过去，钱花了不少，50万辆计划只实现了10%左右，弯道超车没有实现，反而一个惊世骇俗的新能源汽车特斯拉的出现让整个中国闹了一场欺世盗名的笑话。

在此期间，我参与的两个与汽车产业相关的事件非常说明问题。

2010年夏天，经人介绍我认识了从事新能源汽车投资开发的山东企业家贾秉成。他向我介绍了他已经在投资开发的新能源汽车项目的状况，通过这个项目，我对中国新能源汽车领域有了全新的认识。

贾秉成出生于内蒙古，曾经在山东泰安等地经商，人生履历里并没有从事汽车行业的经历，也没有在制造业领域当过工人、搞过管理的系统经历。但是，在2010年，他却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界炙手可热的人物。随后在2010年到2014年之间，我也亲眼目睹了贾秉成导演的非常荒唐的故事。

早在21世纪初，北京商人李长德就在人家编织的新能源汽车故事里投下不少的资金，创建了广州新美景新能源汽车公司，声称从英国亚历山大汽车公司那里学习了用全铝合金骨架和蒙皮解决汽车轻量化问题来制造新能源公交车。几年之后，投资不少，却完全不能产业化。无奈之下，用几百万人民币的价格卖给了贾秉成。

2009年，嗅觉灵敏的贾秉成抓住了中国要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机会，在急于想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找到突破口的山东临沂市，几乎不花一分钱，兼并了濒临破产的山东临沂沂星客车有限公司，获得客车生产资质，随后，将广州造出来的客车车体拿到山东，就造出来了名噪一时的沂星纯电动客车。由于临沂市政府要做形象工程，采购了30辆沂星电动车，又在市里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充电站。同时，贾秉成又利用世界电动车大会在中国召开之际大展公关、宣传的拳脚，还上了央视的《新闻联播》，贾秉成的国内第一个产业化纯电动客车的泡沫就这样吹起来了。我所在的北京安控投资公司当时在从事借壳上市业务，我们认为，如果培育得当有可能将这个公司注入上市公司。

我们当时认为，应该借助政府的热情，积极而优惠的政策，把国际先进的电动汽车理念、技术、管理带进来，帮助沂星电动车发展。我们联系了全球最大的城市公交运营商——法国的威立雅公司，让它来帮助我们利用电动客车进入公交系统。我们也对国内多家城市公交系统进行了调研，分析沂星电动车进入中国城市公交的可行性。没想到，我们的工作还在积极推进的时候，贾秉成财务上已经完全支撑不了了，欺上瞒下，挪用投资被公安机关抓进了监狱，闹出一系列荒唐故事。曾经将广州新美景卖给贾秉成的李长德，投资3000万元占了10%的股份，贾秉成不仅不知恩图报，反而挪用了李长德投资的3000万元。不仅如此，贾秉成还巧取豪夺，不出一分钱拥有了河南新美景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51%的股份。合作对方出资出地建厂房仅占49%。整个事件几乎就是中国从各级政府到产业界不尊重科学、不尊重产业规律、急功近利的缩影。不论产业战略制定者还是所谓产业专家，和整个电动汽车产业领域以及电池、电机、电控等领域，也包括金融、投资领域，都像患了狂躁症一样。

与此同时，通过我在2011年底对日本新能源汽车的考察，我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狂飙突进可能带来的恶果。我在日本金融界朋友谷川令治的推荐下，来到日本著名的庆应大学横滨校区拜访创造过时速370千米纯电动汽车速度纪录的清水浩教授，我向他们提出中国汽车界有人将2011年定义为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元年时，他们理性地告诉我，2015年有可能成为世界电动车元年。

中国在电动车领域的弯道超车没有成功，结果2012年美国推出来一款纯电动新能源汽车特斯拉，特斯拉以其优良的性能、超前的设计猛然间击碎了我们弯道超车的梦想。

我在2013年偶然认识了曾经和特斯拉汽车齐名的另一款新能源汽车——菲斯科尔。我的丹麦朋友尼古拉向我推荐过一个海外并购标的，这个标的就是菲斯科尔。

菲斯科尔是以菲斯科尔本人命名的一款新能源汽车。由于种种原因，菲斯科尔的创业没有获得成功，2013年宣布破产。此前，尼古拉希望我们来并购菲斯科尔。我于2013年向国内投资者发布了这个消息，得到的反馈并不积极。后来，李泽楷参与了进来，再后来万向集团也参与了竞争。2014年，万向集团以大约1.5亿美金收购菲斯科尔，而我曾经获得的报价只是2000万美金。

后来，我有幸在北京见到了菲斯科尔本人，他是一位汽车设计界的天才，曾经在福特公司担任汽车设计师，后来担任过阿斯顿·马丁的首席设计师。英俊的外表难以掩饰他的傲慢。我跟他讨论起菲斯科尔电动车的破产原因时，他认为电池系统还是有缺陷，一旦有缺陷，销售就有问题，就会和股东之间发生分歧。他辞职后股东们也没找到挽救的办法，最后不得不卖掉。我问他为什么万向买了菲斯科尔这个品牌而不选择重新聘请他回去，他认为这就是中国汽车产业的局限。他说他和中国汽车产业界打了二十多年交道了，他认为直到今天，整个中国汽车产业界还是不得要领，还是希望用最少的投入造最便宜的汽车，没有真正深刻理解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汽车产业深厚的文化。他认为，他毫不怀疑未来20年，中国一定是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也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国，但是，中国汽车产业的主导者依然是外国汽车制造企业和外国产业资本。

万向并购菲斯科尔已经一年多了，原有计划一再推迟不说，他们不仅没有将菲斯科尔的原创者请回去，反而放弃了花高价买来的菲斯科尔品牌。对于一个从未造过汽车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来讲，万向集团即使并购发达国家汽车零部件企业，也是有巨大整合难度的。也是因为相对落后的经济体对发达国家企业进行的逆向并购，本身就存在整合上的商业逻辑冲突，更何况买了企业、买了品牌、买了专利、买了技术而不把关键的人“买”过去，这非常值得商榷。

整合，是否会成为万向并购的一道墙，我不知道万向出于什么考虑没有使用菲斯科尔，但是我觉得这是一大遗憾。此次并购的未来，我们拭目以待。虽然鲁冠球先生作为民族企业家的精神让我钦佩，但是，他所提出的万向搞汽车的类似愚公移山的豪言壮语“我这一代成功不了我儿子会继续，儿子成功不了孙子继续”我不一定欣赏。时代情感注定会成为这一代企业家的局限。

也许整个中国汽车界至今还在想着如何用新能源汽车实现弯道超车，这两年这个词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就是互联网汽车。总之，只有一个道理——我们已经不去想用什么方法完成汽车产业的调整升级，只想着怎么轻松的越过这道产业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