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中国与西方的分野在两个时期拉开了距离，一个是南宋末年，那时中国已经诞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有可能在世界上率先进入工业革命；另一个是明朝。这两个时代的中国都比当时的西方发达。那个时候的发达不是畸形的发达，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以及生活的富裕繁荣都是协调统一的。1500年，明朝首都顺天府（今北京）就已经是有70万人口的大城市，而后来的欧洲金融中心伦敦在当时才有5万人口。

工业革命到底是什么？在经济上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带来工业与农业的本质区别，带来先进的机器、设备、生产方式，财富的积累速度大幅度加快，城市化逐渐兴起。但是在欧洲，工业化背后有文艺复兴，有宗教改革，有法国启蒙运动，还有资产阶级的兴起，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有法治社会的建立，有现代公司制度的兴起以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工业革命到了美国之后，把资本主义推到了更高级阶层，造就了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500年，主导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中国的这500年是和整个西方世界脱轨的500年，几乎就没有跟上世界主流国家发展的步伐。

中国的工业革命起始于洋务运动时期，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夭折；中华民国诞生后，在洋务运动留下的产业基础上，从1912年开始，又在战乱连连的环境下艰难地发展了37年，但是基本上停留在洋务运动时的水平上。民间兴起了一部分民主工商业和官僚资本兴办的工厂。

1949年后，通过苏联援助，投资兴建了147个大型工业项目，包括发电厂、机械制造、重型机械、化学工业、汽车工业、军事工业等，形成了中国现代工业的基础。1949年到1976年间，中国发展了自己的整个工业系统，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偏重重工业，中国只能达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初期的水平。与发达国家在工业上相差的距离有100年的时间，而从整个工业体系、商业体系、金融服务体系全面衡量，差距更大。关键在于，西方世界的工业化与中国的工业化不是一回事。西方的工业化是以私有制为前提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业化，工业化与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资本服务，为资本牟利，而资本只追逐能够产生高额利润的工业化。理论上把市场经济的规律称为看不见的手，其实这只手是看得见的，那就是资本。工业化听资本的，而资本是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周恩来总理在197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要在20世纪末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现代化。今天来理解当时提出的工业现代化也可以理解为工业化，但是这个工业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最大的区别是不知道这个工业现代化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工业是国家的，工业现代化的目的是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工业化了，国家赚钱了，和人民有什么关系？人民的富裕和精神、文化、娱乐的需要谁来实现？所以，1978年前的中国，在实现工业化的道路上走了另外一条路，一条不知去向的路。

危险意味着机会。这既是中国的机会，也是发达国家的机会。

1978年，中国才开始用西方的市场经济原理来发展中国的工业革命。严格地说，是到1984年才完成思想理论的准备，按照市场经济模式发展。但是，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和资本主义制度、法制、民主、政治、文化是一个整体。在共产主义理论体系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市场经济体系是一大创举，也是一大难题。若从1984年算起，到2014年也运行了整整30年。这个阶段最大的特点是逐渐承认个人财富，不再只有国家财产。国家虽然没有决定把社会主义改为资本主义，但是认可了私人资本的合法性，并对其进行保护。外国的私人资本进来了，中国的私人资本也发展起来了。虽然私人资本从零起步，从只有生活资料到允许拥有生产资料甚至私人资本的道路非常艰辛，并且不断由于观念问题、道德问题、法制不健全问题，而遭到不公平待遇和歧视，但几十年之后，还是发展壮大起来了。直到今天，私人资本在艰难的夹缝中生存的过程，依然被称为“原罪积累过程”，但是，中国经济总量上来了。私人资本发展的同时，国家财政获得的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无疑比私人资本大得多。实际上，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利用了资本主义发明的市场经济法则，在激励私人资本发展的同时，公有制财富获得了更大的增长，于是，中国政府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不仅国家的腰包鼓了，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强大了，国有资本主导的金融机构同样赚取了更大的财富。但是，私人资本因为规模小、利润率不高、发展时间不长，并且没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研发、技术、品质、品牌、人才中，导致私人资本企业成了推动整个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但却不是整个市场经济的最大受益者。而一旦有私人资本获取更大资本、更大市场资源有机会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或者跨国公司的苗头，就死期将近了。最典型的莫过于我曾经供职的所谓“德隆系”。

德隆集团创办于1986年，到2004年被逼崩溃，只存在了18年时间。当年，创始人唐万新用400元钱创业，到2004年，这家公司拥有数千亿的资产。数千万倍数的财富增长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几百年也达不到，在美国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也需要用100年以上的时间。德隆的故事在这里可以表达两个意思：第一，这么短时间完成财富的积累，不可能吸收整个工业革命的全部基因和密码；第二，在中国，私人资本在工业化产业领域，短时间集聚这么大的资本，必然对公有制造成一种地位和权威的挑战，任由这样的公司发展下去，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就会受到威胁，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受到威胁，中国就会存在国家根本制度发生改变的可能，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同样会发生改变。所以，德隆以及当时国内一大批大规模民营企业成为制度的牺牲品就不足为奇了。如果以当年德隆资产为基础，继续发展10年，以德隆的能力和发展战略，今天的德隆，一定是一个富可敌国，资产市值数以万亿计的超大企业。以金融为例，当年德隆已经控股超过三家信托投资公司，现今信托投资公司管理的资产一定是几千亿的规模，所以，光信托公司资产规模就可以超过万亿。如果是这样，公有制还靠得住吗？也就是说，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培育了私有资本，发展了私有经济，用私有经济激活的市场力量引进国际资本、国际技术，推动了公有资本、公有经济的发展。但是，公有制经济又在发展中利用政企合一的体制优势、垄断的金融优势、倾斜的政策优势牢牢掌控着资本与经济的主导权。这个特征从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后表现得更为突出。(www.daowen.com)

从以上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工业化和西方工业化的内涵是不一样的，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

西方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从资本主义萌芽逐渐发展起来的，是渐进的过程；而中国的工业化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生硬地移植西方工业化的成果，是存量转移。

西方工业革命是以私人资本为核心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按资本的力量和市场的需求在以私人资本为核心的公司制度和公开资本市场配置下发展的；中国的工业化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主导下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起步的，后期又是在公有制主导下的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的。

在西方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政府力量被弱化，行政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权力很小；而中国政府以及代表政府的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在市场资源配置中起到了决定性主导作用。我一直都认为，这两者各有利弊，公有制主导有能力使一个国家成为一个整体，国家就像一个大公司，可以集中资本力量完成私有制达不到的宏伟大业，有利于国家强大，有利于规避风险，这是资本主义所达不到的。

西方工业化的市场主体是分散的私人资本与集中的公司治理结构形成的现代公司，在严格的市场制度、法律的监管下，不管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公司的综合素质、公司员工的素质都非常高，构成公司的每个要素都经过了几百年的渐进过程；中国工业化的市场主体分为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与私有家族与私人资本控股的股份制企业。公有制掌握着公司主导权，这类公司拥有大资本、金融产业政策支持，还有行政支持，但市场化能力严重缺乏，投资融资、经营管理、技术研发、决策效率、经营效率完全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非公有制企业虽然有很强的市场能力、生存能力，但市场环境的不利以及规模不大、成长时间不长、产业集中度不高导致难以成为承载工业化的先进力量。

资本主义国家也在中国崛起的这几十年来延伸了他们的市场，获得了巨大的投资机会。现在，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对于欧洲，对于北美，对于日本、韩国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