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亚洲，唯一跟随西方世界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讨论中国发展和中国走向海外，日本是一个绕不开的国家，因为我们有太多的疑问。为什么同在亚洲，跟上工业革命步伐的不是其他亚洲国家而是日本？中国在古代一直是日本文明的师傅，向日本传输了大量的知识、科技、文化，而这个徒弟跟上工业革命步伐之后，第一次和师傅打仗，就把师傅打得落花流水，原因是什么？一个完全没有资源的群岛国家，为什么可以在工业革命后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停滞，为什么依然井然有序，这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有什么关系？日本工业革命进程里是否也经历了五次并购浪潮？和西方五次并购浪潮有什么关系？

自2007年以来到2013年，我去过日本多次，非常希望能在中日之间找到一个互惠互利的合作方式。几年下来，我空手而归。虽然我暂时放弃了中日之间的并购推进，但我并不认为中日之间没有合作的可能。只是相对于日本，与西方尤其是欧洲交易起来相对容易一些，但我相信，中日之间的重组并购会有爆发的一天。

想要通过并购整合来推动中日经济的合作，必须对日本经济与工业革命接轨的历史和过程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打开国门发现中国与西方有着巨大差距的时候，爆发过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虽然这场讨论在80年代末以一场流血事件而结束，至今未有定论，但对后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不然，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中国又一次大规模的改革开放不可能进行得那么顺利。80年代中期，我正好完成汉语言文学大专学历，也加入到这场思想解放的讨论、学习、思考之中。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学习中日文化交流史，通过跨文化研究，来比较中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异同，寻求日本进入工业革命的基础条件与时机、方法，比较中日经济之间差距的根源。虽然那个时候对于宏观经济、微观经济以及金融的知识非常有限，但还是对于我认识和理解日本经济、日本的发展和中日合作的交流带来了不少帮助。

在东京的江户博物馆，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日本工业化的过程。幕府时代的德川家康立足江户（今东京）看起来有些偶然，但却是日本从京都这个封建社会进入天皇集权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京都是日本受中华文明长期影响的封建社会的代表，东京则是明治维新之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代表。

日本和中国一样，在同一时代受到经历了工业革命而发展起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封建时代的大刀长矛同样没能敌得过工业文明武装起来的船坚炮利，同样也签署过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同样有过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危险。面对内外交困，天皇主导的战争打败了幕府，结束了幕府的封建统治，建立了天皇的专制政权，从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真正做到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教育、文化、军事，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建立了强大的日本。但是，作为一个有独特文化的国家，日本当时并没有全盘西化，也没有接受西方的民主制度，而是用君主立宪的方式完成了资本主义革命。

“明治维新”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清末时期，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主张改革变法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从西方引进大量资产阶级思潮，同样也从甲午战争中吸取教训，只可惜著名的“戊戌变法”没有演变成为一场中国的“明治维新”，改革派反而被封建王朝所镇压。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力量的强大，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力量尚未形成，康梁所代表的阶级力量不够强大；唯一有可能领导中国走向资产阶级革命的力量就是慈禧太后，但她显然只能是封建社会的卫道士，她的历史局限阻碍了她成为一个伟大历史人物的机会。中国再次错失走向强大的时机。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用很短的时间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全亚洲最强大的国家。但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很多发展方式并没有在日本出现。也就是说，日本的工业革命和西方的工业革命的“商业模式”是不一样的。“明治维新”是典型的天皇主导的中央集权制，既有市场化，也有政权推动，在全球殖民化时代，日本将工业革命的技术重心和资金力量大量用在了军事投入上。因而，那时的日本并未用企业并购来推动产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资本市场的建立也是20世纪的事情。所以，在日本国内很少有企业发生并购行为，直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成为外向型经济后才开始对外投资和并购。

看起来，并购并不是每个国家进入工业化时代的必然产物，关键在于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采用什么样的经济模式。苏联从资本主义手上夺取政权，通过工业化发展成为曾经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也没有采取大量的并购行为，主要还是因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同样不存在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并购行为，也是因为没有采用市场经济制度。中国的市场化并购，同样是开始于市场经济的年代。

记得2011年在日本横滨，我去拜访日本一家上市公司——“港电子”，这家公司主要生产制造电子触摸屏，有很好的技术，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空间。但它长期给大企业配套，从来不越过主机厂商进入巨大的中国市场，不发展、不扩张，始终甘当小企业。我在他们的会议室，向几乎都已白发苍苍的董事会成员，提出我的诉求：我们愿意购买一部分股票，不谋求控股，只是希望把港电子的触摸屏技术带到中国，与中国上市公司建立合资公司，把港电子产品通过合资公司卖到中国。当时，该公司的股票价格只有几十日元，非常低，而在1999年科技泡沫时，他们的股票价格曾经达到5000日元。我的建议对他们其实是非常有利的。我们将采用股票增发的方式注入上市公司，给港电子带来投资，但我们不参与控股和管理。然后，我们再帮助他们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这样的话，他们的股票一定会涨上去。面对突如其来的建议，坐在我对面的整个董事会成员面面相觑，我观察到一位董事在iPad上搜索出我的名字，他们相互耳语一阵（我也听不懂他们到底交流了些什么），最后由他们的总裁（社长）出面答复我：我们的资金充足，虽然我们很希望进入中国市场，但是这种方式（投资入股）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不过我们可以慢慢交流，从市场合作开始。

当时中国的触摸屏上市公司莱宝高科由于给台湾鸿海集团加工苹果触摸屏股价大涨，如果将港电子大尺度触摸屏拿到中国与莱宝高科合资，日本企业控制着专利，通过中国优秀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将会是产品、市场、资本多赢的结果。但是，看得出日本企业家有一种莫名的忧虑，他们宁愿放弃可能的合作机会，也不愿低下他们高傲的头颅。近日，鸿海集团整体收购夏普就是日本保守、固执、僵化带来的惨重恶果。夏普被并购了，东芝、松下还会远吗？(www.daowen.com)

通过我后来对欧洲和美国的了解，同样的建议，如果放在欧洲和美国，他们的企业一定会乐开了花，而在日本就完全行不通。日本一开始建立的这种经济制度沿袭至今，封建思想和文化至今影响着日本经济。

在日本有一家上市公司叫“香堂株式会社”，已经有近五百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老的公司之一。熏香这种农耕时代的产品发明于几千年前，工业革命后，传统熏香就逐渐被化学香水取代，但是日本在接受西方文明的同时，同样保留了封建社会的生活方式与文明，使这么一个传统产业得以传承至今。其实，传统熏香的香道至少在一千多年前就由中国传到了日本，但中国既没有把传统的香熏保留下来，也没有在后来的工业革命里把中国的香薰技术转化为现代工业系统下的香水生产技术。

我在日本的并购并不是我的心血来潮，而是受一个我非常欣赏的日本人的启发。他叫谷川令治，当年他的中国区负责人万文莉小姐介绍我们认识。谷川是日本一个优秀的金融家，他非常热爱中国，也非常愿意致力于推动中日之间经济的往来与合作。他曾经是日本长期信贷银行的部门经理，这间银行在后来1997年的金融风暴中破产。日本人习惯于终身雇用，当谷川在广播里听说自己所在的银行宣布破产时，他全身发抖。后来，他创办了自己的金融机构并成功上市。

谷川告诉我，这个时期是中国企业到日本并购的最好时期，因为日本经济非常不景气，上市公司有三分之二的股票价格低于净资产。通过一系列分析，我确实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商业机会，可以由中国资本在海外开户，投资上市公司股票，同时，带领该公司到中国发展市场，用技术优势与中国上市公司合作。这样的思路可以产生多重效果，日本上市公司获得发展资金，产品、技术随之进入中国，日本股票会因为中国概念上涨，投资半年之内就可以出售；中国上市公司因为获得日本技术，取得竞争优势，股票同样会上涨。这对两国产业、资本都有非常大的好处。但是，谷川的这些建议和思路却得不到日本主流市场的认可，反而认为他是投机分子。

我曾经因此和日本一位主流投资银行家发生过一次比较激烈的争论。我和两个日本朋友香川和小野经过多次交流，达成了通过设立中日平行基金来投资、并购中日企业的共识。一天晚上，他们在东京一家面馆里，邀请了这位主流投资银行家和我一起探讨合作。这位投资银行家曾经是摩根斯坦利在日本的高管，20世纪80年代曾经代表日本在全球进行并购。他的主要观点是：当年日本已经是经济强国，开展的全球并购都以失败而告终，今天的中国只是经济大国还不是经济强国，大规模的海外并购不可能成功。而我的观点是：虽然中国经济大而不强，但是中国有巨大的市场，不仅要把别人的据为己有，还可以利用中国市场消化并购的东西，同时，中国还有巨大的市场纵深，东南西北还有很大的差异，产业在不同区域的更替可以维持较长的产业发展周期。最后他认同了我的观点，表示愿意参与到我们之间的合作之中。

中国经济也有类似的情况，在1978年以前，中国的计划经济是不可能产生企业并购的，即使改革开放以后，在资本市场诞生之前也没有企业并购的发生，原因是中国的公司法直到1993年才实施，有了公司法才有了股东、股份，才有了有限责任制，才建立起企业并购的基础。之前在国有企业之间进行的“关停并转”中的“并”完全不是并购意义中的“并”。

不难看出，虽然同在东亚，日本的崛起与进入工业社会是有一定偶然性的，但是作为一个非常好胜的民族，同样在遭受屈辱以后，可以迅速统一国家意志，制定工业化的国家战略，迅速崛起也符合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逻辑。

多灾多难的中国在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的时候，由于蒙元文明的入侵，错失了进入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会。晚清时期出现的洋务运动是中国工业化最好的时机，清朝政府中的一些积极的大臣，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也在清朝皇室恭亲王奕的支持下，建立了一系列近代工业，在“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下，开始了工业化而非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最终因为中日甲午战争导致耗费巨额财富打造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也使洋务运动归于失败，再次错失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会。满清结束，国民政府一边应付军阀割据、应付内战，一边开始学习西方先进工业文明，发展民族工业，开展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但由于国内战乱不停，这个时期的民族工业依然是以发展军事工业和纺织、面粉等一般消费加工业为主。

新中国建立，中国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完全不一样的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企图通过计划经济建设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而不是通过资本主义进行资本主义工业化。计划经济从1949年到1978年搞了整整30年，计划经济用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方式，举全国之力，建立了中国的国民工业体系。把国民政府时期留下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进行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但是几十年下来国家和人民却越来越贫穷。计划经济建立起来的工业体系完全没有市场功能，结构也严重失调。文化、文明上丢掉了几千年的传统，经济上也不能代表当今世界国家与经济发展方向。中国，再次陷入国家与民族发展的迷茫之中。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才让中国明白，工业化是绕不过去的，中国必须重新开始走工业化道路。中国把发达国家都比较一番下来，选择了美国作为中国的学习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