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大情绪，无视潜在危机，缺乏对继任者核心任务和素质要求的洞察

在宋徽宗即位之前，经过宋神宗的苦心经营，北宋如日中天，大概决策者们都没有意识到潜伏在北宋周边的严重危机，过高地估计了北宋的实力，而低估了这任皇帝对北宋命运的重大意义。如果当时管理层意识到北方外民族的崛起对北宋的战争威胁，他们恐怕会将“守边戍疆，抵御外侮”界定为此任皇帝的核心任务，据此修订此任皇帝的任职资格——在外侵将至的环境中，刚强性格和军事才能必不可少，而宋徽宗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在民营企业中，这种自满自负情绪在管理层当中并不少见。公司越大，意味着企业主的自我成功感越强，加上企业主天然的“溺爱自家孩子”的心态，即认为自己的企业什么都好，经常容易做出脱离企业实际的决策，如无视乎公司人才匮乏的现实、制定过于激进的进入新业务领域的决策、草率配置领军人物等。

2.决策人话语权比重过高

在这个决策过程中，向太后作为最终决策人，显然缺乏做出正确决策的两项经验：一是对时局的战略眼光，二是识人的能力。但是，这个拍板人却缺乏自知之明，把持了100%的最终决定权，而不愿意听取正确的意见。

作为拍板人，应该清晰自己对“待决策问题”的认知，如果不是该领域的专家，缺乏做出决策所需的经验，就应该主动降低自己的决策权重，而更多引进专业意见，避免出现决策偏差。

3.建言人缺乏大局观念

在这个决策过程中，显然曾布等其他大臣的“落井下石”起到了扰乱思维、间接促成错误决策的负面作用。

在民营企业中，这种高管之间的倾轧、派系斗争的现象也很常见。当权者应洞悉建言人背后的利益纠纷，要么直接将利益利害人员排除在决策之外，要么洞悉这些利害关系，确保每个建议人的发言都是从大局出发，而不是为了私利。

4.可选方案的局限性

由于北宋类似于现在的家族企业，这就决定了其候选人的局限性。然而即使如此，北宋也没有为“穷尽所有可能选项，找出最优方案”付出足够的努力。对于宋徽宗的两个弟弟十二子和十四子，大臣并没有进一步展开讨论，虽然史书对二人记载不多，但在有限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这两人似乎更有军事天赋，也许他们是更好的人选。

对于现代民企，如果候选项均不是那么合适，应该放大范围，寻找更优的候选方案，越是重大决策，越应该力寻所有可能的优质候选方案。(www.daowen.com)

5.决策草率

从史籍的记载可以看出，这个决策是在宋哲宗突然去世的仓促之间，几个核心班子成员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商定的。选任皇帝这么重大的事情，竟然在这么急促的情况下匆匆做出决定，甚至没有任何对候选人进行考验的程序！

对于重大的决策，一定要思之再三，必要时几次讨论之间应有一定时间的间隔（冷静期），以确保决策的质量。后来宋高宗在选择接班人的时候就经过了多番考验才最终选定接班人，事实也证明这种谨慎决策挑选出来的宋孝宗，是一个比宋徽宗好得多的皇帝。

6.缺乏决策的修正方案

北宋衰败的悲剧还有一个机制上的缺陷，就是对于错误决策没有修复机制。宋徽宗即位不久，就显现出了骄奢淫逸的本性，北宋开始出现了动荡和衰败的迹象，然而却没有机制来修正错误决策的后果。这位错误决策产生的皇帝执掌政权长达26年之久，最终把北宋推向了粉身碎骨的深渊。

所以，对于重大的决策，要有第二套方案，在设定周期内，如果实际偏离了预期的结果，应该快速做出调整，以避免更严重后果的发生。

7.缺乏对决策原则的探究：选人的原则是什么？

宋徽宗即位决策的错误，更根本的还在于对决策原则探究的缺位。笔者发现，在很多企业中，可能有80%以上的决策缺乏对决策原则的探究。决策原则就是如何做好“待决策事宜”的外在的、客观的条件。在本例中，我们看到决策中先后提了几个“原则”：立嫡原则、长幼原则、裙带原则（这是向太后头脑里的潜规则，她否决宰相立简王，其实是裙带原则在发挥作用，因为上任的人必须是对自己有利的人）。遗憾的是，这群智囊都没有对这几个原则是否是该项决策的“黄金标准”进行探讨，我们前面提到在这项决策中，最重要的原则应该是胜任能力原则，即继任者能不能继续保证北宋长治久安。正确的逻辑是：该任皇帝的核心任务是什么？（“守边戍疆，抵御外侮”）为了达成目标，候选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刚强的性格和军事才能”——决策的标准）然后再依据决策标准，筛选候选的方案。

现实中的很多民营公司在做决策时，也很缺乏对决策原则的考察。很多决策成了政治决策，即几个决策人之间的利害博弈，从而不能系统地梳理这样决策的依据是什么、背后的道理是什么，这其实是每项决策背后最该深究的根本问题。

一个如此重大的决策，一个犯了如此之多错误的决策，终于导致了一个强盛的北宋王朝，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地走向土崩瓦解。留给后人深深的遗憾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