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之说贯穿于古今中外数千年的历史思潮，并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样，也影响着企业的经营和发展。

应该说，“义利并举”是理想的选择，不过并不容易实现。时人常说义利是对抗的，是零和博异。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在现实生活中，义和利经常会产生矛盾冲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有三：一是经济人假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二是稀缺性假设（资源总是有限的），三是非厌足性（人类总是贪得无厌的），此三者任意一个都足以构成义利的矛盾，而使义利并举成为空话。

古往今来，为了一时之利（或欲望）而遗祸无穷的，为了一时璀璨而招来麻烦的，为了一时之快而糟蹋人生的，不胜枚举。大到国与国之争，如烽火戏诸侯——周幽王为博红颜一笑丢了江山；假途灭虢——虞公贪利，借道于晋，终被灭国；清政府闭关锁国实施海禁，背离世界工业革命浪潮，以致科技落后，遭遇外敌入侵，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其实，历朝帝王多因一时贪图享乐而不得善终。小到挖肉补疮、苟且偷安、漏脯充饥、今朝有酒今朝醉，更留下焚林而田、疗疮剜肉、竭泽而渔、竭泽焚薮等诸多寓言典故。而历代贪官污吏为一时之利而丧命的就更多了，比较著名的如南宋权臣陈自强极尽敛财之能死于流放地；明朝御史刘观贪污受贿，被贬辽东戍边而死；乾隆宠臣和珅以巨贪闻名终落得被赐自尽抄家的下场，留下“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民谣。

当然，有史以来舍利取义的也数不胜数，如孔融让梨、晏殊复试、诚归玉带（裴度）、陆元方卖宅不掩短、明山宾诚实卖牛、杨震暮夜却金、公仪休拒鱼……更有屈原、荀巨伯、文天祥、杨涟、左光斗、邓世昌等舍生取义之士。

而当代企业之于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正面的例如海尔砸冰箱、格力百万巨奖推行“零缺陷”工程……最令人警醒的还是那些负面的例子，如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安然急功近利挺进知识经济电子交易前沿导致公司失控破产；三星以竞争对手为标尺赶追苹果，轻忽质量倒向市场，却因质量问题自燃引爆……

欲望与贪婪总是让企业和个人迷失方向，甚至失去了明辨是非的能力，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后患，只顾局部而不顾整体，只顾一己之私而不顾他人和社会，最终为了蝇头小利而贻笑大方，遭受损失也罢，甚至人生、事业一败涂地，给社会带来重重隐患，那就不仅仅是因小失大、得不偿失的问题了。(www.daowen.com)

怎样处理“义利”矛盾关系？一个有远见的企业家，不会只看眼前利益而忽视企业的长远发展。那些舍义取利、见利忘义、为富不仁的行为显然是短视而为人不齿的。历史证明，以利为导向的企业不会长久，社会上那些触目惊心的劣迹归根结底都是利益驱动的结果，以利为中心的社会物欲横流，只能形成信任失守、人人设防、处处是墙、恶性循环的局面。

义以生利，是相对明智的做法，却并不是具有普适性的；先义后利还是先利后义，如同妻母同时落水先救谁的历史难题。这就需要企业家有着长远的眼光和认知。当你可以超越眼前利益，立意高远（高瞻远瞩），可以见利思义，甚至舍利取义，自然赢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这就是一个近似社会企业家的胸怀了。如果用一个比较当下的语境来说，社会企业家要树立科学的义利观，就是以社会价值的最大化为导向，而不是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

2015年，位居深圳的社投盟发起一年一度的“义利99”企业社会价值评估项目，试图量化企业社会价值，从目标的驱动力、方式的创新力和效益的转化力等三方面综合考察上市公司，寻求着义利之间的融合点，它在实证“一个关注社会议题的企业，一个以社会利益为使命的企业，常常也是更有盈利能力、更有可持续能力的企业”，其实也就是企业的“义以生利”。

其实，我们所说的“义”，你可以理解为道义，或者说合适的道德原则，所谓“义者，宜也”（《中庸》），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解释，就是良知。对于社会企业家而言，“义”就是社会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