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古代，位于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就有“重义轻利”的传统，孔子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倡导“见利思义”，义为上；孟子云“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他主张“舍生取义”；荀子云“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

墨家的“利”是“利他、利人”，义与利在墨家是一个概念，所谓“义，利也”，墨子尚利贵义，主张兼爱，义寓于利，达到统一，并以追求天下公利为最高价值。

而道家“无为”的超义利观与法家主张的“自为”人性论（韩非子）、以利为义、以法制利，显然不为所纳，早在历史进程中就从总体的社会实践上有所取舍，作为比较研究中的老学说和个体的偏好。虽然功利主义经常甚嚣尘上，所谓熙熙攘攘，皆为利来。不过总会有“义”的倡导与践行，大义之举的前赴后继，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和谐。

西汉中期鸿儒董仲舒“正谊明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非功利主义观念可谓承上启下；北宋程颢云：“大凡也义则入利，也利则入义。天下之事，唯义利而已。”（《二程语录》）南宋朱熹“存天理，灭人欲”，陈亮与朱熹大唱反调，“义利并举”（或“义利双行”）；南宋叶适主张“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水心别集》），晚年更有“成利致义”之说；明末清初，经世致用多有提倡，譬如黄宗羲的王霸义利之辨、王夫之“以理导欲”“以义制利”的唯物思想、李贽有童心说和私心说（肯定私欲）重利又尚义的离经叛道、顾炎武倡导经世致用、唐甄“志任天下”的功利论、颜元更“以义为利”，提倡“正宜谋利，明道计功”……这些经世致用的合义之利发扬了事功派的功利思想，“斡旋乾坤，利济苍生”，开辟了实学新路。(www.daowen.com)

晚清，魏源“据义求利”并提也“于士大夫则开之于名而塞之于利，于百姓则开之于利而坊之于淫”。曾国藩以公灭私，“圣贤处利让利，处名让名，故澹然恬然，不与世作，义利辩以小心，须严一介”；维新派弘扬商政观念，丰富清末“实业救国”的经济思想，陈炽云：“吾虑天下之口不言利者，其好利有甚于人也；且别有罔利之方，而举世所不及觉也。”康有为肯定人欲，主张重利兼义、以义生利，兴大利不顾小害。严复为“利”正名，还原为与道德无涉的经济问题，提也自利为主的“两利”主张，并以“开明自营”实现“两利”统一；谭嗣同主张黜俭崇奢，提倡“奢德”，批判道学家“正人心”的空洞说教；梁启超指也利决定义，也就是经济决定道德，他将“公德”的伦理学（称其为“泰西新伦理”）使以“利群”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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