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社会企业家的人文思考，必须了解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也不是一国一地的区域性问题，而有必要对国内外的历史现实以及相应的组织模式加以比较以至于今的相互融合。

组织模式往往决定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和历史因素。自古以来，中国的权力结构经历了长期的集权形态，也从早期氏族社会的宗族单系结构开始，便笼罩着血统论的成长之殇，以至于影响到今天的家族企业，宗法制度在那时便埋下了种子，也形成了病灶，今人说：“宗法制度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有四：一是‘家天下’的延续。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家族统治史；二是封国制度不断；三是家族制度长盛不衰；四是家国同构。”而古希腊的城邦制和直接民主、古罗马从君主制到贵族共和制到帝制及其形成的共和民主，以及雅典的民主，混合着政教一体的延宕，以至于有着影响至今的宗教色彩。

中国从奴隶社会步入漫长的封建社会，正是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阶级划分鲜明，阶级斗争严峻，因而中西方形成了大同小异的金字塔式社会结构，底层为大多数的穷人。虽然有人设想过倒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但还一直无能实现。

20世纪的社会大变革，终于使整个世界天翻地覆，中国基本摆脱了封建体制，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如今，我们的目标是构建一个橄榄型社会，或者说纺锤型社会，而这是以社会收入来定量的，是指高收入、低收入者较少，中等收入者占大多数的社会结构，即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结构。(www.daowen.com)

其实，社会结构也有很多方面，比如经济结构、文化结构、职业结构、人口结构、年龄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所有制结构、阶级阶层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

面对这样的社会结构目标，社会企业家如何构建组织模式，社会企业如何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发挥其社会价值，推进社会的结构优化，就带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