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资金、认知、定位、注册、人才、参与度等重重困境，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不可避免地遭遇了瓶颈，他们站在道德高端或社会角落，似乎还难以回归常态。适逢其时，“社会企业”应运而生，带着与公民社会的诸多共性，以实现社会目标与经济效益双重价值平衡的特性，成为促进公民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

或许可以说，社会企业的演进多少承袭了公民社会的组织观念，它打破了那些诸如资金、认知、定位、注册、人才、参与度的瓶颈困局，以全新的公益模式脱颖而也。

社会企业的初心，也来自社会需求角度。它起源于19世纪英国的“维多利亚时期”，伴随着持续近100年的工业革命的结束进入自由资本主义。从被奉为鼻祖的罗奇代尔蛤蟆巷的公平合作社到英国社会企业联盟（Social Enterprise UK，简称SEUK），以2012年英议院审议通过的《公共服务法案》（俗称《社会价值法案》）为社会企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百万雇员、七万家的规模、240亿英镑的经济贡献让社会企业在今天挺立潮头蔚然成风。(www.daowen.com)

在这期间，社会企业在美国、比利时、法国、德国、拉脱维亚、加拿大、意大利、芬兰、波兰、希腊、立陶宛、西班牙、葡萄牙、日本、阿根廷、赞比亚、津巴布韦、韩国等都相继涌现，并以合作社、有限公司、非营利组织和慈善机构等新旧法律形式并存。在跨越一个世纪的弹指一挥间，他们完成了对社会企业发展的回应，以欧美为先，在近30年来，世界各国加快了社会企业的立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