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革命时期，法国抓住历史机遇，进行了深刻的教育体制改革，科学家获得体制接纳。在旧制度末期面对传统大学以及教会垄断教育和普通知识的状况，接受启蒙思想的知识分子抱有不满情绪。大革命期间，传统大学被废止，大学校替代了前者的位置，教育体制获得重建，法国人对科学研究的热情达到了新高度。此后，科学家凭借其科学成就，很容易获得高等教育或教育行政等部门的职位。在拿破仑时期，科学家和政治精英的联系增多了，即使在帝国专制和王朝复辟时期，科学家们的潜在影响也没有受到损害，整个社会已经向科学敞开大门。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发展内在逻辑要求进一步改进教育研究机制。进入19世纪，科技进步日益依赖高等教育机构和专业研究部门，单纯将科学家的爱好及支持者们的热情作为科技发展主要动力的时代已渐行渐远。德国是最先适应科技发展新模式的国家之一，其科技实力的崛起表现为对其他传统科学强国的挑战，比如英国和法国。时代的进步需要法国的教育研究体制改革继续深入下去（Ben-David，1970）173—174。

然而，法国继续深化教育改革的动力很大程度上减弱了。本应作为改革主要动力的科学家，通过占据教育和文职岗位，已经进入社会体制内部，成了社会精英阶层的一部分。他们能够发挥才能，泰然享受社会福利，而且不会受到传统特权阶层和教会压制。科学家似乎不再是推动科研和教育体制进行改革的动力。^[33]在科学家进入体制内部，教育科研改革的动力消减之后，18世纪的研究模式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34]

改革的机遇稍纵即逝。大革命期间，法国教育和研究领域面临一系列棘手问题，比如解除宗教势力对教育的控制权。随着主要问题得以解决，科教体制获得重建，体制创新的机遇随之远去。大革命之后，政治决策不再将科学和教育本身的旨趣置于重要地位，教育改革的尝试遭遇挫败。自19世纪中期以后，面对科技发展的新趋势，法国的体制相对落后了。专注科研的常规职业迟迟未大规模出现，有组织的研究模式也姗姗来迟，这是导致法国科学在19世纪后半叶衰落的深刻原因之一。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科教体制重建遗留下一系列问题，比如教学和科研仍然是分离的，研究一定程度上仍然是私人活动，新的教育机构没有成为研究中心，不能给青年人充分的学术训练，科学家在职业生涯中必须要克服一系列体制上的障碍等。19世纪中期，法国没有进一步确立起促进研究和培养科学家的教育科研体制。随着社会的变迁，法国人的兴趣点转移了，他们对科学热情没有再达到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高峰，而继续改革教育体制的动力却极大地减弱了。整个社会对教育研究体制的困境达成共识，绝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法国人必须耐心等待，直到教育研究体制大规模改革机遇的再次到来。

【注释】

[1]没有证据表明两人之间有直接接触，但他们之间的通信联系一直持续到1790年。

[2]如比凯（Bucquet）、马凯（Macquer）、贝托莱（Berthollet）和富克鲁瓦（Fourcroy）等人。

[3]柯万最初是燃素说的支持者，并曾与拉瓦锡展开论战。在他看来，新的学说支持燃素是一种易燃气体的观点。他以夏普塔尔的教科书为判断依据，认为后者是支持新观点的“哲学家”之一。关于柯万与拉瓦锡的争论，参见（Akeroyd，2003）。

[4]拉瓦锡从1775年开始是火药与硝石管理局的负责人之一。维护火药的生产秩序以及国家对相关资源的管控，是该机构的主要职责。参见（Scheler，1973）。

[5]关于18世纪法国的科学和产业之间的关系，霍尔（Hall）和吉利斯皮（Gillispie）的观点较为经典（Hall，1974；Gillispie，1957）。霍尔在研究英国工业革命时，已注意到英国和法国在追求应用科学时的社会环境有明显差别，不过他似乎仍将自己的讨论套用在这两个国家之上。

[6]该学会在1789年到1790年的名称是法国皇家农业学会，1790年到1793年期间称为法国农业学会，并在19世纪多次改组和更名。1915年，该机构改称法国农业科学院。

[7]研究19世纪法国近代史的学者有时将视野回溯到1789年，向后顺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本统计涉及该时间段部分法国全国性专业学会组织。表格制作参考了（Fox，1980b）。

[8]克里斯托夫·夏尔（Christopher Charle）在研究第三共和国时期大学危机和改革时，使用了大量一手文献以比较法德两国的情况，参见（Charle，1994）。他认为，法国高教领域的特征之一是：决策者和改革家们为了论证和推动必要的改革，往往指向外国模式，先是德国，然后是美国模式。

[9]学界对于1896年改革也有不同评价。教育史家普鲁斯特（Prost）指出，“法国高等教育长期停滞”，并认为1896年法案导致法国的大学得以重建，但并没有建立起英国、美国或德国意义上的大学，而仅仅是将15个城市中分散而孤立的研究机构组织成松散的行政单位。1896年之后，“大学仍然彼此孤立，巴黎依旧占据主导（Prost，1968）”。一些研究法国地方大学史的作品继承了普鲁斯特的悲观论调，参见（Craig，1984；Burney，1988）。

[10]1808年3月17日，关于建立帝国大学的法令发布。该法令提到在巴黎建立一所寄宿制师范学校，以训练学生们在未来教授文、理科知识的技艺。这一般被视为拿破仑重建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文件。19世纪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被划归到帝国大学体系中。

[11]本-戴维（Ben-David）、福克斯（Fox）、吉尔平（Gilpin）等学者强调中央集权和功能分裂的概念，用以概括法国19世纪科教体制的特点。这些特征也相应带给法国科技体制一些负面因素。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可能产生抑制原创的、独立的思想的效果，而功能分割的情况可能从根本上抑制了相似机构之间出现健康的竞争。

[12]文件由国民公会发布，标题为“中央公共工程学院综合理工教育计划”。

[13]位于梅斯的火炮学校和梅济耶尔的工程学校于1794年合并。新的火炮和工程应用学校位于梅斯。

[14]在综合理工学院早期发展阶段，授课教师还包括拉格朗日（Lagrange），富克鲁瓦（Fourcroy）、阿歇特（Hachette）、德莫沃（de Morveau）、沃克兰（Vauquelin）、贝托莱（Berthollet）、夏普塔尔（Chaptal）、佩尔蒂埃（Pelletier）、普罗尼（de Prony）、蒙日（Monge）等。

[15]他们不仅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也将个人经历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其中的优秀分子包括毕奥（Biot）、马吕（Malus）、潘索（Poinsot）、若利奥（Jollois）、若马尔（Jomard），以及朗克雷（Lancret）等，后三位是拿破仑埃及远征军的重要参与者。1798年到1801年间，大约50名综合理工学院的学生和十多位教职人员随拿破仑远征埃及。(www.daowen.com)

[16]该杂志在1830年代中期再次出版。

[17]关于拉普拉斯，参见（Hahn，2004；Hahn，2005）。

[18]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规划，综合理工学院于1976年再次从巴黎市区搬到了郊外。大约在同一时期，国家行政学院也搬离巴黎，迁往斯特拉斯堡。校址搬迁反映了法国技术官僚教育去中心化的发展趋势，避免巴黎对教育研究资源的独占。

[19]综合理工学院内部关于办学方针的争论内容非常复杂，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工程师和科学家（或工程技术与自然科学）的冲突和摩擦、科学教育与军事训练之间的对抗。从正面的意义来看，前一种冲突说明，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数学-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已在高等教育体制中建立起了联系；后一种张力说明，一如旧制度时期决策者的认识，近代科学技术与军事防务等国家事务的关联对于现代法国依然重要。

[20]如卡尔斯鲁厄技术学校（1825）、达姆施塔特技术学校（1826）、慕尼黑技术学校（1827）等。不过，德意志地区的工科高等教育在19世纪具有自身的发展脉落和特点。

[21]该校原名高等技术学院。

[22]18世纪中叶以前，法国的科学家们主要从事与科学技术研究以及教育无关的传统职业，研究工作是他们的业余爱好。1770年到1789年，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占据教师、研究工作以及与教育相关的文质官员职位。换言之，科学家的职业化在王朝末年已经开始。参见（本-戴维，1988）189。

[23]对某个国家的科学家在特定时期内的科学成就进行恰当的计量和评价，是非常困难的。英国科技史家克劳斯兰德（Crosland）曾对科学史和科学计量学的方法论基础进行过反思。在他看来，在进行相关评价时，“发现”的概念非常重要，但将一个科学发现贴上标签，指出它属于某个确定的个人或者国家，却是荒谬的。他指出，这不是说发现往往是几个共同合作的人联合做出的，而是因为为发现奠定基础的观念和研究的发展是复杂的，参见（Crosland，1970）453-454。

[24]法国人对此怏怏不乐，而且很不情愿接受达尔文的理论。有学者指出，在19世纪后半期，法国的科学共同体相当漠视达尔文，参见（Conry，1974）。另有学者关注达尔文主义在法国传播时天主教会的反应，并相信达尔文主义对法国毫无影响，是由于对达尔文主义过窄的界定造成的，参见（Paul，1979）。关于达尔文主义对法国流行文化的影响，可参见（Gordon，2009）。

[25]比如，物理学家、科学史家皮埃尔·迪昂在其《物理学理论的目的与结构》一书中，就曾表达了这种情感。参见（Duhem，1954）78—79。

[26]法国的宗教环境和本国作为科学中心的衰落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联？如果不做进一步的考证和阐释，这一命题将不过是一个假设，因为它仅仅将两个现象强行关联起来。一个相关的问题是，近代科学革命是如何在天主教法国传播的？一般而言，新教徒和自由思想者支持近代力学世界观和帕拉塞尔苏斯主义，那些思想在新教国家中更易传播。1685年法国废除南特敕令之后，法国本土精英当中就找不到另类了，然而，在18世纪转折处，机械论和力学世界观还是以某种方式在法国取得了优势地位。对此，历史学家布洛克里斯（Brockliss）曾特别指出，这一情况“令人困惑”，参见（Brockliss，1992）76，87—88。

[27]譬如，蒙日在1792年到1793年担任海军大臣；老卡诺在大革命期间始终非常活跃，深入参与了众多改革和事件；傅里叶积极参加大革命并短暂入狱，并以科学顾问的身份参加了拿破仑的埃及远征；拉普拉斯1799年曾任拿破仑的内政大臣。也可参见（Herivel，1966）113。

[28]希纳（Shinn）在研究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法国工业研究时，指出法国如果没有中央集权体制，科学将陷入严重的危机，同时，他也同意本-戴维和普鲁斯特对综合理工学院以及工科大学校的批评，即科学体制内部缺乏竞争，同时法国过分强调考试，而忽视研究的情况。参见（Shinn，1980b；Shinn，1989），也参见（Day，1992）。

[29]比如，福图尔在与法国化学家P.贝托莱（Berthelot，1827—1907）面谈之后，后者仍然拒绝离开巴黎。

[30]虽然科学相对衰落，但法国科技和高教部门仍然有效地回应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挑战。尽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工业生产落后于英国、德国和美国，但法国工业生产值从1870年到1914年仍然翻了三倍。很多生产部门有效运行，稳定增长。这离不开同一时期法国科学技术教育和应用科学的发展。法国技术教育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重要成就。比如，国家工艺职业学校和其他中等技术学校，为法国工业训练出高质量的工程技术人才。参见（Day，1987），尤其第10、11章。

[31]中国学者赵红州等主张，“如果某国杰出科学家的平均年龄超过50岁，那么该国科学将会衰落”，并以法国为例说明之。19世纪初，法国著名科学家的平均年龄超过了50岁，这正是法国科学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到1840年，该国科学完全跌出了兴隆期。参见（Zhao & Jiang，1985）65—66，也参见（Yuasa，1962）。

[32]科技史家保罗谈及一些曾遭遇考试失败的幸运儿，比如德拉克（Drach）和塞尔旺（Servant）。前者有很好的发表物，后者在博士论文答辩中表现不凡。他们在没有拿到教师资格考试证书的情况下，受到教育督查或答辩委员会推荐从而获得讲师职位。参见（Paul，1972）434。

[33]本-戴维提示人们，科教体制变革动力的消失与科学的制度化之间存在关联。但他在谈论改革动力消失的直接原因时，似乎并不重视科技专家的身份和利益在体制化过程中已经转变，而是强调体制化之后出现了科学热情的下降，以及科学象征性魅力的减弱。换言之，观念层面的变化导致改革动力的消失。参见（Ben-David，1970）172。

[34]需要说明的是，既然19世纪的法国教育研究体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如何解释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法国科学在相同的研究模式下维持了几十年的繁荣？以本-戴维的研究为例，他强调法国科学从王朝时期到19世纪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按其分析，推动法国科学持续繁荣的动力在大革命之前就存在，法国科学在19世纪早期的繁荣并非新时代的结果。就外部环境而言，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法国社会热情支持科学的发展，增设学校并增加经费。就体制而言，由于法国教育改革维护了研究的私人性质，保证了研究自由，这在事实上还是传统的科学工作模式，但同样的科研模式并不能适应19世纪中叶之后的科学发展状况。参见（Ben-David，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