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科教体制在某种意义上限制了科研人员的总体数量，这种状况可能会对法国科学家的职业道路投下阴影。青年科学家踏上职业生涯，在努力摆脱边缘化，谋求职称晋升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不公平的境遇。不过，如果我们将视线从个人身上移开，就可能发现，被边缘化是由于有过多边缘存在，资源分配不均衡是其根源，职称晋升困难是由可聘岗位数量有限造成的，而法国体制有效地限制了科学家的数量。毫无疑问，个人职业生涯中遭遇的困难，有相当一部分源自法国教育研究体制本身。

具体来说，有两个问题可能会成为年轻人未来科研生涯的路障。首先，教师资格考试制度不仅影响青年科学家的培养和训练，也可能对他们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造成困扰。学生一旦决定将学术作为将来的职业，并全身心投入到研究当中，他们就很可能会忽视相关考试，而糟糕的考试成绩将妨碍他们顺利踏上研究的道路。

有一种观点认为，资格考试制度并不会对法国科学整体发展造成影响。一般来说，拔尖人才不仅在学术道路上表现优异，通常在考试中也会取得成功。不过在考试制度面前一度失败的学生中也不乏幸运儿，通过努力他们仍然可以在科研上取得成功，跻身一流科学家行列。历史学家考证过一些曾在竞争性考试中失败的科学家。物理学家李普曼（Lippmann，1849—1921）曾在教师资格考试中遭遇失败。但他是19世纪末到一战之间巴黎大学最优秀的物理学家之一，同时也是杰出的发明家，对彩色照相术作出重要贡献，并于190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数学家和政治家潘勒韦（Painlevé，1863—1933）年轻时曾在巴黎高师学习数学。由于在1886年教师资格考试中，除力学外的其他科目成绩都非常糟糕，因此他不得不离开首都，进入里尔的理学院。直到1892年，他才凭优异的学术成绩重返巴黎。如此看来，资格考试似乎并没有阻止有潜力的创新人才迈入科学家的职业生涯（Paul，1972）434。

但上述观点并不能成立。即便一些人日后在研究道路上取得了成功，也不能一笔抹消考试失败曾对他们造成的负面影响。本-戴维指出，“在法国还有其他途径来鼓励原创性的研究，比如众多奖项和公共荣誉（Ben-David，1960）”。也就是说，那些年轻人之所以最后取得成功，完全可能由于社会中其他支持原创性研究的机制在起作用。面对有潜力的青年人才，无论资深科学家还是行政官员，都倾向于给予支持和帮助。^[32]回顾那些幸运儿的职业生涯，他们或者涉险过关，或者一度为考试失败付出相应代价。考试结果可能会对科学家个人职业生涯造成困扰，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它也是法国科技发展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www.daowen.com)

大学在大革命期间被关停，随后，以大学校为代表的新高等教育系统确立了地位。1808年，拿破仑有条件地重建大学，此后就形成了大学校和大学并立的局面。一个对学术怀有热情的年轻人要想从事科学研究，不仅要攻克教师资格考试难关，还要面临大学校和大学并立的体制造成的负面影响。这并不是说两者在教育实践层面上相互隔膜，而是大学校的学生作为未来学术界的精英，难以被大学接纳。19世纪上半叶，身在索邦的理科教师大都来自大学校。盖-吕萨克、毕奥（Biot，1774—1862）、泊松、勒威耶等理学院教师都是综合理工学院毕业生。到了19世纪下半叶，机构之间并不缺乏联系，天主教大学在19世纪70年代创办，同样为综合理工学院、矿业学校的毕业生提供教职岗位，然而，制度机构上的困境并不能够因此被抹消。

大学校和大学同时存在的体制造成了一个特殊局面，那就是大学校网罗了最好的理工科学生，而大学的学院实际上垄断着通往学术生涯的道路。一个年轻人要想升迁到教授，除了需要通过教师资格考试，还必须拿到国家博士学位。而当事人要获得国家博士学位，不仅要准备两篇博士论文，还必须拥有一个大学学位。然而，作为必要条件的大学学位，并不是由大学校颁发的。一旦学位成为通向科学职业生涯的障碍，大学校的毕业生就需要慎重考虑是否踏上研究生涯（Gilpin，1968）111—112。

就此而言，法国高等教育体制在青年人迈向科研生涯的道路上设置了路障，这对大学校毕业生们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考虑到巴黎高师等院校每年的毕业生人数都不算多，上述情况对法国高教和科技发展的影响就不能等闲视之了。1875年，十多位综合理工学院等大学校毕业生获得天主教大学的教职，历史学家如此评论：在局促的法国大学体制内部，他们本来得不到教学的机会，到19世纪末，由于各类研究机构的增加，以及新学科和专业的设置，应用科学课程的增设，非大学人员也可以获得正式职位（Paul，1972）428。但毫无疑问，法国体制为优秀人才进入研究领域设置的障碍并未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