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官僚体制的突出特征是中央集权化。19世纪的法国史可被视为革命与王朝复辟之间的斗争史，经历了1815年拿破仑退出政治舞台、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1851年政变、1870年普法战争、1871年巴黎公社、1877年5月16日危机等历史插曲。只是到了第三共和国初年，共和派才最终确认了大革命的胜利（傅勒，2005）8。然而，无论哪种派别和立场在19世纪的政坛取得优势，法国官僚都不曾放弃对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控制权。

法国官僚体制深刻地塑造着本国科学和教育机构。政府对包括科学家在内的学者，以及学术交流活动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甚至可以说，法国政府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科学和学术共同体（Heffernan，1994）。有学者曾指出，法国科学的衰落源于体制的中央集权化，而非通常受批评的组织的特征（Ben-David & Zloczower，1962）。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法国科学机构和组织的具体特征同样深受中央集权制的塑造。比如说，政府往往从特定且具体的目标出发组建学校和机构。无论如何，随着近代科学和相关学科体系的不断演化，一个机构在19世纪初满足当时的科学发展模式和学科发展状况，但到了世纪中叶，可能会跟不上时代步伐。机构要想充分支撑科学发展，就应该不断地适应新情况。但是，法国科学机构具有明确而具体的目标和功能，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即便对事务现状进行相对微小的改变，也可能会在管理或政治上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在这种条件下，与其改变现有机构，不如创建新的机构。出于便利的原因，也为了避免与既得利益形成冲突，随后出现的机构必然是针对特定目标和功能的机构（Ben-David，1970）174。在这个意义上，法国科研体系和教育组织深受官僚体制的影响。

19世纪后半叶，中央集权的科技体制导致内部缺乏竞争性。^[28]拿破仑执政时期，法国科技在集中资助的体制下得以发展和壮大，这种体制避免了机构之间出现高强度竞争。19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法国天主教重新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在政教分离的原则下，这一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新机构的建立和资助渠道的多元化。相对来说，后来居上的德意志拥有非中央集权的教育体制，鼓励大学之间展开竞争。比较而言，法国教育研究体制的非竞争性和垄断特征较为明显（Paul，1972）445。(www.daowen.com)

在缺乏竞争的情况下，各类资源不可避免地向巴黎集中。对于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而言，中央集权的体制使机构、人员、资金汇集到一处，有效地支持了法国科技的发展。随着时代变迁，在科技发展内在逻辑的推动下，这种缺乏竞争性的体制也应相应改变，但实际情况却不能令人满意。行省的各个机构具有提升自身地位的强烈意愿，如果它们的力量得到持续加强，将有助于最终打破巴黎对各类资源的垄断，形成多元竞争的格局。衡量机构综合实力的一个标志是，该机构聘用的学者获得足够的声誉和显耀的学术地位，并最终被召唤到首都（Paul，1972）445。但很显然，在这个过程中，巴黎的中心地位非但没有受损，反而得到了加强。在第二帝国时期，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主管官员开始强调外省机构的重要性。福图尔（Fortoul，1811—1856）于1851年开始主政公共教育部，出于某些原因曾将一些青年人才送至巴黎以外地区发展。但即便如此，也有人不愿离开科技资源集中的中心。^[29]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巴黎出现混乱，就意味着整个国家的科学发展将受到干扰。中央集权的体制造成了资源配置在空间上的极度不均衡。虽然一些著名科学家在首都以外的地区从事科研活动，一些重要科研院所也驻扎在各行省的城市，但科技资源仍然高度集中在巴黎。这种不均衡的格局造成的某些不良后果，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可能会被放大。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留下的遗产是阶级的分裂和政党的对抗，随即出现了一系列革命、政变、危机、共和派和君主派之间的长期斗争，且在德雷福斯事件中达到顶峰。从1814到1851年，法国科学家很难避免政治事件的干扰。加斯帕·蒙日死于贫困，拉扎尔·卡诺和奥古斯丁·柯西选择流亡。虽然1848年革命和1851年政变并没有迫使任何一位杰出科学家流亡，但仍对巴黎市民的正常生活造成了巨大干扰，这其中也包括科学家在内。19世纪后半期，法国的政治事件几乎都集中出现在首都，这同样意味着本国科学很难避免受到冲击。法国科学在19世纪发展的环境与英国、德国明显不同，后者有着大量高水平的、相对较少受到社会环境影响的科学中心。在不平衡的资源配置体制下，动荡的政治环境推动法国科学走向衰落之路（Herivel，1966）112—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