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正确理解法国科学在19世纪后半叶的衰落，需要澄清几个问题。首先，法国的衰落是一种相对的衰落。法国科技在19世纪下半叶并没有停滞不前。古尔拉克（Guerlac）是较早踏足法国科技衰落问题的科技史家之一。他指出，“法国的科学成就不再引领世界，但仍然在世界科学进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Guerlac，1964）”。比如，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现代原子物理学领域涌现了法国杰出科学家的名字。进一步而言，法国科学技术的相对衰落，与德国科技兴起，英国科学继续保持强劲发展势头有关。19世纪下半叶，西方世界调整内部秩序，大国间的竞争开始加剧。科学技术的竞争是国家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法国、德国科技实力此消彼长正是这种国际竞争的一个外在表现。

其次，所谓的衰落仅仅意味着法国作为19世纪世界科学中心地位的丧失。科技史家和科技计量学家们利用各类资料数据库，对各国科学家及科技成果数据进行统计，并在此基础上对科学中心转移现象做出刻画。基于不同数据库获得的统计结果虽略有差异，但都肯定19世纪40年代之后，法国科学活动不再处于最活跃的发展阶段。同时，德国强势崛起，科学创新逐步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法国失去了科学中心的地位。

第三，法国科学在19世纪中后期的衰落是由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造成的，其中牵涉了诸多因素。要想超越历史，在知识的前沿领域作出重要贡献，就有必要从长时段视野出发对法国的缺陷进行分析。吉尔平（Gilpin）曾经考察过19世纪下半叶制约法国学科发展的因素，他所处理的主题涵盖了法国科学的社会环境、科研组织、科研的职业化、研究培训、人才供给和使用、政府对科学的控制，以及国际比较等诸多方面（Gilpin，1968）。正如科技史家克劳斯兰德所指出的那样，法国科学相对衰落是一个“牵扯诸多因素的复杂现象”（Crosland，1967）。

有一种观点认为，天主教文化传统遏制了法国科技的发展。自韦伯和默顿以来，人们逐渐接受了新教的确立与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之间具有一种内在关联。而天主教势力似乎并不像新教那样，对自然科学抱一种友好态度。法国作为天主教国家，在大革命时期教育改革的主要敌人就是由天主教会控制的大学。法国的宗教环境似乎制约着本国科学的发展，并在特定时期导致其衰落。

这一论点看似合理，实则有待进一步考察。第二帝国时，虔诚的教徒受到褒奖，在第三共和国时，宣扬天主教就可能不再合时宜（Paul，1972）426。就此而言，并不存在一个既定不变的宗教环境。进一步而言，人们很难就天主教对法国科学的影响做出精确评估。^[26]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法国科学家过多介入本国的政治和社会事务，是导致本国科技衰落的一个原因。他们并不与政治保持距离，相反倒热情地投身其中。吉尔平明确指出，从综合理工学院和其他大学校毕业的具有天份的毕业生离开研究领域而转向政务，是法国19世纪科学技术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Gilpin，1968）111。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比如，在光学、电学和磁学领域颇有造诣的阿拉果曾出任法国海军和陆军部长等职，而化学家、物理学家盖-吕萨克（Gay-Lussac，1778—1850）则担任过下议院和上议院的议员。对德国和英国的科学家来说，这种情况相对较少发生。而杰出的法国科学家往往身陷政务和产业领域，这必然使本国原创科学研究遭受损失（Herivel，1966）113—114。

认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即便不是似是而非，也至少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法国知识分子具有入世传统。优秀的科技专家不是社会的冷静旁观者，反而会积极投身到社会运动中，主动介入行政事务和工商业发展。人们可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身抵抗运动的知识分子身上观察到，从1968年巴黎街头教师学生的游行队伍中感受到，也会在法国技术官僚严谨而务实的工作态度中体察到。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王朝时期，在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未曾中断。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蒙日、卡诺、傅里叶（Fourier，1768—1830）、拉普拉斯等众多一流科技专家，以实际行动展现出了深沉的入世情怀。^[27]在1798年远赴埃及的拿破仑行军队伍中，成就斐然的资深学者和英气勃发的青年才俊随军同行，继续推进启蒙主义的事业，谱写出令世人难忘的科技乐章（Gillispie，1989；Bret，1999）。而法国恰恰是在王朝的飘摇和大革命的浪潮中，在拿破仑对内改革和对外征战中，构建起了科学的帝国，展现了法兰西的辉煌（Gillispie，2004；Sartori，2003）。从这个角度看，科学家卷入政治的传统并不必然造成法国科学衰落。(www.daowen.com)

科学家绝非居住在世外桃源，他们肯定与政治、社会、宗教等环境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环境只是影响科技发展的外部因素。为了更深入理解法国科学衰落的问题，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宣称外部环境对科技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停留在描述历史现象的阶段，还需要探究现象背后的深层历史原因。

只有从更深层面考虑问题，变动不居的现象才可能具有确定的史学价值。在某种意义上，法国科学家关注政治、转入行政，是一种较为典型的社会现象，但该现象不能成为解释法国科学衰落的直接原因。一方面，有很多科学家并未投身政界；另一方面，假设进入政界的科学家们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也有可能难以作出重要贡献。在吉利斯皮看来，拉瓦锡被处死很大程度上是个人悲剧（Gillispie，1959）。在成为大革命的牺牲品之前，这位化学家已作出了真正的科学贡献，并从一个具有高度创造力的科学家转变为一个公共政治人物。在这个层面上，科学家个人际遇甚至悲剧，与法国科学整体衰落之间并无必然关联。科学家投身政务作为一种现象，要赋予其真正的意义，需将其放在19世纪社会历史背景中加以理解。偶然的历史事件和现象毫无疑问会影响历史的面貌甚至走向，但如果我们关心在19世纪后半叶科学中心衰落的必然原因，某些科学家的具体行为和遭遇就不能够满足我们的旨趣，而追问具体行为背后的体制安排，或许可以提供我们需要的答案。从更深层面出发，人们可以将科学家投身政界和产业界视为法国社会体制问题的一个外部表象。

如何从体制层面解释科学家们投身政治的现象呢？因为通向社会上层的道路是行政，而不是研究，所以科学家们转入行政领域的行为就具有了某种合理性。换言之，社会体制和结构对科学技术的定位和安排，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科学家们投身政务的走向。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有希望的科学家的研究生涯受到了干扰”，不如说“他们直接选择了行政”（Gilpin，1968）110—112。可以想象，投入大量时间申请政府基金、写官样文章等问题同样困扰着科学家们，因为行政因素已渗透到研究当中。他们陷入整日整理文件的境地，最终成为机械的管理者或技术官僚。一旦如此，他们很可能难以保持创造力，甚至难以及时把握各自专业领域最前沿的动态（Paul，1972）439。

科技体制内部的行政化仅仅是整个社会体制结构的一个缩影。反过来，只有从社会体制的视角看问题，人们才能更好地把握法国科学家投身政务的现象，更好地理解法国科学衰落的问题。

从体制的视角，对法国科学发展有关问题展开分析，涉及的主题包括教育研究体制的结构特征、资源分配状况、科学家的研究模式、未来研究人员的培养，以及科学家职业生涯的发展等等。如果科学不仅意味着知识和理论成就，那么，这些领域出现的问题就不单是造成科学衰落的原因，它们本身也是法国科学陷入困境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