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建立之后，随即成为现代工科学院和理工大学的典范。为了摆脱对欧洲科技顾问的依赖，美国建立了以工程教育为核心的西点军校。1815年，军事工程师赛耶（Thayer，1785—1872）横渡大西洋访问欧洲，重点考察了综合理工学院。1817年，他被任命为西点军校校长。在对军校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过程中，赛耶将巴黎的影响带入校园，从教科书、管理模式，到用人制度，力图效仿一所“真正的工科学校”，即综合理工学院（Molloy，1975）。1824年，位于纽约州的伦塞勒尔综合理工学院开始招生，这标志着北美高等理工科教育的一个新发展。18世纪40年代，美国地理学家和教育家罗杰斯（Rogers，1804—1880）提出在波士顿地区建立一所“综合理工学院”的计划（Rogers，1896）。经过不懈努力，罗杰斯的构想开花结果，麻省理工学院于1861年正式建立。综合理工学院的影响力不仅限于北美地区，有历史学家指出，“在随后的一个世纪，综合理工成了整个欧洲工程师学校的典范”。（Weiss，1982）德意志地区紧随法国人之后，相继建成一批高等技术学院，^[20]这些机构在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尚未统一的亚平宁半岛稍晚也建立了若干综合理工学院，如都灵综合理工学院（1859）、米兰综合理工学院（1863）。^[21]这些学校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法国工科教育体制的影响，主要开展工科教育和实践导向的科学训练。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确立了以理论科学为基础的工程技术科学教育计划，为现代高等教育开拓了方向。

对近代国家来说，科学技术是其基本社会建制，科学技术最初的职业化对国家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法国在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双重压力下，确立了以综合理工学院为核心的工科专业高等教育体制，这一教育体制的确立具有多重意义。

通过这个新系统，自然科学、数学和工程技术在不同层面建立起稳固联系。旧制度时期，虽然以皇家科学院为核心的自然科学建制关注技术或技艺，以军事技术团体为核心的工程技术体制重视数学和自然科学在培训工程师中的作用，但是，无论是机构组织抑或学科教育等层面，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体制基本是相互分离的。同时，科学研究也没有成为法国社会一类常规职业。而在现代工程技术教育体制确立过程中，课程计划和教学理念起到了一种凝聚作用。在学科层面上，新设立的课程自觉地在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间寻求联系。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思路在18世纪末的工程师学校中已现端倪。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在同一个教育体制中建立起联系，这种体制上的创新，顺应了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回应了工业革命向法国发出的召唤。

新的体制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职业化。旧制度时期，皇家科学院院士等职位数量稀少，难以支撑一类社会职业。在大学中，自然科学很大程度上仍冠以自然哲学之名，并隶属于哲学学科，不可能配备太多岗位。天主教对大学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教会奉托马斯·阿奎那主义为正统学说，并受亚里士多德主义支持。近代科学革命的出现，首先意味着自然科学家放弃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基本信条。而教会对教育和思想活动的垄断，必定妨碍科学家在大学中获得稳定的教职（本-戴维，1988）161，182。正是在教育体制重建的过程中，法国建立了以工程师教育为主的大学校体制，这些学院提供了一批教师职位，并向科学家和数学家开放。由此，自然科学家在法国社会职业谱系中拥有了稳定位置。^[22]以综合理工学院为核心的大学校体制建立之后，一系列伟大科学家的名字与之联系在一起，他们或执教与此，或在其中接受教育。综合理工学院体系的建立，构成了近代法国自然科学职业化的重要一环。(www.daowen.com)

以综合理工学院及其应用学校为基础，工程技术教育体制实现了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传统得以延续，新的体制不再建立在贵族血统和社会地位的基础上，也免受宗教因素影响，但其精英主义并未受到削弱。通过强调数学和自然科学的重要性，比如解析几何、微积分、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等，个人能力和成就受到重视，唯才是用的原则逐渐扩大影响。

新机构明显继承了启蒙运动的理想。启蒙运动的遗产之一是在物质进步和道德进步之间建立了联系。进步不仅仅被理解为是物质上的，还具有非常强的伦理指向，这个体制培养出的工程师们确信，技术的确为法国的公共福祉作出了贡献。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国家工程师们开始将自己视为公共事业和进步的推动者。科技专家通过技术官僚的身份侵入不同部门，技术控制的理念也开始在法国社会扩大影响。这种认识出现在大革命时期孔多塞关于科学城的思考中，成长于19世纪30年代圣西门主义的乌托邦运动中，更落实在法国技术官僚的行动中。比如，现代土地和城市规划已在19世纪上半叶出现。在路桥工程师们看来，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型花园，而他们的工作就是为之设计并建造巧妙的通途与河道。法国在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之上，技术官僚借助科学和技术的美妙观念和现实手段，努力将法兰西建设成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现代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