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综合理工学院改革调整:挑战与机遇

综合理工学院改革调整:挑战与机遇

时间:2023-05-2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7]数学家的这次从政时间虽然只有6个星期,但他很快着手修订综合理工学院的制度,并于当年12月对其进行了改革。在大革命时期,综合理工学院的学生一度纪律松散,课堂出勤率无法保证。1804年7月16日,拿破仑颁布法令,对综合理工学院进行重组,将其置于军队系统之中。综合理工学院是大革命结出的硕果,其存废一度成为问题。1850年,他主持的一个委员会用半年时间撰写了一份有关综合理工学院的报告。

综合理工学院改革调整:挑战与机遇

1799年雾月十八日政变之后,拿破仑建立执政府,随后拉普拉斯被任命为内政大臣。[17]数学家的这次从政时间虽然只有6个星期,但他很快着手修订综合理工学院的制度,并于当年12月对其进行了改革。

学校原设有负责教学事务教育委员会和负责行政事务的管理委员会。在拉普拉斯提议下,发展委员会得以创建。这个新的管理机构类似学校董事会,有助于协调与各应用学校课程计划之间的衔接问题。拉普拉斯借此对学校施加影响。蒙日所倡导的画法几何在课程计划中的地位受到削弱,不再被列在数学科目之下,同时授课时间也大幅度缩减,不断遭受数学分析课程蚕食。这一变化体现了拉普拉斯和蒙日在教育理念上的分歧。后者的着眼点不仅是纯粹数学,他将画法几何体系化,创新虽少,但却向化学、物理学、工程技术等诸多领域开放。而前者则希望学校相应减少相关课程的讲授,并将其转移到应用学校去。1796到1797年间,微积分和分析力学几乎占据了全部教学时间的三分之一,已是蒙日最初构想的数倍。部分教师的立场与蒙日一致,许多学生也不喜欢抽象的高等数学,一时间怨声载道。军队似乎也不欣赏综合理工学院的变化,积分学无法直接帮助炮兵指挥官提升部队火炮命中率。这所学校围绕课程计划和教育原则展开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

在大革命时期,综合理工学院的学生一度纪律松散,课堂出勤率无法保证。寄宿制导致学生们分散居住在城市中,他们一旦走出课堂就无法控制,在公共场合行为粗野,参与政治纷争。拿破仑钦佩蒙日和拉普拉斯等学者,对综合理工学院怀有浓厚兴趣。但国家和军队需要人才,而年轻人的表现不能令人满意。

图6 位于万神殿附近笛卡尔街(Rue Descartes)的综合理工学院

版画,德卡里(Albert Decaris,1901-1988)创作于1965年,现藏综合理工学院。

1804年7月16日,拿破仑颁布法令,对综合理工学院进行重组,将其置于军队系统之中。当时的很多改变都影响深远(Bradley,1975)。校长不再由学者轮流担任,而是转变成固定职位,由拉屈埃(Lacuée,1752—1841)将军接替。学生按军队建制编为一个营,进而分为四个连,每个连队都接受军官指挥。在课堂学习时间以外,学校设立军事训练,以加强纪律。学生们身穿军官制服,着佩剑,戴双锥体帽子,这些都展示了军人的精神风貌。1805年,学校搬迁到紧邻万神殿的地方,[18]学生开始住在宿舍,吃在食堂,与班级共进退。奖学金制度被取消,入校学生需每年缴纳800法郎学费。学校招生不仅择优录取,同时也需要他们的家庭能够负担学费。一旦开始缴费,有天分但家境贫寒的学生比例就相应下降了(Dhombres,1987)。(www.daowen.com)

旧制度时期工程师团体在教育领域留下的某些印迹,在综合理工学院早期发展阶段依然可辨。比如,高强度的竞争性考试、对数学的强调、工程技术教育和军事教育紧密结合等,这些都曾是法国传统工科教育的鲜明特征。在大革命之前,进入火炮学校和军事工程学校的竞争已非常激烈,拥有贵族血统并不能保证投考者被顺利录取。数学在高难度的入学竞争考试中占据重要位置,考试由皇家科学院富有声望的数学家们负责把关。数学教育被视为军事工程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军事技术团体之外的国家工程师来说也同样如此。在大革命中建立的新学校,试图与旧体制决裂,但在教育、招生录取等诸多方面都继承了传统。从更长时段进行观察,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变得明显起来。新机构符合中央集权化和统一化的发展趋势,与现代国家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与法国社会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实现互动(Langins,1990)。

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一项工作就是尽可能重建旧制度,让国家恢复到革命前的状况。综合理工学院是大革命结出的硕果,其存废一度成为问题。不过,如果取消这所学院,就必须建立一个类似机构,以支撑各应用学校,确保工程师的连续培养。

面对此危局,1816年3月,发展委员会在拉普拉斯的领导下起草报告,论证了该校存在的必要性。提供公共服务仍是学院的主要任务,除此之外,教育方法也更倾向“发展那些极少数个人的能力,那些人的品位和天赋召唤他们深入进行科学研究”。同时,教育委员会对学校课程计划进行调整。柯西和安培在起草所负责的教学计划时,试图强化分析和力学课程的地位。他们的倾向令人思索,建立学校是为了培养数学家和科学家,并以推动数学和自然科学的进步为目标,还是“为了训练工程师和推进工程科学的发展”(Belhoste,1991)63。此外,学校的军事化不再被强调,相关的军事技艺课程被取消,年度招生缩减到75人。经过一系列调整,学校得以继续运行。

拉普拉斯对学校课程体系设置的设想一时占据优势,但相关争论在综合理工人当中并未消失。19世纪30年代中期,老综合理工毕业生、炮兵将军尚布雷(Chambray,1783—1848)公开反对母校。而辩护者则称,综合理工人追求学术生涯的成功,并已然获得了卓越的研究成绩。1840年,供职于综合理工学院的科里奥利(Coriolis,1792—1843)在一份关于学校政策的报告中,希望在课程计划中增加几何学和力学的分量,增加更多有关机械原理等技术门类课程,并要求评估不同应用学校所教授课程之间的关系。

勒维耶活跃于19世纪中期,以通过数学计算发现海王星而知名。1850年,他主持的一个委员会用半年时间撰写了一份有关综合理工学院的报告。拉普拉斯和柯西等人的政策在当时已经主导学校太长时间。针对这种教育立场,勒维耶引用普罗尼的相关批评,倾向于回归蒙日的立场,强调面向应用力学,及其和机械原理的紧密关系。他的建议获得批准之后,推崇纯粹数学教育的学者们再次明确提出反对意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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