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革命开启的混沌局面下，王朝时期的科学和工程技术体制受到巨大冲击，面临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从贵族当中招录国家工程师的制度无法维系。从大革命开启到1793年雅各宾专政，政治气氛日趋紧张。1792年之后，很多军事工程师由于其贵族身份等原因，或出国避祸，或返回乡间家园。这些专家在工程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脱离工程团体，造成了人员流逝，出现的职位空缺急需人员补充（Grattan-Guinness，2005）233。就当时的环境来看，从贵族中录用工程师的旧制度已经无法维系。革命政府决定把那些职位向普罗大众开放。

其次，军事主导的工程技术体制发生了转变。在旧制度时期，属于军队的工程团体和属于民用的桥路团体泾渭分明。随着大革命的降临，位于梅济耶尔的工程学校人员短缺，同时难以吸收通过考试的贵族学员。该校于1792年末难以继续运转。公安委员会发布命令，于1794年2月正式关闭这所具有传统的军事工程师学校。考试制度是区分军事工程师和民用工程师团体的一个传统标志。如果工程团体的入学考试无法维系，该标准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意义。不仅如此，桥路学院的职能此时相应得到扩张，也肩负起了向军队输送专业技术人才的职责（Gillispie，2008）（Gillispie，2004）520。在大革命的冲突和动荡中，两类团体之间的差别缩小了，工程师学校的角色需要重新定位。

第三，国家在特定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对工程技术领域提出了紧迫要求。国内交通基础设施在王朝末期没有受到应有重视，需要及时护养和建设，而在动荡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里，军事防御工程建设也亟待加强。上述领域涉及道路、运河、海路、港口、堡垒等各类工程设施。不仅如此，第一次工业革命方兴末艾，产业结构和职业分布也经历了大幅度调整。一些传统产业受到挤压，而冶铁、采矿、棉纺等行业则快速发展。在18世纪末期，法国的产业链已开始受到影响。面对相关工程技术领域的挑战，国家需要本国专业工程技术人员，能够适应正在变化的产业环境和社会需求，应对工业化带来的问题。这种状况要求，一方面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训练出合格的工程师，另一方面，让他们掌握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知识、工具和方法，以利于应对不同产业领域快速涌现的实际问题。(www.daowen.com)

第四，诸多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机构在1793年关闭，包括巴黎皇家科学院、巴黎大学等，相关领域出现的空白地带，需要新机构填补。工程师学校很快再度开门，它们的角色需要重新评价。1794年9月，在向国民公会递交的法令草案中，公安委员会成员富克鲁瓦描绘了未来机构的新定位。在他看来，“由于大革命造成的危机，有关精密科学的教育受到抑制”，而新的高等工科学校不仅应该“为了共和国的需要”，承担起培养工程师的任务，而且也注定要为“重建科学教育”作出贡献（Convention nationale，1987）210。三年后，一份涉及教育改革的报告提到，工程师学校“注定成为维持有关科学教育和技艺教育的宝库”（Fourcy，1987）122—123。在产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双重影响下，为了填补科学教育机构关停之后留下的空档，决策者们必须将自然科学的教育问题考虑其中。由此，活跃在大革命政治浪潮中的科学家们积极参与新教育机构的建立，虽与共和国的工程师们摩擦不断（Langins，1991），但双方共同推进法国工程技术教育体制的重建。

1793年，法国的工程技术科学教育领域出现了一些棘手的问题。一方面，国家急需众多工程师参与防御工事的建设和武器制造，另一方面，军事工程师学校培养出的工程师却大量流失。人们期待某些工程学校能够同时开展民用工程师和军事工程师的训练，也希望有机构不仅传授一般工程实践知识，也能够提供真正的数学和科学理论教育（Gillispie，2004）522（Picon，1992）。路桥学院一度有望承担起这一重任，但危机的积累促使国民公会决定在巴黎创办一所新学校。1794年末，综合理工学院在巴黎成立，并迅速成为新体制的核心和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