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政府在签订贸易协定之时，已意识到了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法国作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英国必然将其视为强劲的竞争对手，并且努力维持力量上的平衡。主张法国可以与英国展开竞争的决策者并不盲目乐观。法国从引入技术人才和机器设备着手，中央和地方政府一起行动，通过商业、产业和科技界精英共同努力，积极回应英国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

1787年之后，随着协议的生效，法国和英国双方的贸易额都有大幅度提升。其中，法国1784年对英国出口额是2000万里弗，1787年到1789年虽有起伏，但总额都超过3000万里弗。其中，1789年达到3500万里弗。法国对英格兰贸易逆差也水涨船高，从1784年的近7万里弗，上升到1787年的1400万里弗，1789年继续扩大到2500万里弗（Henderson，1957）110。不过，贸易逆差主要并非由制造业产品造成，食品和矿产品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1789年法国遭受农业歉收之苦，从英国进口的粮食达到了1800万里弗。食品进口需考虑当时农业生产的特殊境况。从英国进口的矿产品包括煤炭、铁、铜等，这些原料品质优良，价格相对低廉，都是法国工业发展急需的物资（Garçon，1998）。总体而言，伴随着英国商品的大量涌入，法国表现出的应变能力值得肯定，采取的进口策略并无不妥。

但是，法国的纺织行业和冶金行业没有达到英国整体的技术水平。而同一时期，法国国内经济陷入萧条，王朝遭遇严重危机。不久之后，旧制度在大革命的风暴中崩溃。1790年，英国有约2万台珍妮机，而法国境内的珍妮机总数仅为900台（兰德斯，2007）139。某些发展较快的行业暂时无法接近英国的机械化程度。

协定的实施对法国的产业发展、对外贸易等领域具有多重效应。就对外贸易而言，协定的生效意味着法国必须面对英国商品对本土纺织、冶金、机械等市场的冲击，同时意味着某些法国优势行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海外市场。就对法国国家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而言，一方面，法国以英国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为榜样，通过促进科技进步，推进本国工业化进程。贸易协定迫使法国必须更具竞争力，在重点行业与英国直接竞争，这实际上是希望模仿英国工业化发展道路。另一方面，贸易协定可能通过扩大法国在某些传统非机械化行业产品的海外市场，强化自身的行业主导地位和优势，这符合一种差异化发展战略思维。法国一旦确立红葡萄酒、白兰地、高级成衣制作及其他奢侈品行业的优势，将长期稳定占据相关产业链的顶端。

英国也做出了相应反应，并制定了具体策略，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法国产业发展的可能道路。在英国国内，一般来说，新兴产业支持贸易协定的签署，如棉纺、冶铁和制陶；但传统产业则反对它，后者往往更依赖手工技能，难以实现规模化、机械化生产。贸易协定规定某些商品的关税征收与既定税率挂钩，如法国的红葡萄酒和亚麻布，或者禁止某些商品的贸易，如丝绸。通过这些特定条款，法国产品被限制进入英国市场，或扩大在英国的市场份额。更进一步，就其对法国国内产业的间接影响来说，这些条款可理解为英国试图限制法国优势产业的发展。不仅如此，商业协定还禁止机器与图纸的出口。考虑到英国在新兴行业具有的整体技术优势，这一内容在客观上将遏制法国相关产业的技术升级。通过分析贸易协定的条款，英国政府似乎一方面试图阻止法国优势产业的产品进入英国市场，另一方面也限制法国获取实现工业化和机械化的基本资源。

法英贸易协定是工业革命初期法、英两国博弈的一个精彩片段。此前，高关税和贸易壁垒是国家通向繁荣的必经之路。贸易协定的实施，意味着英国的实业家和商人打开了法国市场的大门，反过来，英国也将消费更多的法国红葡萄酒。在工业革命初期，法国尝试不同的发展战略，但贸易协定仅仅维持了5年半的时间，并没有充分地显现其对国内产业的效应，伴随大革命而来的紧张地缘政治局势打断了它。1802年，英法两国签订《亚眠和约》，进入短暂的和平状态，时任法国内政部长的夏普塔尔（Chaptal，1756—1832）才开始考虑与英国签订新贸易协定的可能性。不过由于1786年贸易协定的实施，现代化已经成为法国继续生存的唯一选择（兰德斯，2007）139。

【注释】

[1]有关莫培督的研究情况，科学史界近期有了较为明显的进展，参见（Terrall，2002；Shank，2008；Badinter，1999，2002；Beeson，1992）。莫培督的朋友兼同事拉博迈勒（La Beaumelle）所写的传记是最早的研究著作，参考（La Beaumelle，1856）。布吕内（Brunet）关于莫培督的作品是一部较早出版的研究著作，参见（Brunet，1929）。国内研究可参见（许良，1994）和（许良，1995）。

[2]莫培督的传记作家们仅仅关注他对近代科学的工作，尤其是他在天文学、力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的贡献。不过，一些学者认为，事先假设他以近代科学家的身份去工作，可能是一种错误。比如，特雷尔（Terrall）就指出，18世纪是一个“还没有出现（科学）职业生涯的年代，或者对何为科学家还没有一个清晰而统一的认识的年代”（Terrall，2002）10。

[3]1728年，莫培督访问了英国，并被接纳为伦敦皇家学会会员。通过与英格兰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接触，他开始尝试接受牛顿力学纲领。此时，莫培督还没有将他自己的牛顿力学成果向皇家科学院的同事们报告。这是对法国学术氛围的不信任，同时也确保他在科学院内部免受攻击。

[4]关于工艺学会的情况，参考（Hahn，1981）及（Hahn，1971）108—110。

[5]伽马士在其著作中断言，笛卡尔的哲学原则是唯一适用于力学天文学的原则，参见（Gamaches，1740）。

[6]活跃在巴黎沙龙的圣皮埃尔（Saint-Pierre）公爵夫人对莫培督本人的评价是：“您（即莫培督）非常的时髦。”这种评价并不偶然。参见（Terrall，2002）150。狄德罗于1748年匿名出版的流行小说《轻率的小宝贝》谈及牛顿派和笛卡尔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在该小说第九章《邦扎科学院的状况》中，皇家科学院被改称为“邦扎科学院”，笛卡尔化身为“奥利伯雷”，牛顿的名字变成“希尔西诺”。参见（Diderot，1875a）162—165。

[7]伏尔泰在《哲学通信》的“第十二封信”中集中论述了培根的工作。参见（伏尔泰，2005）56—60。除此之外，他还在《牛顿哲学原理》（1738）第3章第3部分、《路易十四的时代》（1751）第34章、《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1770）等著述中讨论过有关培根的问题。

[8]除在《哲学通信》第十四封信中谈论洛克之外，参见（伏尔泰，2005）61—66，伏尔泰还在自己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分析过洛克的工作，比如《路易十四的时代》（1751）第34章，《回忆录》（1759）等。

[9]有人可能将他们的接触视为支持牛顿观点的人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笛卡尔主义，这种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是简单化的历史描述。笛卡尔主义奴役皇家科学院的说法，一定程度上源自某些论战参与者的宣传策略。它难以完全反映出官方科学机构内部的复杂情况，也无法解释科学院与外部交流活动。例如，1738年，伏尔泰和夏特莱夫人参加皇家科学院设立的大奖竞赛，并获得荣誉奖。科学院的笛卡尔主义者雷奥米尔随后安排出版他们的作品，而伏尔泰和夏特莱则向这位院士特别表达了敬意和友好。这一事件反映了社会交往的复杂性。

[10]在其编辑的伏尔泰著作前言中，巴尔博（W.H.Barber）高度概述了这一过程，参见（Voltaire，1992）6—7。

[11]1871年之后，《百科全书》的生命并未结束。各类再版本、增补卷、改编本等继续出版发行。到法国大革命之前，各版本总印数高达24000部，堪称18世纪最畅销的著作。参见（达恩顿，2005）32—36（Darnton，2009）。

[12]法国大革命之前的非法出版物和违禁文学作品数量庞大、主题繁多。畅销的违禁书中既包括通俗文学作品，也涵盖主题严肃的宗教、哲学、政治学著作。在某种意义上，这个领域“囊括了全部启蒙运动以及……法国大革命思想根源的作品”。而伏尔泰、霍尔巴赫、卢梭、拉美特利、狄德罗等人的作品在违禁图书市场具有很大影响力，有学者甚至尝试将违禁图书研究与法国大革命的起源问题联系起来，可参见（达恩顿，2012）。

[13]《盲人书简》中的主角原型来自当时一位名叫桑德森（Saunderson，1682—1739）的英格兰盲人数学家，据称他发现了贝叶斯定理。(www.daowen.com)

[14]孟德斯鸠于1755年去世，并没有直接为《百科全书》撰写词条，但他的作品片段被收入其中。参见（达恩顿，2005）10。

[15]《百科全书》研究权威普鲁斯特（Proust）强调，百科全书派是具有一定组织结构的独特群体。参见（Proust，1972）。

[16]正文中的例子常被用以说明《百科全书》的编辑技术和传播效果，以及其背后隐藏的社会和宗教立场。但对于交叉引用是否产生了预期的效果，有学者持较为谨慎的态度，参见（Leca-Tsiomis，2015）。

[17]修道院院长普拉德（Prades，1720—1782）于1751年11月进行了博士论文答辩。当时《百科全书》第一卷已经发行，有人发现普拉德的很多观点在《百科全书》中都能找到。狄德罗和其他百科全书派成员抓住机会，将其作为官方神学伪善和不真诚的例证，而拜迪耶等人则控告百科全书派策划了一场阴谋，以期破坏大学和社会秩序，参见（Wilson，1972）154—158。

[18]一些历史学家已注意到医学家与《百科全书》、医学与百科全书主义的联系，参见（Laignel-Lavastine，1951；Astruc，1951；Rey，1992）。关于参与《百科全书》工作的蒙彼利埃医学家的情况，可参见（Kafker，1988；Proust，1968；Coleman，1974）。

[19]相关工作有助于蒙彼利埃医学家们建立声望，推广他们的医学思想。某些为《百科全书》撰写的医学文献受到高度赞誉，比如，博尔德的“危象”（Bordeu，1754）。

[20]19世纪上半叶，居维叶（Cuvier）认为，以电学为代表的物质科学的发展，使蒙彼利埃活力论难以适应，并为以生理学为代表的现代生命科学的进步开辟了道路。参见（Cuvier，1843）。活力论似乎已丧失了作为一门科学的资格。但近三十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质疑这种评价，沃尔夫（Wolfe）呼吁“避免从胜利者的角度去撰写医学史”。参见（Wolfe，2008）462。

[21]德·罗齐耶一般被认为是第一个乘坐热气球升空的人。但通过查阅蒙戈尔菲耶家族原始通信，历史学家C.吉利斯皮发现在德·罗齐耶乘坐气球升空之前，埃蒂安·蒙戈尔菲耶很可能已经进行了几次载人飞行试验。参见（Gillispie，1983）45。关于这一时期的试飞活动，参见（Gillispie，1983）40—42，44—56以及（Dollfus，1993）。

[22]有一种观点认为，催眠术是伪科学，或者属于反科学思潮。可参见（Young，1969；孙红霞，2010）。这种认识有待商榷。虽然催眠术理论没有得到最终确证，诊疗方法的效果没有得到证实，但不能就此将其定性为伪科学或非科学。要想真正理解催眠术，必须返回到具体的历史与境中，换言之，要将其置于法国当时的社会和知识环境之中。18世纪80年代，科学仍未达到很高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程度，而对于当时的法国公众来说，梅斯梅尔的学说与其他流行的科学理论一样，并不令人费解。近年来，相关认识已取得积极的进展。参见（Williams，2003）305—313，以及（Belhoste & Edelman，2015；Riskin，2002）。

[23]梅斯梅尔作为非官方的业余科学家在获得成功后，受邀到皇家科学院讲解他的理论，但没引起什么反响。

[24]这些报告包括用于公开发行，以及递交巴黎警方的秘密报告等多份文件。参见（Bailly，1784；Poissonnier et al，1784；Thouret，1785；Franklin et al，2002；Bailly，2002）。

[25]关于梅斯梅尔和催眠术与精英科学家和官方医学机构的紧张关系，以及前者的沉浮，可参见（Lopez，1993；Sutton，1981；Lanska & Lanska，2007）。

[26]关于布里索在大革命前活动经历的评价仍存在争议，参见（Darnton，1982；Luna，1991；Burrows，2003）。

[27]在旧制度的最后10年，马拉做过数百项实验，出版了至少5种物理学著作（Marat，1780a；1780b；1782；1783；1784），匿名翻译了牛顿《光学》（Newton，1787）。

[28]关于马拉的研究生涯和投身革命的关系，还可参见（Dauben，1968；Nockels，1994）。

[29]一般认为，英国人不仅是工业革命的肇始者，也最先使用了“工业革命”这一术语（兰德斯，2007）2。但有可能英国的老对手对其变化更为敏感，奥托指出：“La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est commencée en France”，参见（Landes，1999）128-129。

[30]他是综合理工学院学院最早受聘的教授之一，从1799年开始，长期担任桥路学院校长，直到1839年去世。1816年，他被推荐成为伦敦皇家学会会员，推荐人包括瓦特（J.Watt）、托马斯·杨（T.Young），威廉·海德·沃拉斯顿（W.H.Wollaston），以及查尔斯·巴贝奇（C.Babagge）等众多英国一流学者。按照公开记载，他的考察工作主要聚焦在天文学观测，尤其是与经度测量有关的内容。

[31]根据英国的统计数据，法国红葡萄酒的进口增长非常惊人。英国税收记录显示，在协议签订之前，法国红葡萄酒的进口量每年很少超过10万加仑，而1787年进口量飙升到近97万加仑（Henderson，1957）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