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的最后十年，是法国现代化道路上的一段特殊时期。路易十六为解决财政困难而绞尽脑汁，政府对来势凶猛的工业革命给予了积极回应，相应的政治改革措施也已启动。《巴黎日报》作为当时法国唯一的日报，很少涉及真正紧迫的政治议题。有关土地税收等重要经济问题，难以在公开出版物中获得讨论。在这段时期，关系法国未来命运的重要话题，似乎没有获得公共舆论的广泛关注。

然而，激进的政治思想如何进入普通公众的头脑中？前述有关启蒙运动的章节分析了科学革命与政治现代化之间的某种历史关系。启蒙运动凝练出的政治理论不仅对大革命之后法国的政治构架，也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不过，它首先是发生在知识精英阶层的一场运动。相关理念如何被普通人接受，激进的社会因素如何在政治革命前发酵，如何转变为政治行动，这些问题涉及科学与政治现代化的另外一种重要关系。

法国人对待科学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社会政治形势及其走向。大革命前的十年间，催眠术或动物磁学流行一时。最初，催眠术作为一种医学理论和医疗方法，与政治并没有直接关联。但随着王朝末年社会氛围风云变幻，催眠术和激进的思想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启蒙思想被转化为革命的宣传品。临近历史的转折点，这一医学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被卷入政治洪流之中。

1.王朝末年的科学时尚与社会变化

旧制度末期，科学知识的传播让大众了解周围存在一些神奇的力量。牛顿的万有引力曾经显得十分神秘，此时逐渐被普通人接受。巴黎各大博物馆和演讲厅，成为展示电现象的场所，避雷针也人尽皆知。充满神奇气体的气球，在18世纪80年代首次升入天空，让法国人倍感兴奋。

1783年，约瑟夫·蒙戈尔菲耶（Joseph de Montgolfier，1740—1810）和埃蒂安·蒙戈尔菲耶（Étienne de Montgolfier，1745—1799）兄弟，以及皮拉特尔·德·罗齐耶（Pilâtre de Rozier，1754—1785）等人积极开展热气球试飞活动。当年9月，蒙戈尔菲耶兄弟在凡尔赛宫的飞行试验震动朝野，成功吸引了首都显贵们的目光；10月，德·罗齐耶在梅斯乘坐热气球升空，完成首次载人飞行。^[21]工程师们撰写关于气球制造和操作的论文，参加科学院举办的各种竞赛；文人受同类事件的启发，谱写赞美气球从地面腾空的诗篇（Thébaud-Sorger，1999）。一些地方举办的气球飞行表演，观众人数可达10万。1783年底，在杜乐丽花园举行的一次载人飞行，甚至吸引了约40万人观看（Lynn，2006）126。科学家和发明家驾驭自然力量的能力让普通人感到惊奇，也令他们认识到科技的重要性。

在展示新发明的场合中，人们可以洞察到这个国家的某些深刻变化。1784年1月，蒙戈尔菲耶兄弟受邀在里昂进行气球飞行，计划搭载六名乘客，包括利涅王子（Ligne，1735—1814）和三位伯爵先生。就在气球即将升空时，一位名叫方丹（Fontaine）的平民及时跳了上去，加入乘客行列（de Saint-Fond，1784）。回到地面后，利涅王子邀请相关人士共进晚餐，唯独落下方丹（Gillispie，1983）79。当时一家刊物公开报道，面对一同乘坐气球的权贵们，第七位客人曾声言：“在地面上，我尊敬你们，但在这儿，我们是平等的。”历史学家在记述此事时，将其视为平等的宣言书（Darnton，1968）162。

航空器升空时的插曲，不经意间透漏出法国社会正在经历的转变。从更长时段观察，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各级领主的特权受到王权的侵蚀和打压。在托克维尔看来，相比英格兰和德国地区，法国比欧洲其他国家更远离封建领主制。这意味着劳工与平民更容易挑战和摆脱旧式贵族的权威和控制。在投入运营的新科技产品面前，传统社会的伦理规范显露出其不合时宜的一面。

科学技术的成就耀眼夺目，不仅让普通人着迷，也同样吸引着未来大革命的领导者。精英分子汇聚在皇家科学院，为拉瓦锡（Lavoisier，1743—1794）的实验欢欣鼓舞。普通劳工也有机会在周末花费十几里弗，乘热气球在巴黎上空畅游半小时。王朝末年，科学是法国人热情追逐的时尚，一些对法国未来道路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也加入进来。1783年，未来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皮尔（Robespierre，1758—1794）通过一次法律诉讼的机会，为新出现的避雷针辩护，并宣扬自然科学，借此进入公众视野（Riskin，1999；Huet，1989）。另一位革命者马拉（Marat，1743—1793）最初钻研医学，在大革命前开展光、火、热、电等现象的物理研究，也关注热气球飞行（Conner，1998；Lemaire，1993）。王朝末年，大众科学与革命的精神多有契合之处（Lynn，2006）148，相关研究活动吸引着有志之士投身其中。

未来的革命者不仅希望在科技领域获得声誉，他们还通过报道和传播大众科学话题，将激进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传递给普罗大众。就后一个方面来看，催眠术在大革命之前扮演了特殊的角色。

2.梅斯梅尔与催眠术运动

18世纪80年代，梅斯梅尔（Mesmer，1734—1815）倡导的催眠术是一个重要社会话题。该学说认为，宇宙中弥漫着一种不可见的磁流体。它可能是万有引力的媒介，也存在于所有动物体内。人体类似一块磁石，一旦该流体在人体内的流动受到阻碍，就可能导致疾病。催眠术通过特定疗法，控制和改善该流体的流动，从而使人恢复健康。在公众眼中，与政治或财税改革话题相比，科技带来的新奇事物更能激发人们的兴趣，而催眠术甚至比热气球飞行的影响力更大。在三级议会重新召开之际，法国宣传册子对政治危机的报告篇幅，还不及催眠术相关内容的一半（Darnton，1968）41。

1766年，梅斯梅尔在维也纳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778年，他来到巴黎开办诊所，并向外宣布自己发现动物体内存在一种极其细微的流体，并指出该发现可以用来治疗疾病。催眠术在巴黎很快就声名鹊起，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梅斯梅尔身边聚集的追随者成立了普遍和谐社，该团体致力于推动催眠术发展，维护梅斯梅尔利益，应对政府和权威学术机构的压制和威胁（Darnton，1964a）。成员有来自斯特拉斯堡的银行家科尔曼（Guillaume Kornmann，1741—1793之后）和来自里昂的哲学家、律师贝尔加斯（Nicolas Bergasse，1750—1832）等。(www.daowen.com)

催眠术在初期代表了启蒙运动的精神。一些人把催眠术当作一门科学和医疗技术，希望能借它恢复卢梭笔下所谓的原生的健康状态。更进一步来说，催眠术不仅可被用于医治个人，还能够为社会除旧布新，让国家获得新生，或者说回到“自然”的状态之中。历史学家使用“催眠术革命”一词描述这一医学运动，强调相关知识让自然法则发挥作用，铲除疾病与各类社会弊端，而旧秩序却对抗科学的力量，企图维护自身利益（Darnton，1968）166。虽然今天仍然难以判定催眠术的崛起是否称得上一场科学革命，^[22]但它的命运和整个体制之间的张力，却为人们理解当时法国社会状况提供了线索。早期信仰催眠术的人们一边引用启蒙思想家的观点，一边庆祝人类“理性”的胜利，相信科学能改造社会。在王朝末年，医学运动通过这种途径与政治和社会现代化进程也建立了联系。

官方科学精英们并没有友好对待梅斯梅尔及其追随者。如果催眠术及其支持者站在启蒙运动一方，那么，他们应该与官方机构中支持启蒙运动的精英们同属一个阵营。不过，面对催眠术这个暴发户，官方知识精英的态度并不友善。皇家科学院的院士们漠视梅斯梅尔；^[23]巴黎大学医学院的专家们拒绝了他的第一篇法语论文《论动物磁学》；从1779年开始，《医学杂志》和《健康报》等专业刊物上不断出现批评催眠术的文章；医学院的德隆（d’Eslon，1750—1786）作为催眠术在医学体制内的重要支持者，也受到巴黎医学家的质疑和排斥。

1784年，政府开始担心催眠术可能失控。巴黎警方的秘密报告指出，催眠术从表面看是一门科学，但内部已渗入激进的政治思想。两个皇家委员会先后组建以全面调查催眠术，其中一个委员会由巴黎医学院和皇家科学院的9位精英组成，包括富兰克林（Franklin，1705—1790）、拉瓦锡等人，另一个委员会由皇家医学会派出的5位代表组成，他们撰写了数份报告。^[24]总体而言，这些报告得出了不利于催眠术的调查结果，比如，认定其治疗功效主要源自病人自身想象力的作用。

催眠术的支持者们开始在不同层面进行还击。面对皇家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他们宣称，那只是享有特权者对他们的侵害和偏见。梅斯梅尔积极向法院和医学院提出申诉，并且对马匹施加催眠，以作为动物磁学有效的证据。而在面向公众的宣传册子里，梅斯梅尔被描绘为充满救世情怀的医学家，他天真地向官方学术机构求助，但是皇家科学院、皇家医学会、医学院，以及由那些机构代表组成的皇家委员会，却在漠视、排挤和打压催眠术（Darnton，1968）83—84。就实质而言，梅斯梅尔的体系威胁到一个既得利益的职业群体，后者要与其他利益相关方联手，消除面前的威胁。^[25]

以牛顿或伏尔泰为楷模的普通法国人，最初对国家满怀希望，但也意识到提升其社会地位的大门正在关闭。他们开始挣扎并诅咒这个体制。梅斯梅尔对公众的呼吁，在平民聚集的巴黎街巷中产生了回响，同时，一些激进思想进入了催眠术运动中。梅斯梅尔反抗官方学术机构，批评科学仲裁者，抨击制度运行的规则。他的工作激发了挑战社会秩序和官方机构的思想，并在布里索、卡拉和贝尔加斯等人的宣传和行动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3.革命前夜的激进思潮

随着与官方权威机构的斗争，催眠术团体内部出现了分裂。1784年，以科恩曼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员将催眠术运动与法国政治现代化诉求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立场相对较为激进（Darnton，1964b）179-189。在官方学术机构和政府的压制下，普遍和谐社的目标是要保证梅斯梅尔理论得以继续传播，而科恩曼等人则认为，应该将这场斗争升级为反抗政治专制的战役，而和缓的态度是背叛反抗学术专制的初衷。他们努力争取公众的同情和支持，在大革命前对政府和体制发起了猛烈的舆论攻势。在这个过程中，布里索（Brissot，1754—1793）、卡拉（Carre，1742—1793）、贝尔加斯等人起到了积极作用。

催眠术为体制外的文人提供了话语武器，以对抗巴黎官方科学体制。贝尔加斯是梅斯梅尔身边活跃的宣传者，也是科尔曼最好的朋友。他憎恶封闭的巴黎知识界，并在阐释催眠术理论时，融入了卢梭式的思想。他认为改善个人的身体状况，就是改善道德状况，而好的社会伦理会最终产生良好的政治效果。1787年到1789年间，贝尔加斯通过为科尔曼的民事诉讼案件辩护，发表了大量出版物，开始猛烈抨击权力的专断、政治的堕落，逐渐转变为激进的宣传家。布里索作为未来的革命者，同贝尔加斯一样同情卢梭，并将催眠术当作普通读者接触《社会契约论》的一个中介。

布里索家境普通，背负着沉重的日常经济负担，但却满怀理想，希望通过奋斗获得文人的声望（Darnton，1964b）179—189。皇家委员会发布调查报告时，他因身陷巴士底狱而无法参加催眠术团体的活动。^[26]在屡受挫折之后，布里索逐渐意识到，社会下层的出身只会让自己在官方机构的精英面前不断遭遇尴尬，旧制度只会利用各种机构来控制公众舆论，压制科学和哲学真理。在他看来，由文人和学者组成的世界已堕落为王朝体制的一部分，而那些官方机构都是其专制的新支柱（Darnton，1968）91。这个认识有正确的成分，因为皇家科学院和其他国立科研组织机构与国家利益紧密连接在一起。数年之后，旧制度倾覆，诸多机构也随着革命的浪潮被关闭和改组。

卡拉希望成为一位重要哲学家，并为此不懈地努力。他发表过3部关于物理和化学的作品，6卷吉里斯（Gillies）古希腊史的译本。他设计了一个驾驶气球的新方案，但科学院对此并未做出积极回应。卡拉坚持认为，火不是由拉瓦锡所说的那些气体产生的，而是由马拉的火成流体与梅斯梅尔的磁流体之间的作用产生的，不过第戎科学院拒绝对此发表评论。梅斯梅尔和官方机构关系紧张时，卡拉自称牛顿的接班人，但实际上并未获得外界承认。同布里索、贝尔加斯一样，他也认为物理和伦理之间存在联系，因此肯定催眠术蕴含社会和政治的意义（Darnton，1964b）45—46。卡拉将催眠术理解成一项革命事业，并开始支持未来吉伦特派的领袖布里索。由此，他以政治家和记者的身份走进了大革命。

在旧制度的最后几年，催眠术的激进派不再局限在单纯的学术争议当中，并开始吸纳非催眠术成员，比如后来吉伦特派的领导人克拉维埃（Clavière，1735—1793）和戈尔萨斯（Gorsas，1752—1793）等。最初非政治性的医学运动发生了转变，逐渐聚集起一批具有激进思想的人，并且使更多人看到旧制度已难以救治，一条革新法国的道路摆在面前。

催眠术运动的这段历史仅仅反映了科学和医学领域的一个侧面。王朝末期，社会下层青年提升社会地位的通道正在变窄甚至关闭。大革命前的巴黎，很多立志成为牛顿或伏尔泰的人士壮志难酬，他们在法国社会中的挫败经历使其更容易接受激进的政治观念。马拉是这些人当中的典型代表，他与布里索、卡拉等属于一代人，为了进入巴黎官方科学机构，成为局内人，已经奋斗多年。他虽不是学术名流，但也致力于自然科学研究。^[27]18世纪70年代末，马拉就将自己的工作提交巴黎皇家科学院审核，但官方机构随后认为他自称超越牛顿，提出的理论和所用术语让人难以接受，开始逐渐疏远他。到1784年，科学院开始谴责梅斯梅尔时，马拉相信，皇家科学院也在迫害他。历史学家认为，马拉要向皇家科学院复仇，与阴谋者对抗，这成为他投身革命的主要动力（Darnton，1968）92—99。^[28]布里索认同马拉关于学术机构的阴谋论，强烈谴责学术专制。他作为局外人对贵族和专业精英们把持的官方机构和沙龙满怀仇恨。大革命前的最后岁月，很多人与马拉、布里索的境况相似，他们在学术和文学上的志向难以实现，心中的怨恨促使其投身革命事业之中。到1789年，反抗学术寡头的人们，将融入一场旷古烁今的革命洪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