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力论主张生命运动是由活力或生命力引起的，强调生物与非生物之间具有根本差别，前者无法用物理或化学定律进行解释，因此不同于有关生命的机械论和还原论阐释。相关认识原理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在近代，法国西南部城市蒙彼利埃的医学家们系统阐释了该理论，同时将其运用于医疗实践。18世纪40年代，通过国王花园的公共化学课或霍尔巴赫的沙龙，狄德罗与来自蒙彼利埃的医生们相识，由此与活力论结缘（Williams，2003）121。地方医学家们通过为《百科全书》撰写词条，让活力论驶入了启蒙运动的主航道。它创造了一种体现地方智慧的科学。机械论科学主张知识的普遍性，追求统一性目标，而活力论代表了知识的多样化和地方性，强调医学的自主性。活力论者支持和推动他们称为“医学革命”的理论，并与巴黎科学精英展开对抗。它的历史表明，中心地带的思潮与地方知识传统之间存在张力，从而展现了启蒙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1.地方医学中心蒙彼利埃

蒙彼利埃本地的医学和科学机构，确保了这座城市在医学界享有盛誉。其中，医学院和皇家科学学会闻名遐迩，也令当地人感到骄傲（达恩顿，2014；Darnton，1999b）。医学院坐落在该市雅各宾路，是未来的医生接受系统训练的场所，也是日后医学活力论得以发展的大本营。其植物园建于16世纪90年代，位于医学院西北方，以种植药用植物和一般植物为主。到18世纪时，该园已拥有几个园区，向公众开放，同时也受医学院管理。蒙彼利埃皇家科学学会属于综合性地方科学院，最初受当地贵族和卡西尼一世支持，经路易十四批准，于1706年建立。该机构虽与医学院并无太多正式联系，但医学家却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医学院的图书馆在18世纪曾隶属当地大型医院，一度由疾病分类学家索瓦热（Sauvages，1706—1767）管理。这座城市中的机构及学者活动网络，帮助医学家与地方建立起一种特殊的联系。到18世纪，蒙彼利埃作为医学中心已有不短的历史。

作为当地一位重要的医学家，索瓦热通过教学影响着日后的活力论医学家们。笛卡尔的追随者们发展起机械论医学，支持身体与心灵二元对立的观念。17世纪70年代，通过雷吉斯的活动，笛卡尔主义被引入蒙彼利埃，并在当地知识界获得了影响力。到18世纪30年代，索瓦热已开始批判该知识传统。他认为身体和心灵存在紧密联系，探索疾病在激情方面的根源，并援引活跃于哈勒等地的医学家和化学家斯塔尔（Stahl，1659—1734）的观点。后者持万物有灵论立场，是近代欧洲医学活力论的一位先驱。1739年，一个斯塔尔派的学生团体已经在索瓦热周围出现。这意味着，蒙彼利埃与欧洲一些地区的医学家们分享新的理念，共同反对机械论医学，包括哈勒、日内瓦、伦敦和乌普萨拉等（Williams，2003）80—81。

18世纪40年代晚期到50年代，蒙彼利埃的医学家们前往巴黎，决心在当时的常规医学外部，发展一种名叫活力论的医学流派。来自行省的医学家们活跃在首都地区，通过《学者杂志》和《特雷乌杂志》发出自己的声音，与出版商建立交流渠道，在各类沙龙之中频频现身（Williams，2003）124—132。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包括博尔德（Bordeu，1722—1776）、韦内尔（Venel，1723—1775），以及巴尔泰（Barthez，1734—1806）。1746年冬，博尔德已从蒙彼利埃医学院毕业三年，决定动身前往巴黎。在首都地区，他致力于治疗贵族妇女疾病，将活力论话语塑造成医学实践的工具。韦内尔与博尔德几乎同时在蒙彼利埃求学，也一同赶赴巴黎。在首都地区的最初岁月，两人并肩奋斗。巴尔泰自觉将活力论视为科学理论模型，展现其与启蒙运动主流科学的差别。他的工作影响了蒙彼利埃医学家从实践医学向理论医学的转向。

2.医学活力论与启蒙运动

18世纪40年代末，蒙彼利埃医学家们与百科全书派建立起了联系。他们挑战官方科学的正统性，对于医学机械论者持有的医学和生理学理论，博尔德大胆进行批判。这给百科全书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蒙彼利埃的医学家们与启蒙思想家们从那时起站在同一行列。

《百科全书》在18世纪50年代出版了前7卷，其中的医学内容覆盖了较广泛的立场和观点，接纳了来自地方的声音。主编狄德罗对医学素有兴趣，并持一种反还原论立场（Kaitaro，1997；Suratteau-Iberraken，1999）。他邀请了许多合作者撰写医学类词条，这些作者往往出自外省，或者身处首都医学体制的边缘地带，其中一些是来自蒙彼利埃的医学家，比如巴尔泰、博尔德、韦内尔、奥蒙（Aumont，1720—1800）等。^[18]韦内尔作为最富成果的合作者之一，撰写了数百词条，主题涵盖化学、药学、营养学等。除了百科全书的词条之外，他几乎没有发表过其他作品。巴尔泰贡献的医学词条数量不少，而博尔德则撰写了“危象”词条。^[19]蒙彼利埃医学家在撰写词条过程中，秉持了相对鲜明的活力论研究视角。（Williams，2003）160—172

18世纪60年代，随着《百科全书》其余各卷的出版，医学词条作者的构成有些调整。仅就来自蒙彼利埃的作者而言，博尔德不再参与其中，而巴尔泰仅负责一个短篇词条，且与医学无关。但是，其他活力论者们继续作出重要贡献，比如韦内尔，以及富凯（Fouquet，1727—1806）和梅尼雷（Menuret，1739—1815）等。18世纪50年代晚期，梅尼雷和富凯紧跟蒙彼利埃老师们的步伐，来到巴黎开阔视野。在他们为《百科全书》各卷所作贡献当中，医学活力论作为实践医学的立场得以清晰地表达（Rey，2000）。有历史学家指出，通过这些医学家的工作，“活力论医学成为百科全书主义的重要维度，而百科全书反过来使活力论成为有关健康和疾病、心灵和身体、个体和群体——简言之，有关更广阔的启蒙运动的基本主题——的生气勃勃的科学话语的一部分（Williams，2003）124”。

蒙彼利埃的医学活力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对启蒙运动精神作出了贡献。作为一种理论知识，医学活力论彰显了启蒙运动科学的多样性或丰富性；作为一门实践技艺，它继承了启蒙运动对技术的肯定和赞誉。

与常规的启蒙运动科学观相比，医学活力论在理论上具有独特之处。譬如，传统的普遍主义信条主张人类在本质上都是相同或相近的，并将沿着相同轨迹进步；活力论医学话语则谈论生命的缺陷，强调由于地域、性别、种族等差异，人类的生命力必然不同。再譬如，狄德罗、霍尔巴赫、布丰等人相信自然科学的统一性，知识涵盖宇宙、地球和人类等领域；而活力论者则坚持人类的独特性，以及医学的自主性。蒙彼利埃医学活力论在某些方面与狄德罗等人保持距离，无疑丰富和扩展了启蒙运动科学的理论话语。(www.daowen.com)

不仅如此，医学活力论还注重和赞扬有用的实践和技艺。蒙彼利埃的医生们强调，医学本身受抽象理论概念和思辨体系的损害，因此对形而上学问题持不可知论立场。在长期的医学实践中，他们十分注重观察，也尽量避免受理论偏见左右。他们为百科全书贡献的大量词条，内容涵盖的主题包括治疗方法等。事实上，医学实践的活动和立场既巩固了活力论的基本原则，也展现了启蒙运动重视技艺的维度。总体而言，医学活力论一方面与启蒙思想家所赞扬和支持的科学观共享着一些方法、原则、目标，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蒙彼利埃地区的医学知识传统（Williams，2003）147，215。在某种意义上，它代表了一种不同类型的启蒙运动科学。

3.蒙彼利埃和医学活力论的沉浮

蒙彼利埃医学家们与百科全书派的合作富有成果，两者的联系有助于活力论成长为一个重要医学流派。18世纪50年代，狄德罗的事业一度遭遇挫折并受到压制，活力论医学家们也相应感受到了压力。他们与旧制度的多重联系，使他们开始与百科全书派保持距离。在这些关系中，最重要的是蒙彼利埃医学院与宫廷的联系。

蒙彼利埃医生对王室的影响力，可追溯到波旁王朝建立初期，并一直延续到18世纪。16世纪90年代，亨利四世宣布放弃新教，进驻首都。他的内科医生主要是来自蒙彼利埃的胡格诺教徒，深受当地盛行的帕拉塞尔苏斯派医学影响（Trevor-Roper，1990）85。在宗教战争和路易十四执政前期，蒙彼利埃的影响力不断获得巩固，并成为御医的培养基地。据统计，从1693年到路易十六退位期间，有八位配备办公室的首席内科御医，其中四位曾在蒙彼利埃医学院求学，一位与当地有重要联系。18世纪20到40年代，一度是蒙彼利埃影响力最大的时期（Jones，1990）。此外，还有众多蒙彼利埃培养出的医生与王室及其旁支家族保持着不同程度的联系。

蒙彼利埃与宫廷的联系滋养着地方医学家的雄心壮志。比如，博尔德和韦内尔通过首席内科御医塞纳克（Sénac，1693—1770），获得了有关矿泉水的研究任务。不仅如此，塞纳克还通过不同途径帮助博尔德等人（Williams，2003）134。巴尔泰借助宫廷的力量影响南方的学术争论，并在1780年代重返巴黎，为奥尔良公爵服务。总体来说，蒙彼利埃医学界与宫廷的联系，沿袭了传统皇家资助模式，是维系地方医学发展的重要力量。

活力论医学家受惠于宫廷，但这并没有使他们与巴黎绝缘。对于蒙彼利埃医生来说，与几代奥尔良公爵家族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诸多知名医生，包括活力论医学家，或长或短为奥尔良公爵家族服务过。在路易十四将活动重心转向凡尔赛时，奥尔良家族仍将巴黎作为主要活动场所。因此，与后者有联系的蒙彼利埃医学家，也将巴黎作为自己的活动舞台。他们的病患不仅有显贵，也包括巴黎的文人和学者，如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等。

蒙彼利埃医学界与皇家资助者的紧密联系，使得他们有可能与巴黎医学家团体抗衡。帕拉塞尔苏斯派医学和新教文化，一度在法国西南部势力强大，其影响力在17世纪的宫廷始终持续，并对巴黎地区的医生们形成压力。蒙彼利埃医学院甚至被看作是为国王、王子、高级神职人员服务的“御医的苗圃”（Williams，2003）145。以巴黎医学院等机构为后盾的首都医生团体，不仅敌视新医学理论，也怨恨来自蒙彼利埃的竞争对手，及其在宫廷的优势地位。他们希望从法律层面维护自己在首都地区的垄断权益，并于17世纪晚期制定有关巴黎行医的规定。到了18世纪，来自蒙彼利埃的医生要想在巴黎开始职业生涯，必须重复参加考试并交费，以获得行医资格。宫廷御医是唯一例外，他们拥有在王国全境行医的特权。除此而外，巴黎医学院也寻找各类机会攻击蒙彼利埃的医学家。两者相互竞争的关系一直持续到旧制度末期。

在18世纪80年代，蒙彼利埃医学中心开始走向边缘化。1770年塞纳克去世后，南方医学院培养首席御医的时代结束了。随着与皇家资助者的疏离，及其对宫廷影响力的下降，蒙彼利埃医学院开始越来越依赖地方资源，并受到旧制度官僚体系的限制，自此蒙彼利埃医学中心丧失了传统优势，越来越难以与巴黎抗衡。

随着巴黎医学机构地位的加强，医学活力论遭遇了更多偏见和不公正对待。1778年，皇家医学会建立，这是王朝对法国卫生和医学机构加强管控的一项重要举措。《医学杂志》在18世纪80年代积极报道该学会的工作和活动，赞美其体现了法国医学的科学维度。相关机构作为官方医学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自己装扮成启蒙运动医学的评判者和官方医学发言人。它们在旧制度末期轻视和抑制地方医学机构，批评医学活力论话语。比如，1762年到1776年间，《医学杂志》由奥古斯丁·鲁（Augustin Roux，1726—1776）担任主编。作为一位百科全书派，鲁经常参加霍尔巴赫的沙龙。他积极支持蒙彼利埃医学家的工作，一度盛赞活力论代表博尔德。在这位主编去世后，《医学杂志》开始敌视博尔德等活力论者，也贬低巴尔泰的著作（Williams，2003）129。启蒙运动晚期，在蒙彼利埃医学院逐渐步入边缘地带的同时，医学活力论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压制。

在旧制度末期，随着传统皇家资助关系的变化，蒙彼利埃在医学世界中的地位相对下滑。首都医学机构面对来自地方的竞争者，将严格的科学概念作为工具，贬低后者的价值和声誉。在这个过程中，巴黎作为科学仲裁者和启蒙运动首都的地位获得加强。作为一种地方医学话语，活力论未能成功打开革新机械论生物学和医学的大门，其自身的科学身份也开始变得模糊起来。^[20]与此同时，蒙彼利埃的地方保护氛围越来越浓厚，活力论日益成为凝聚当地医学家的有力手段。相关教学活动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延缓着地方医学中心的最终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