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真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François-Marie Arouet），比莫培督大四岁。当后者在为进入皇家科学院做准备的时候，伏尔泰正忙于写作和出版事务，希望在文学和学术殿堂打开一片天地。他的作品广受欢迎，文风尖刻而风趣，这为他赢得了朋友和资助者，也给他招来了敌人。麻烦接踵而至，伏尔泰不止一次光顾巴士底狱。1724年，一场牢狱之灾结束后，他被迫流亡英格兰。

留居英国期间，伏尔泰通过不同路径接近牛顿自然哲学。在他重返法国前后，有关牛顿力学的争论日趋明确。他随后开始筹划让牛顿的观念走进公众视野，并准备发表《哲学通信》。伏尔泰在1734年之前已和夏特莱侯爵夫人结下亲密的友谊，并将后者在西雷的住所作为巴黎之外的基地。在那里，两人建立了实验室，合作撰写了一些重要文献，参与并推动牛顿力学及其自然观在法国的传播。不少国内外的客人前去访问，其中就包括莫培督和克莱劳。莫培督的《论行星的不同形状》一出版，伏尔泰便将其视为经典。他多次写信给莫培督，寄去《哲学通信》的手稿，寻求后者的建议，并感谢这位院士为他解答有关牛顿科学的困惑。

1734年，《哲学通信》出版。该书以通信集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社会批判角色，支持新的意识形态。牛顿和英国的牛顿派自然哲学出现在《哲学通信》开始几封信中，挑战着法国的笛卡尔主义。有关立场在作品的后半部分进一步获得展开。

在该书中，伏尔泰把自己设定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法国人，生动描述了在英、法两国流行的观念：

“一个法国人到了伦敦，……去的时候还觉得宇宙是充实的，而现在他发现宇宙虚空了。在巴黎，我们认为宇宙是由细微物质的旋涡构成的；在伦敦，人们却不这样看。在我们那儿，以为是月球的压力形成涨潮；在英国人那里，却以为是海水被月球吸引……在巴黎，（人们）把地球想象成一个西瓜；在伦敦，却以为它是在两极扁平的球体。”（伏尔泰，2005）69

这段对比向世人通俗地展现出近代科学知识的地域性特点，牛顿主义和笛卡尔主义分别在英、法两国占据主导。它们之间的差别不仅涉及科学方法论和认识论，比如对待数学和实验的不同态度，而且在自然观等方面也存在相当多分歧，比如天文学和化学中的吸引现象、虚空与充实、物质的本质、精神的理论，以及当时刚刚在法国成为焦点的有关地球形状的争论等。不过，对比两国流行的知识观念不是作品的目的，伏尔泰笔下的法国通信者与信仰牛顿世界观的英国人达成默契，意欲将拉芒什海峡对岸流行的自然观普适化；在谈论笛卡尔或马勒伯朗士时，作者借助不同策略批判法国的笛卡尔主义观念。比如，在他笔下，马勒伯朗仕仅仅拥有“卓越的幻想”，而不再是严谨的学者（伏尔泰，2005）62。

伏尔泰将英国人弗朗西斯·培根视为近代科学之父，强调他在科学和思想界占据着特殊地位，为推动实验科学和力学方法的系统化作出了重要贡献。^[7]对于尊崇实验和牛顿力学的英国人来说，这种认识实属常识，但对于当时的法国来说，却未免有些离经叛道。丰特奈尔虽然赞颂科学的实用性，但他同时主张哲学推理要比力学实验更加重要。在这位笛卡尔主义的拥趸眼中，真正的英雄绝非牛顿，培根也与近代科学的起源无关（Fontenelle，2016）。而伏尔泰明确将实用的、实验的、力学的工作置于更重要的位置上，用力学思想和实验阐述近代科学的起源。这种观念与法国正统看法并不一致，但却产生了深远影响。

伏尔泰在为牛顿思想辩护的过程中，还吸收了其他英国近代思想家的工作，同时倡导新的公共知识分子形象。他欢迎英国思想家洛克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思想。莱布尼茨在写给克拉克（Samuel Clarke，1675—1729）的信中已经挑明，洛克的唯物主义和牛顿力学之间关联紧密（莱布尼茨，1996）。伏尔泰在通信中强调洛克的哲学并非偶然。此外，他借助牛顿主义来理解思想家和知识分子，强调批判地、独立地探寻真理，推崇思想自由，由此创造出作为真理喉舌的哲学家的形象。日后推动启蒙运动发展的知识分子们，深受这一理念的影响，比如狄德罗。^[8](www.daowen.com)

《哲学通信》在法国科学体制之外产生了直接的社会反响。伏尔泰坚持牛顿自然观及其相关思想，将英格兰美化为自由、繁荣、追求真理的地方，将更具现代性的思想观念作为评判旧制度的标尺，挑战法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和社会政治秩序。它敦促法国人思考本国的宗教、政治和文化，反思流行的科学观和自然观，帮助法国在1734年之后开启一场真正的、公开的启蒙。不仅如此，在大革命头两年，孔多塞（Condorcet，1743—1794）指出，“这部作品让我们进入革命的时期”。（Condorcet，2015）在法国现代化道路上，这部著作及其开启的启蒙运动，指向了随后到来的政治大变革。

官方认定伏尔泰的言论对国内社会秩序和宗教构成威胁，并下令公开销毁他的著作。为此，伏尔泰请求莫培督挺身而出，因为这也是一场保卫牛顿的运动。不过，后者更愿意把精力用在皇家科学院和官方科学家群体内部，那些地方才是他发挥才智和权威之处，而伏尔泰已将这场运动引向了法国政治和社会领域。

1738年夏天，伏尔泰出版了《牛顿哲学原理》一书（Voltaire，1992）。其中，他花了一章篇幅来讨论地球的形状问题，并强调指出莫培督是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出发推论出地球形状的。他简化了官方科学家群体的内部争论，在他笔下，莫培督对卡西尼的胜利，意味着笛卡尔主义的落败，以及牛顿世界观的整体胜利。该书的出版确立了伏尔泰研究牛顿思想的专家身份。莫培督也在自己的作品中阐述有关地球形状之争的差异（Maupertuis，1738），但他避免使用伏尔泰的视角概括这场争论，至少在皇家科学院内是那么做的。伏尔泰日益将矛头指向传统伦理和宗教，对于当时的法国社会来说，异端思想已是其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就在《牛顿哲学原理》出版数月之后，莫培督开始主动接近伏尔泰，希望与这位朋友重建联系。

1738年前后，牛顿力学及其世界观的讨论已在皇家科学院内外展开，笛卡尔主义者一致反对牛顿派观点。虽然莫培督一度疏远过伏尔泰，但鉴于后者的公众影响力及其作品的广泛传播，他希望借此与更广泛的群体交换意见，与超出了他交际和影响范围的公众空间建立联系。对于伏尔泰和夏特莱夫人，莫培督的同情意味着皇家科学院高级成员的支持，而他们则一直徘徊在皇家科学院外部。^[9]

18世纪40年代，围绕牛顿力学的争论如火如荼。笛卡尔主义和牛顿派观念之间的论战烽火从英格兰、荷兰，一直传递到法国。伏尔泰的工作帮助法国拒斥笛卡尔主义，接受并吸收牛顿世界观。置身其中，面对来自科学院内外的笛卡尔主义者们，他和夏特莱夫人一道对批评做出回应。地球形状之争获得圆满解决前后，莫培督在公开活动中日益与伏尔泰接近。在诸多力量的共同努力下，笛卡尔主义开始整体衰落，最终被牛顿体系代替。^[10]

就传播牛顿思想而言，莫培督和伏尔泰各自作出了重要贡献。前者是法国皇家科学院的高级成员，这一身份使莫培督传播牛顿理论时具有权威性，而伏尔泰始终无法做到这一点。1738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牛顿思想已经和自由主义、新伦理观、无神论日益联系在一起，而笛卡尔主义者则与牛顿派积怨日深。伏尔泰的文字具有煽动性和震撼力，他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已在文学共和国和公共舆论空间树立起良好声誉。对莫培督来说，这种声誉已经变得更有价值。伏尔泰不仅依靠文学共和国的活动间接地帮助了莫培督，同时，他也塑造着自己的形象——一位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力的权威哲学家，对皇家科学院内坚持牛顿力学纲领的院士报以同情态度。二人从未真正建立起牢固的同盟，甚至在18世纪中期公开决裂，但他们联手为牛顿力学在法国本土的传播作出了贡献，与此同时，启蒙运动已在法国顺利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