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全球范围来看，工程师的职业化出现在1750年到1850年之间（Picon，2004）。对法国而言，这一职业的体制化肇始于国家工程师团体及其配套学校的建立。这些团体接受皇家资助和管理，向国王负责，一些组织甚至可以上溯至法国绝对君主制形成的早期岁月。它们是法国旧制度时期工程技术体制的基本组成部分，一般可以划分为军事工程师部队和民用工程师团体。其中，前者在人数和规模上均占据优势。

旧制度时期，军事工程师部队构成了法国国家工程技术体制的基础。这类组织集教育培训和工程技术实践于一身，职责涵盖工程技术活动诸多环节。^[14]军队工程师们既是军官，也是学者。他们主要隶属于三支军事工程部队或团体^[15]，分别是海军团体（Corps de la marine）、工程团体（Corps du génie）、火炮团体（Corps de l'artillerie）。^[16]海军团体建立于1689年。大革命之后，它虽然和一般的工程师团体保持着联系，但并不属于法国技术官僚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发展的。1691年，为了修建和维护王国的防御工事，沃邦（Vauban，1633—1707）建立了军事工程团体。17世纪70年代之后，使用近代火器的部队不断发展壮大。在此基础上，路易十四于1693年正式建立皇家火炮团。1755年，火炮团体与工程团体共同组建工程与火炮团体。1758年，该团体又分离为两家独立的军事工程团体。

就上述三家军事工程团体而言，工程团体相对更加具有代表性，其成员作为军队学者，较早接受了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工程师训练。团体坚持唯才是用的录取标准，至1697年，沃邦已经确定了团体录用考试制度。年轻人要想进入军事工程团体，必须参加数学考试，而考官通常来自巴黎皇家科学院。

在阿尔让松伯爵（Argenson，1696—1764）主管国防事务其间，梅济耶尔皇家工程学校于1748年创建，隶属于工程团体。该校学员在教室内学习数学和其他理论知识，在教室外动手实践，但理论和实践一开始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联系。在学院首任院长沙司狄龙（Chastillon，1699—1765）的推动下，通过数学家蒙日（Monge，1746—1818）等人的努力，理论和实践在校园开始结为同盟（Belhoste，1997）。这所军事工程师学校的出现有力地促进了法国军事科技教育的进步（Langins，2003）85—103（Bret，2006）。

早在1679年，路易十四就在法国北部的杜埃建立了第一所炮兵军官学校。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上半叶，王朝境内相继建立数所同类型的学校。18世纪50年代，火炮团体和工程团体一度短暂合并，前者在恢复为独立建制后，仍保留了工程团体的录用考试和训练制度，考官同样来自皇家科学院。18世纪60年代，火炮团体希望以梅济耶尔学校为样板，在巴波姆地区建立一所学校。但这一成果并未获得巩固，该校于1772年关闭。到18世纪70年代末，训练学生的任务转移给了直接附属于各炮兵部队的机构。那些学校往往规模较小，分布在梅斯、拉费尔、斯特拉斯堡、贝桑松、杜埃等地。

军事工程技术团体具有两个特征。首先，数学和自然科学受到重视。成员需具备必要的自然科学素养，这是进入工程师团体的必要条件。通过入学考试之后，未来的军事工程师们还将接受进一步训练。例如，梅济耶尔学校就拥有高品质的自然科学类课程，特别在数学和绘图方面，这为其赢得了良好声誉。该校确立的教育传统，在大革命期间将由综合理工学院继承下来。其次，贵族子弟在这些团体中的比例较高，平民阶层青年入学相对困难。比如，军事工程团体候选人为了参加录用考试，需要获得由贵族签发的审查信。这是一种特殊的受推荐资格，平民想要获得此文件并非易事。1770年之后，相关规定的执行严格起来，到旧制度末期，平民已很少有机会进入该校。这两个特征在18世纪有不断加强的趋势。

旧制度时期，在军事工程技术部队之外，还存在一些民用工程师团体。法国政府在18世纪建立起一些技术服务部门。桥梁与道路团体（简称桥路团体）成立于1716年，是最具代表性的民用工程师团体，主要负责国内大部分的公共工程项目。1747年，桥路团体的佩罗内（Perronet，1708—1794）奉命在巴黎组织一个训练国家工程师的课程项目，该项目随后转变成法国第一所培养工程师的教育机构，即桥路学校。它的早期历史深深地打上了创建者的印记（Belhoste et al，1990）。从一开始，校外实习训练就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学生们经常有机会参加实际工程建设并担任助理，借此获得工作经验。同时，学校也建立起一套严格的制度，及时评价和监督学生们的进步。从18世纪中叶开始，该部门的重要性日益彰显。除桥路团体外，矿业管理部门于1781年在内克尔成立。两年后，矿业学校在巴黎建成，以培训相关领域的工程师。

军事工程师部队和民用工程师团体之间有较为明显的差异。首先，军队的工程师主要来自贵族家庭，而民用团体的成员主要来自资产阶级。其次，两者的录用和训练系统也并不相同。民用工程学校的学生入学也需要通过推荐和筛选，比如桥路学校，但在校期间，训练集中在绘图和实践，较少接受理论科学和数学教育。由于缺少教授，学生之间需通过互助开展学习。在某种意义上，此类民用工程学校的教育更接近传统技艺的学徒制，与现代工程师培养机制仍有不小差距。

工程技术在体制化过程中与国家利益关联紧密。16、17世纪的工程技术与国防部门关系密切。对整个王国而言，工程很大程度上与防御工事有关。大革命前夜，法国大约有三千多名国家工程师。其中，仅有两百多名土木工程师来自民用的桥路团体，超过九成的工程专家隶属于军事工程师部队（Belhoste & Chatzis，2007）。^[17]

除此之外，工程技术团体还有一系列重要特征。首先，国家工程师享有非常高的社会地位，秉持鲜明的精英主义立场。工程师们坚信自己同时拥有勇气和知识，毫无疑问属于社会精英行列。其次，工程师团体受到军队文化和传统的深刻影响（Kranakis，1997），成员之间强调社团主义或合作精神，这也构成法国工程职业长久以来的一个传统。第三，从工程技术团体的视角看，数学并不意味着心灵的规训，毋宁说是行动的工具。从基础设施到防御工程，各类问题均需要计算。年轻的贵族渴望进入军队服务，他们所受的贵族教育覆盖了数学基本训练。法国工程技术专家强调数学的价值，同时相信数学不是抽象的理论大厦，而是对实际问题的形式表达。(www.daowen.com)

此外，法国工程技术体制的特殊性造成了服从权威的特征。工程师服从国王命令，无须直接对社会负责。权威源自体制的合法性，与公众态度和公共利益的直接表达无关，这是法国技术精英们长期持有的信条。通过技术官僚在19世纪的成长，以及在20世纪的持续壮大，这一信条影响着法国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实际运行。比如，重大工程立项和发展规划并不必然经历一个民主决策的过程。

向巴黎集中：体制化的后果

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科技人才和资源不断向巴黎汇聚，出现了集中化的趋势。17世纪中期，巴黎以外的地区拥有极具原创力的人才。英国哲学家洛克（Locke，1632—1704）曾于17世纪70年代游历法国。他对自然科学颇感兴趣，也愿意与科学家交流，最远抵达南部的蒙彼利埃。

17世纪下半叶，新科学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地盘。18世纪初，英才汇聚巴黎，涵盖自然科学诸多领域，涉及解剖学、植物学、天文学、化学和物理学等。原创性的科技活动和新思想在首都地区不断涌现，那里的组织机构为科技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虽然其他地区并不缺乏充满热情的实验家，但他们已很少作出真正的贡献。17世纪90年代末，英国博物学家和医生李斯特（Lister，1639—1712）造访法国，他不需要像洛克一般离开巴黎，就能够了解法国科学的总体发展状况。

中央集权制将巴黎-凡尔赛塑造为国家的中心，科技资源和机构组织的集中化仅仅是这一进程的侧影之一。从路易十四亲政开始，全国性的科技组织机构作为国家秩序的一部分，不断巩固自己的地位，强化自身发展，也将最优秀的人才召唤到首都地区。有天分和雄心的法国人越来越难以抗拒巴黎的吸引力。在这个意义上，科技人才、资源以及原创实验活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巴黎，很大程度上是宫廷、行政部门、科技机构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科学与国家机器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似乎使科学活动不再首先属于欧洲。17世纪中期，最富有天分的耶稣会科学家们会被召唤到罗马，但在近代国家意识觉醒、王权高涨的氛围中，支持罗马教廷的行为已具有一定风险。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发展，1660年，耶稣会把学术活动的中心从里昂搬到了巴黎的克莱蒙学院，并在80年代将其更名为路易大帝学院（Dupont-Ferrier，1925）。上述动向并不必然意味着教会影响的教育和科学活动向国家靠拢，不过天主教的欧洲已然不再是一盘棋。

17世纪中叶之后，通过国王、能臣和各级官僚的意志力和行动，法国的绝对君主制得以巩固，巴黎-凡尔赛的政治中心地位获得加强。与此同时，支持近代科学发展的多种资源不断向巴黎集中，一系列机构组织逐渐汇聚到统一整体之中。法国的科学繁荣发展，在欧洲大陆较早进入了国家资助和体制化发展阶段。法国科技机构和组织的体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绝对君主制对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塑造。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法国社会整体对于科学的热情和接受，中央政府的扶持和资助，以及决策者的长远眼光。在各类机构中，巴黎皇家科学院是旧制度时期最杰出的代表，它的出现标志着近代科技体制的一次重大创新。

图1　路易十四视察皇家科学院

该图为帕罗（Perrault，1613—1688）的《动物博物学论集》扉页插图。绘制者为宫廷艺术家和雕刻家勒克莱尔（Leclerc，1637—1714）。事实上，路易十四从未视察过科学院。（来源：法国国家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