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私人资助和奥尔良的加斯东

新兴的自然科学一定程度上是在大学和传统学术机构外部成长起来的，私人资助为相关人员及其活动提供了基本的保障和庇护。在传统社会中，资助者给予受资助者财务支持和政治保护，受资助者回报以特殊的才能或知识等。资助者和受资助者的关系主要遵循贵族社会的传统交往规范。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凌驾于其他社会关系之上，比如超越对国王的忠诚。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等是常见的资助领域。随着强调观察实验和数学化的自然科学的出现，贵族们也开始眷顾这项新的事业。资助者有可能是外行，并不一定理解所资助活动的真正意义，但他们提供的资源和保护对处于起步阶段的近代科学活动是重要的，尤其这类资源和保护来自保守的大学和行业团体之外。

17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资助者是路易十三的王弟、奥尔良公爵加斯东。他与梅森、笛卡尔和佩雷斯克等人有相似的爱好，同时也对自然科学的发展给予了重要的支持和保护。

奥尔良的加斯东身边聚集了一批优秀的法国学者。他们会把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带到公爵府邸。1623年，伽利略的一份论力学科学的手稿传入法国，很快就通过某种渠道被送到加斯东手中。1625年，梅森出版《科学的真理》一书，作者并未将其献给路易十三，而是以“献给国王的弟弟”的名义向未来的公爵致敬（Mersenne，1625）。学者们明白波旁家族中哪位成员对科学真正感兴趣。加斯东也不排斥身边出现对立的观点。比如，数学家博格朗（Beaugrand，1584—1640）始终与笛卡尔存在分歧，也并不总是赞同费马的理论。同样在数学上有所建树的博纳（Beaune，1601—1652），在天文学、数学等方面积累了大量图书，却对笛卡尔推崇备至。在当时法国科学家的通信中，加斯东的名字时常出现。

加斯东对博物学的长期兴趣，对17世纪法国相关领域的发展不无裨益。在幼年时，亨利四世就将他托付给布吕尼耶（Brunier，1572—1665）医生照顾。布吕尼耶医生毕业于蒙彼利埃医学院，同时是一位植物学家，他点燃了小公爵对知识的渴望，也培养了他对植物学的终身兴趣。17世纪30年代，布吕尼耶在布卢瓦开始为加斯东建立植物园。路易十三驾崩时，那座花园已赢得外界广泛赞誉，甚至被认为是欧洲当时最好的植物园。受到主人的鼓励，布吕尼耶在植物分类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鉴于当时缺少科学的植物分类方法，布吕尼耶根据植物各部分间的相似性，尝试进行分类。英国博物学家约翰·雷（John Ray，1627—1705）随后似乎独立发现了相同的方法。盖默哈利乌斯（Gamerarius，1665—1721）后来提出植物性别理论，林耐（Linnaeus，1707—1778）接着确证了该理论，但布吕尼耶的工作应该被视为这些工作的出发点。苏格兰植物学家莫里森（Morison，1620—1683）一度为加斯东服务。他在返回英国后，宣称发现了布吕尼耶的体系。他的工作成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在布卢瓦植物园的经历。加斯东于1660年去世后，他的稀有植物被移植到了巴黎的国王花园（Abraham，1963）208—210。

加斯东也是科学仪器的收集者，而且明白那些仪器的真正意义。1622年，移居到英国的荷兰科学家德雷贝尔（Drebbel，1572—1633）送给加斯东一台显微镜。不久之后，德雷贝尔的女婿，科隆的库夫勒（Kuffler，1595—1677）献上了一台更好的仪器。1626年，加斯东责成费里埃（Ferrier）建造一台望远镜。后者遇到困难的时候，加斯东同样焦虑，命令手下从德国购置材料，并运送回国。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费里埃花了八年时间。无论显微镜还是望远镜，都涉及镜头工艺的改进以及光学理论的发展，备受当时法国科学家的关注。^[9]

私人资助会受到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诸如资助人的个人兴趣、经历和遭遇等等。加斯东本人的科学活动因个人兴趣的变化而转变，也时常受到政治等外界因素的干扰。他对博物学的兴趣与其成长经历关系密切。但有那么一段时间，他沉浸在光学、数学以及天文学当中，似乎无暇顾及其他领域。在路易十四年幼时，加斯东位居摄政王而忙于政务。只有在1652年后，卸下政治重担的加斯东才有可能重返自己的爱好之中。

社会政治局势动荡，也可能使私人资助关系陷入危机。1631年至1634年，因为宫廷斗争，加斯东远遁南希。正在制造望远镜的费里埃转投首相黎塞留门下。同样因为政治原因，博格朗弃他而去。加斯东流亡期间，追随在其身边的人所剩不多，但布吕尼耶不离左右。他的忠诚获得了回报，最终被任命为公爵的首席医生，并负责兴建布卢瓦植物园。传统社会中的私人资助关系受到资助者宦海沉浮、财政状况波动、个人兴趣转变等因素的影响，往往并不稳定持久。(www.daowen.com)

近代科学兴起之初，在缺少国家和社会稳定支持的情况下，私人资助支持前沿学术研究，是近代科技发展的重要外部资源。加斯东对科学探索的兴趣和支持也许影响到了自己的侄子、国王路易十四。这为随后国家资助的发展，以及法国科学的体制化打下良好的基础。

2.丰特奈尔论题和国家资助

法国的资助体系在17世纪60年代出现了重大变化。具体来说，国家正式介入科学资助领域。巴黎皇家科学院终身秘书丰特奈尔首先注意到了这一现象（Lux，1989）3-5。从早期私人资助的组织机构，发展到后来建立的巴黎皇家科学院，体现了社会和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Hahn，1971）1-19。这一转变因何出现？一种观点认为，随着新科学不断成长，所需的资源逐渐超越了个体资助者的承受能力，私人资助由此在17世纪60年代陷入困境。为了做出补救，皇家科学院应运而生。国家资助建立皇家科学院，似乎与私人资助出现危机具有某种关联。

私人资助可能在当时并没有遇到严重危机。至少在17世纪60年代，私人资助并未衰落。经路易十四批准，位于法国西北部卡昂的物理学院于1662年建立。它最初源自于于埃（Pierre-Daniel Huet，1630—1721）和其追随者格兰多热（Graindorge，1616—1676）的联合计划，具体由前者出资。物理学院建成之初，是巴黎以外少有的科学机构。它存在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其建立说明私人资助在巴黎皇家科学院建立之后依然活跃。法国的科学资助在17世纪60年代出现重要变化，国家已开始侵入私人资助的领域（Lux，1989）169—174，不过，私人资助形式多样而又富有弹性，仍不失为一股推动自然科学发展的重要力量。

路易十四亲政以后，中央政府开始真正关注新科学。国王的顾问和得力助手柯尔贝负责对文学、艺术和学术的资助工作，并意欲恢复路易十四作为王国主要资助人的地位。国家资助的介入，对法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首先，国家资助的出现和扩张是法国科技摆脱传统社会结构束缚的重要环节。波旁王朝时期，皇家资助和国家资助在某种意义上难以区分。私人资助维护资助人与被资助人之间的传统社会关系。而国家资助在很大程度上让科学家远离恩主式的保护关系，将科学机构纳入国家行政管理的轨道，让学术研究获得更稳定的保障和持续支持。或者说，这种转变反映出旧制度时期传统社会关系的解体。其次，随着资助方式的变化，自然科学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国家机器之中。如果私人资助体系在17世纪60年代没有陷入危机，仍然可以支持前沿科学研究，那么路易十四时期建立科学院便不是为了克服新科学发展推动力不足的困境，而是更加具有战略眼光的举措。

国家资助一方面将刚刚出现不久的自然科学纳入王权体制中，另一方面也开创了国家稳定支持前沿科技研究的模式。在这种模式的支配下，国家常常会雇佣一批拿薪水的科学家从事有任务导向的项目（Hahn，1987）。不仅如此，国家资助也是促进自然科学机构化和体制化的重要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