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7世纪30年代开始，自然科学以不同途径进入了法国社会。热爱自然科学、探究自然奥秘的学者们建立了私人通信网络，力图将法语作为传播学术信息的正式语言。贵族们举办的科学沙龙让上流社会更贴近地接触这一新生事物，涉及科学的课程和杂志期刊的出现为研究者和对自然科学感兴趣的公众创造了新的交流空间。从拉丁文到法语的过渡，从跨越国界的交流到巴黎市内的高尚聚会，法国在逐渐接受这一新生事物。

1.梅森和他的通信网络

在17世纪，近代科技交流机制在欧洲刚刚出现。想要了解法国各地和其他国家最新的学术信息，维持与志同道合者的稳定交流，除了面对面的交流之外，通信仍是主要途径之一。通信是学者之间分享智力成果和相互评价的手段，也是学术出版的中介环节。17世纪三四十年代，通过私人通信的方式，出现了一个以梅森为中心的科学家交流网络。该网络较典型地体现了近代科技交流机制早期的发展状态。

对于科学革命期间的法国而言，梅森是一位重要人物。他长期在巴黎的修道院教授神学和哲学。在17世纪20年代，他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忠实信徒，但在随后数年间，就已经转变成伽利略的热情支持者和自然数学化的实践者（Moreau，2012；Garber，2004）。梅森在数学领域有一定的造诣，研究涉及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也编辑过欧几里得（Euclid）、阿基米德（Archimedes）和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us）等人的著作。不过，在推动近代科学发展方面，他最重要的贡献是与同时代科学家们广泛接触，并以他自己为核心建立起一个交流网络。遍及全国的学者和业余爱好者们，无论来自新教还是天主教，无论是神职人员还是一般信众，都可以以书信形式向他报告自然哲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一步，他也对引人关注的实验和论断发表意见，提出质疑，并通报给其他感兴趣的团体和个人。梅森也是传播法国以外最新科学进展的重要渠道。身处荷兰、意大利、波兰等地的学者都同他有联系，比如惠更斯和多尼（Doni，1593—1647）。伽桑狄、佩雷斯克和笛卡尔等人都是从17世纪20年代开始与梅森建立起联系的。笛卡尔驻留荷兰大约二十年时间，梅森作为其辩护者，主要通过通信帮助他与法国国内保持着稳定而通畅的联系。

在科学期刊和学术会议等交流平台尚未出现的情况下，这个以梅森为中心、通过书信搭建起的交流网络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借此，法国国内学者与欧洲其他地区的学者建立了有效的交流渠道。也正是由于他，法国科学家相互激励和促进，开始凝聚在一起。按照某种有关近代科研活动的理解，研究是一项以推进科学进步为目标的集体实践活动，是一项共同体的事业。在这个意义上，梅森不仅是伟大的通信交流者，也堪称近代科研之父（Maury & Taussig，2003）。

梅森工作的意义需要从欧洲视角来进行评价。从某种角度看，梅森是17世纪上半叶欧洲科学和数学世界的中心。他是法国学者，但更是一位欧洲学者。他所维护的交流网络也同样超越了法国的界限。在这个网络中，科学家的通信通常使用当时通行欧洲的学术语言——拉丁文。近代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流行于欧洲的世界主义仍然残存于他的活动背景之中。

在17世纪上半叶，通信交流是学者分享智力成果和评价的基本手段，是出版的中介环节。随着科学组织和专业期刊的出现，通信交流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将进一步扩大规模（Kronick，2001）。但是，维持通信交流网络需要个人的巨大热情和献身精神。1648年梅森去世后，他的地位无人能够代替。法国必须寻找其他途径，为新科学提供一个稳定的交流环境。

2.法语的觉醒

法兰西学院成立之初，就致力于法兰西语言的标准化和纯洁化。黎塞留希望该机构的工作有助于打破地方文化造成的隔阂，促使学者们为国家效力。学院成员为此编撰综合性词典并确立精确的语法规则（Maland，1970）。随着语言规范化和标准化的推行，宫廷、上流社会和平民逐渐开始使用同一种语言。^[7]

学者们很早就开始使用法语写作。在16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早期，法语已开始成为一门表达自然哲学的语言。比奈（Pinet，1510—1584）最先将老普林尼（Pliny）和迪奥斯克里德斯（Dioscorides）的几个古典文本翻译成法语。从17世纪20年代开始，一些科学论著在发行了拉丁文版之后，也都会出版法语版本。

笛卡尔的出版物在这段历史中具有一定代表性。他试图寻求巴黎神学院的支持和耶稣会的承认，也有意识地扩大自己的目标读者，希望有文化的法国人都能了解他的观点。虽然《哲学原理》第一版是用拉丁文写成的，但法语版三年后就面世了（Descartes，1647）。较早出版的《方法谈》（1637）、《几何学》（1637）和《屈光学》（1637）等作品，从一开始就以法语撰写。他的举动向世人宣告，自然哲学研究不再是掌握拉丁文的知识精英们的特权，而是每一位使用本国标准语言的人都可以理解和从事的活动。笛卡尔不是第一个用法语发表自然哲学作品的人，但包括其作品在内的诸多自然哲学出版物，预示了法语时代的到来。通过这些法语作品，法国精英中存在的文化分裂开始逐渐消失。(www.daowen.com)

从17世纪中期开始，法语逐渐成为科学文献的常用语言。就像笛卡尔一样，其他学者很快就使用法语撰写和出版作品，如帕斯卡。路易十四时代，一些出版社强调使用本国语言出版读物。这些机构在引介新科学和相关哲学方面，起着领导作用。到17世纪末，成功的学者往往非常注重用本国文字来介绍最新科学进展。丰特奈尔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在1686年出版了《关于世界多样化的对话》一书，从笛卡尔主义和哥白尼的视角阐释新天文学。由于优美流畅的语言和多种文学手法的运用，该书在当时颇受读者欢迎，到1714年已出版到第7版。17世纪后半叶，法语逐渐代替了拉丁语，成为从官方的巴黎皇家科学院到世俗沙龙的正式语言。

与通信网络一样，法语也是凝聚法国科学家群体的黏合剂。与法语崛起相伴随的是17世纪法国国力强盛以及科学艺术的繁荣发展。同时，法语在学术和文化领域的支配地位也有助于维护法国在欧洲大陆的威望。法语的觉醒是近代法国塑造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步骤，有助于从文化层面确立和维护该国作为欧洲强国的地位。进入18世纪，法语开始在欧洲学术和文化领域取得优势，甚至被视为一种“通用”和“普适”的世界语言。（Terrall，2017）

3.科学沙龙

随着科学革命的深入发展，法国的上流社会逐渐开始关注和接纳近代科学这一新生事物。17世纪中期出现的科学沙龙等新的交流形式起到了凝聚本国科学家的作用，也为自然科学日后的体制化准备了条件。

路易十三时期，贵族们为了暂时摆脱皇宫的热闹氛围，开始在自己宅邸举办小型社交活动。此类活动将文人雅士汇集一处，以精神层面的交流为主，常常聚焦文学和艺术话题，在17世纪30年代进入发展的黄金期。它们后来被冠以“沙龙”之名。大约17世纪中叶，宫廷贵族和城市精英开始从新的视角看待自然科学，法国社会很大程度上开始接纳自然科学家。于是，模仿文学沙龙这一社交形式的科学沙龙在巴黎应运而生。梅森周围聚集的一批著名学者，曾不定期集中聚会，讨论与数学、天文、物理等领域相关的各种科学问题。类似集会或沙龙也在各处举行，比如特维诺（Thévenot，1620—1692）和蒙莫尔的宅邸等（Ornstein，1963）139—144。后者是梅森和伽桑狄的朋友，也是笛卡尔的支持者。他从1654年开始在巴黎的家中开办沙龙，汇聚了当时热衷科学实验的研究者们。以此为契机，三年后他成立了一个正式的私人学术机构，名为蒙莫尔学院。该学院的宗旨是推动有关自然界的研究，增进日常生活的便利。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柯尔贝建立皇家科学院的决策（Brown，1967）。在科学沙龙中，科学家们向观众们详细说明自然运行的原理，演示他们的最新发现。科学沙龙为巴黎的科学家们提供了理想论坛，加强了科学家与上层社会之间的互动，提升了新科学在法国上流社会中的地位和形象。

进入18世纪，沙龙不仅迎合不同的旨趣和风尚，也开始为公共对话提供了私人空间。如果说路易十四时期的沙龙展现了绝对君主制的秩序、理性和规训，那么路易十五时期的沙龙逐渐成长为混合着特权观念和启蒙思想的论坛，并且成为宫廷和各类学院的竞争者（Goodman，1996）。

4.教职或杂志

17世纪末，新科学获得了法国社会日益广泛的支持，这在教育和出版领域都有所反映。

首先，科学革命已经对法国教育悄悄产生了影响。学院教授开设的哲学课程包括物理学。到17世纪末，物理学课程已占学院两年课程总量的一半。此时的物理学不再局限在传统亚里士多德主义范式和学说里，一些新成果已融入传统框架之中。18世纪初，出现了传授实验科学的私人教师和专门课程。从1700年开始，一些私人教师已经能够教授实验物理学方面的课程。比如，作为电学的开拓者和科学方法的提倡者，波利尼耶（Polinière，1671—1734）的公开课非常受欢迎。1722年，他甚至专门为年轻的法王路易十五开设实验讲座（Hanna，1972）。类似的课程也出现在法国境内不同城市，社会精英阶层中的成员，无论性别如何，均可通过此类课程接触实验科学的最新成果。

法语期刊是让业余实验科学家们跟上最新进展的重要渠道。1665年，萨洛（Sallo，1626—1669）开始出版《学者杂志》。这本期刊除了刊登法律、宗教等内容之外，也刊登有关科技发明的新闻，对欧洲最新学术出版物做出简短评论。它比英国《皇家学会哲学汇刊》更早面世，是近代欧洲最早的学术期刊。在他的助手加卢瓦（Gallois，1632—1707）成为杂志主编之后，办刊方向经历了调整，转变为面向大众的法语周刊，这让它能够更加有效地为普及新科学服务。1701年，由缅因公爵奥古斯特（Auguste，1670—1736）资助，具体由耶稣会承办的《特雷乌杂志》开始出版。它是一份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主要对最新出版的著作和文章做出评论，也涵盖科技话题，支持经验主义和启蒙主义的科学观。这份期刊反对狭隘的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这或许与其正统天主教立场有关，它对政治、宗教和伦理等主题的评论并不中立，从而引发了持续争论。公爵大人在1733年终止了对它的资助。^[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