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90年代到18世纪20年代，法国科学家群体达成了新的共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物理学无可挽回地衰落了。17世纪中期，法国关注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哲学家群体并不是一个内在一致的共同体，他们各自坚持不同的研究纲领和传统。到17世纪末，人们对自然哲学的基本原则形成共识，开始统一在笛卡尔主义的旗帜之下。

笛卡尔主义作为近代机械论自然观的代表，是如何在17世纪末的法国胜出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两个更加具体的问题：一，笛卡尔主义并非唯一的机械论流派，它是如何从机械论理论阵营中脱颖而出的？二，机械论是如何在法国战胜与天主教有同盟关系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从知识传播和社会史视角出发，对于前一个问题，相互竞争的纲领在宣传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导致法国人做出了不同选择；就后一个问题而言，一定程度上需要从整个欧洲的视角来考察。

1.笛卡尔主义与伽桑狄主义

17世纪中叶，机械论在法国有两个代表性纲领，一个是笛卡尔的二元论，观念主要在他的《哲学原理》（1644）中获得表述，另一个是伽桑狄的原子论，思想集中体现在其去世后出版的《哲学论》（1658）。笛卡尔在世时，长期居住国外，其理论并没有得到法国科学家的普遍认可，甚至那些受机械论吸引的人们，也没有积极支持他的观点。伽桑狄在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之后，便来到巴黎定居，相对有更多追随者。然而，笛卡尔主义在这场角逐中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伽桑狄年轻时辗转于埃克斯、迪涅和格勒诺布尔等地，以教授哲学和数学为生。他最初主要讲授亚里士多德主义学说，同时也对伽利略、哥白尼和开普勒的成果颇有兴趣。受天文学家瓦莱特（Vallette，1564—1647）影响，他开始了天文学研究。他先是接受佩雷斯克的资助，后投在瓦卢瓦（Valois，1596—1653）门下。17世纪40年代，伽桑狄来到巴黎，并获得皇家学院的数学教席。他或许缺少一流的科学成就，但其学说有助于奠定近代物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

伽桑狄试图将伊壁鸠鲁的原子论作为理论框架，反对经院亚里士多德主义。古希腊的伊壁鸠鲁是原子论的代表，伽桑狄明显受到这位先哲的影响。他主张存在终极不可再分的微粒和虚空，而微粒正是在虚空中才得以运动的。他虽然对生命现象持有目的论的看法，也相信人类具有灵魂。但与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不同，他认为人的灵魂既是无形的，也是物质的。在他看来，借助运动的物质，就能够解释自然现象（Lolordo，2006）。他将受过古典教育、从事自由职业的精英分子作为自己理论的潜在接受者。作为神职人员和学院教授，伽桑狄本身就属于精英阶层。他用拉丁文写作，希望精英读者有机会接受这一学说（Brockliss，1992）65。

伽桑狄希望为近代自然科学提供形而上学的辩护，同时也顺应基督教的立场。他将近代力学和天文学建立在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基础上，并将原子论和传统基督教的因素混合。由于近代自然科学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冲突，他宣称后者为非基督教的。离间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基督教的关系这个策略固然没错，但想让罗马天主教会放弃经院式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显然困难重重。而他接受希腊的古典理论，却使其工作沾染上了唯物主义的气息。

1617年，笛卡尔抵达荷兰南部，加入拿骚的莫里斯的军队。之后，似乎因荷兰科学家贝克曼（Beeckman，1588—1637）的缘故，他对原子论产生了兴趣。不过，直到1628年，他才决心投身于研究和探索。在接下来的20年间，笛卡尔选择继续生活在法国境外，远离巴黎的朋友和刚刚出现的法国科学家群体。

笛卡尔以彻底怀疑的方式为开端，试图在科学和思想领域引发一场革新。在1637年出版的《方法谈》中，笛卡尔声称自己从怀疑出发，否定了诸多看似明白无误的事物，最后他确信自我的存在是不可怀疑的。从这个认识出发，他论证了存在两类独立的实体，即物质和心灵。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尽管充满了不可见的精细微粒，但宇宙是物质的，即便复杂的生理学现象，如繁殖等，也能用运动的物质加以解释。物质世界只能按机械论的原理进行说明，而笛卡尔的机械论是唯我论的。他的目标已经在《方法谈》中有所表达，即创造一种新的知识人，他们对自然世界的认识不再基于文本，而是基于个人的探索。笛卡尔相信，所有人都应该根据正确的研究方法，去发展那些显而易见的物理学哲学原则。

笛卡尔希望为近代自然科学提供辩护，但在对待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问题上，他与伽桑狄的立场有所不同。《方法谈》作为新型的科学著作，许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然哲学家，演绎出世界运行的方式，并根据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去检验和证实演绎出的结论。宗教改革要求每个人都必须直接面对上帝，而笛卡尔倡导的是一种个体对自然的探索，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处（Clarke，2006）。

一种机械论纲领最终能够胜出是由多方面原因决定的。如果教会敌视某种理论，信仰该理论的人至少需要直接面对来自宗教界的指责并承受外部压力。伽桑狄试图借助伊壁鸠鲁开创的自然哲学传统，以替代当时占据主流的传统观点，但却遭遇反宗教改革势力的敌视。他的原子论很快就受到了教会的公开谴责，并被定性为无神论。对笛卡尔来说，实验哲学是有关因果的自然哲学的婢女。在这个意义上，他可以被看作是有创新精神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Clarke，1982）。教会相信，笛卡尔本人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但认定他的哲学具有异端倾向。笛卡尔在法国本土的支持者们对其学说进行了精心的编排，使其更加符合主流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笛卡尔主义受支持的情况。

1650年，笛卡尔在海外辞世。克莱尔塞利耶（Clerselier，1614—1684）领导的一小群僧侣致力于传播其思想。他们通过不同方式推进这项事业，比如翻译并重新刊行已出版的作品，编辑和出版新作品及书信集，组织与笛卡尔学说有关的会议等。1667年，笛卡尔的遗体被迎回祖国，并葬在圣吉纳维夫山修道院。借助这场颇具象征意义的葬礼，克莱尔塞利耶成功地巩固了过去十多年的宣传成果。（Brockliss，1992）77

对外宣传笛卡尔主义的工作从未间断。这类宣传主要通过一些面向公众的会议或讲座来推动，其中最重要的活动是由物理学家、数学家罗奥（Rohault，1618—1672）和雷吉斯（Régis，1632—1707）组织的。17世纪50年代中期，罗奥在首都开设讲座，似乎一直坚持到他本人去世前。他的学生雷吉斯从1665年到1680年游历在外，到各行省进行宣讲。他们开办的活动常常由一系列精致而实用的演讲组成，向愿意付费的公众传播笛卡尔主义。罗奥和雷吉斯也以图示说明手册的形式出版了他们的法语讲座内容。他们的目标听众和读者并非来自上流社会。通过宣讲或演示，他们阐明和维护了笛卡尔的机械论，有效地帮助公众了解笛卡尔主义在自然科学方面的主张。（Brockliss，1992）69

伽桑狄学说却在这场竞争中逐渐丧失主动权。这位笛卡尔的同行者和竞争者于1655年去世。他忠实的朋友蒙莫尔（Montmor，1600—1679）为其编辑了6卷本文集，但更有可能扮演和克莱尔塞利耶相同角色的应该是他的弟子伯尼耶（Bernier，1620—1688）。然而后者很快就离开法国，赶赴印度为莫卧儿王朝服务，直到1669年才返回祖国。在伯尼耶的努力下，伽桑狄的教科书终于在1678年出版了。但此时他已很难帮助伽桑狄学说重获竞争优势。（Brockliss，1992）77(www.daowen.com)

笛卡尔本人与伽桑狄站在时代的转折点上，都试图为近代自然科学进行辩护，找到更加适应时代潮流的思想基础。他们一度相互批评，伽桑狄宣称笛卡尔是教条主义，而笛卡尔则认为伽桑狄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笛卡尔的工作也许更具原创性，但他的拥护者们，不仅注意用本土语言宣传其思想，让他们的英雄进入公众视野，而且在传播其思想的过程中，尽量降低理论中的激进色彩，掩盖对传统主流思想的破坏性，甚至努力将其置于古典传统之中。罗奥在他的笛卡尔主义教科书中宣称，为了构建自然事物及其主要性质的两种原则，他已采纳了亚里士多德的所有一般性观念，以此请求读者们报以同情的态度。在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位自我放逐的法国人最终成为近代科学和哲学的奠基者。

2.笛卡尔主义战胜亚里士多德主义

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们仍在努力前行，但笛卡尔主义的支持者们后来居上。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的短暂时期内，后者在法国境内成为主流。这个重要事件也意味着法国确立起不同于英国的研究传统。

17世纪后半叶，坚持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自然哲学家依然努力工作，似乎并没有迹象表明在法国必然会出现一场伟大的知识变革。在17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内，人们都希望将新发现与传统自然哲学的旨趣结合起来，试图将自然科学的工作置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框架之中。一方面，他们维持传统立场，另一方面，他们并不拒斥实验，努力做出调整，有时候会将新发现作为支持自己的证据。耶稣会士格朗达姆（Grandamy，1588—1672）先后在几所法国的学院教书。他接受吉尔伯特（Gilbert，1544—1603）的观点，相信地球是个巨大磁体。但他在17世纪40年代用该发现来支持地球在世界中静止不动的观点，这与吉尔伯特本人并不相同。后者认为地球每日转动与磁有关（Jonkers，2003）。17世纪80年代之前，亚里士多德主义在学术和教育界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巴黎皇家科学院早期入选的院士构成了法国官方和精英科学家群体的核心。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不是亚里士多德的同路人，就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修正主义者，如罗伯瓦尔和科学院首任秘书迪阿梅尔（Du Hamel，1624—1706）等。

17世纪最后几十年，似乎没有太多迹象表明关注自然奥秘的哲学家们会接纳机械论。然而，在18世纪降临前后，科学家们已汇聚到同一面旗帜下。他们抛弃了质料与形式的传统说法，达成了新的共识。真正的近代科学只能建立在机械论自然观，而不是质的形而上学基础上。昔日的正统自然哲学研究遵循着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知识范式和研究传统，此时已丧失了其主流地位。这场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

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皇家科学院内部经历了整体转变。从奠基之日起，科学院的一些成员就是机械论哲学的热情支持者，比如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惠更斯（Huygens，1629—1695）、物理学家马里奥特（Mariotte，1620—1684），以及解剖学家佩罗（Perrault，1613—1688）。最初他们并不能左右局面。当老一代成员退出历史舞台，科学院才从总体上转向支持机械论。这一转变到17世纪末得以实现，不止发生在研究力学和天文学的院士们身上，也波及其他知识领域。皇家科学院的声音在法国科学家群体中具有权威性，它的转向具有示范作用。许多科学家在职业上属于哲学、数学和医学共同体。他们紧随科学院院士之后转变立场，无视教会的警告和批评。（Brockliss，1992）76

同一时期，大学和学院的自然哲学教育也出现了重大变化。某些新建学院为新思想的传播提供了环境。17世纪90年代，著名的笛卡尔主义者普尔绍（Pourchot，1651—1734）在新建的马扎然学院获得教职。该校的教学活动有助于扩大机械论哲学的影响，并吸引世人进一步关注笛卡尔主义。巴黎大学的神学院始终扮演着正统思想守护者的角色，但笛卡尔主义同样在那里获得了支持。大学的转变很快便波及耶稣会。后者在教育界的影响力超出了为教会和国家服务的人群，尤其重要的是，它把持了首都之外的哲学教育。全法国境内的自然哲学课程计划随即开始转变。到1710年左右，在耶稣会的各个学院里，很多教授的课程已深受笛卡尔学说的影响，对机械论的解释严重依赖笛卡尔主义者马勒伯朗士（Malebranche，1638—1715）的工作。（Brockliss，2006；1981）

这场知识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不仅出现在精英科学家群体中，同时也波及正统的学术和教育机构。皇家科学院、巴黎大学和各地学院向笛卡尔主义的转向具有象征意义。^[6]到18世纪20年代，大学和学院的教授已经很少有人再支持亚里士多德主义。1723年，里昂的耶稣会士比翁（Buhon，？—1726）出版了四卷本教科书（Buhon，1723），其中一卷有关物理学。历史学家指出，它或许是最后一本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物理学教科书（Brockliss，1987）187n。有一种观点认为，旧学说随着老一代学者退出历史舞台而凋落。这是从社会史或社会学角度解释科学革命之所以发生的通行说法。但历史总是具体的，变化不仅发生在某些具体的机构和人群里，也必然依托某种特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对法国来说，如果没有巴黎皇家科学院的改旗易帜，机械论哲学在法国不可能顺利取得优势地位。大臣们的支持态度，为科学院转向笛卡尔主义提供了最初的保障。路易十四对法国的实际控制力，是波旁家族先辈君王无法相比的。进入17世纪80年代，他与敌视机械论的天主教教会日益接近。不过，国王本人对科学院终究缺乏兴趣，这让大臣们有了推动科学院发展的空间。如果哪位科学家或哲学家能为法国的荣耀和强大贡献一份力量，大臣们就会给予他相应的回报。王国中顶尖的科学家接受机械论学说，随后就会有更多的机械论者进入科学院。科学院的院士们不会完全忽视政治和宗教方面的问题，但他们对笛卡尔主义投出了赞成票。很难给这场变革一个周全的解释，至少在一系列转变的起点处，国家的利益超越了教会的福祉。

机械论在法国的胜利应该从欧洲的视野来观察。17世纪60年代以后，机械论哲学从不同方面来看似乎都应在法国缓慢扩散，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17世纪下半叶，机械论哲学在整个欧洲获得传播。笛卡尔主义在法国的胜利，与自然科学在欧洲范围内的发展密切相关，反之，也进一步推动新知识原则在其他国家的传播。1729年，耶稣会的数学家勒尼奥（Regnault，1683—1762）用法语写下《关于亚里士多德与欧多克斯的物理学对话》，借用古人对话的形式，推广机械论哲学在法国传播。两年后，该书便有了英文译本（Regnault，1729；1731）。若仅仅将视野局限在法国，将难以准确把握整个事件的原委。

笛卡尔主义的确立是近代科学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场意识形态革命，法国建立起近代知识传统，并与周边国家相互区别开来，尤其是英格兰地区。从17世纪后半叶到18世纪早期，笛卡尔主义启发着欧洲大陆的科学家，不失为一种有活力的研究纲领。而同一时期，英国人牛顿（Newton，1643—1727）的工作似乎尚未真正影响欧洲大陆。在传播笛卡尔主义过程中，法国人努力论证机械论的自然科学在神学上是安全的。这使得科学革命能够更顺利地在这个天主教国家落地生根，也缓解了国家由于支持近代自然科学发展，而与教会形成的潜在张力。笛卡尔主义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超越，是法兰西为塑造现代性作出的重要贡献。

笛卡尔主义传统一旦确立，便成为牛顿力学及其世界观向欧洲大陆传播的潜在屏障。18世纪早期，在丰特奈尔（Fontenelle，1657—1757）掌舵的科学院，笛卡尔主义变成了神圣的教条。科学院院士们站在笛卡尔主义立场，质疑牛顿物理学的合法性，否认万有引力的存在。他们认为，牛顿假设的瞬时超距作用神秘而难以理解，而行星之所以不会脱离其轨道，是因为宇宙中做涡旋运动的精细物质对其造成的压力使然。直到18世纪中叶，法国人才转而承认支持牛顿世界观的观察证据，接受万有引力的观念。这一转变经历了大约半个世纪。

笛卡尔奠定了近代科学的一块基石，即将科学还原为数学的梦想。出于为笛卡尔主义辩护的需要，在与牛顿物理学旷日持久的斗争中，法国的物理学家们必须成为数学专家，他们长于分析数据，善于数学运算。笛卡尔主义为法国科学发展留下了宝贵遗产。传统的积淀将为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法国科学的辉煌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