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自然科学在诞生之初，很大程度上是以自然哲学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在法国，自然哲学研究和教学活动主要由大学和学院的教授们把持。天主教会深刻影响着教育事务，自然哲学的教学研究活动秉持教会认可的正统学说。^[3]亚里士多德主义知识观和宇宙观，比如地心说、月上天和月下天的分区等，构成了此类学说的基本信条。面对新的经验观察和实验结果，教授们需要不断调和新发现与亚里士多德主义之间的冲突。

1.正统自然哲学研究状况

因为天主教会主导着法国高等教育，受罗马教廷认可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仍是学术界的正统学说。17世纪最初二十年，正统自然哲学研究者并没有对刚刚兴起的近代科学和知识观给予充分关注。克拉索（Crassot，1558—1616）于16世纪晚期来到巴黎，在圣巴尔博学院任教。他关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评论和讲稿在其去世后陆续出版，其中，1618年出版的作品包括望远镜的发明及其作为天文仪器的价值。在亚里士多德-托勒密体系中，月上天或月上世界是完美的世界。由于无法合理解释月球表面的阴影，他提出应该利用新仪器，更好地理解天体的缺陷（Brockliss，1992）59。不过，伽利略在1610年已对此进行过天文学观测，并做了相应说明。前者的工作似乎表明，法国自然哲学的发展在17世纪初稍显落后，不过与意大利北部地区的差距并不算大，至少巴黎的教授们已经洞察到新天文仪器的潜力，所讨论的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涉及可能会颠覆正统自然哲学和宇宙图景的反常现象。

正统学说立足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知识传统，力图调和其与近代科学新发现的关系。虽然亚里士多德主义在当时已出现诸多变种，但在大学和学院当中，绝大多数自然哲学家仍坚持旧的研究传统，信仰神秘的美德，强调事物的质。正统的自然哲学家们关注自然科学，主要是想调和正统学说和新发现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天文学领域中的冲突。萨尔雷主教管区的代理主教塔尔德（Tarde，1561或1562—1636）关注天文学动态，他曾在1614年与伽利略会面，与其讨论太阳黑子现象，随后还进行了五年观测。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宇宙图景指出太阳处于月上世界，本身是完美的，但黑子现象暗示它存在某种缺陷，与亚里士多德主义宇宙图景相抵触，会对正统物理学和天文学造成损害。为了挽救正统学说，代理主教将那些通过望远镜呈现出的暗斑解释成太阳的卫星，并将其命名为“波旁星”（Baumgartner，1987）。

一些研究活动应该放到欧洲的背景下来理解。例如，某些天文学研究是在耶稣会支持下开展的。耶稣会士法布里（Fabri，1607—1688）是耶稣会一位优秀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和17世纪科学史公认的一些的重要人物往来密切。与他通信的学者包括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伽桑狄（Gassendi，1592—1655）、视野开阔的梅森（Mersenne，1588—1648）、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罗伯瓦尔（Roberval，1602—1675）等，而他的学生包括天文学家卡西尼一世（Cassini，1625—1712）等人。1640年，法布里开始在里昂担任宗教哲学教师，讲授物理学、天文学和数学。六年后，他被教廷召唤到了罗马（Roux，2005）。隶属于教会组织的学者在欧洲境内迁移，这在当时并不少见，某些身在法国的科学家也许应被视为欧洲学者，而不专属于某个国家。

2.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状况

对法国来说，早期投身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员往往来自不同行业。正统的自然哲学研究与法国学术和教育机构关系密切。相反，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者往往是些来自学术和教育界之外的业余爱好者。^[4]佩雷斯克（Peiresc，1580—1637）是伽桑狄最初的赞助人，他本人是普罗旺斯地区的公职人员；费马（Fermat，1601或1607—1665）来自图卢兹律师界；笛卡尔（Descartes，1596—1690）也曾经想投身司法事业，不过最终踏上了军旅生涯。另外一些人既和高等教育机构无关，也不是自由职业者，比如自学成才的帕斯卡（Pascal，1623—1662），或奥尔良公爵加斯东（Gaston d' Orléans，1608—1660）。大多数解剖学家和化学家的职业是执业医生。不过，例外是存在的。笛卡尔和伽桑狄都对解剖学感兴趣，但他们没有受过职业医学训练。上述情况说明，到17世纪中期，自然科学研究活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在体制之外。

这些数学和自然奥秘的探索者们是科学革命在法国的主要推动者。在非学术和教育界的自由职业领域，新科学爱好者的圈子规模往往不大，人员构成也远非稳定，但其中一些学者却做出了积极而重要的贡献。笛卡尔和费马不仅在数学领域成就卓著，也堪称光学研究的先驱；帕斯卡和佩里耶（Périer，1605—1672）通过实验确认了气压的存在；方济各会士梅森对谐波做了有意义的研究；解剖学家佩凯（Pecquet，1622—1674）发现血液生成中乳糜管的作用等等。17世纪中期，法国人模仿并推动观察和实验，本土自然科学开始快速发展。到17世纪60年代，许多法国人投身于天文学、化学和解剖学研究。他们取得了原创工作，使得世人在谈论17世纪科学革命时，无法回避法国人的贡献。

教育研究机构和宗教团体也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虽然大学和学院的教授主要坚持亚里士多德主义，但在这些机构内部，近代科学也在有限度地成长壮大。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实验，许多人都来自医学院，同时，数学也获得了稳定发展。在17世纪初，法国的数学教席还很少，但纵观整个世纪，其数量在稳步上升。17世纪三四十年代，巴黎皇家学院先后聘请著名的罗伯瓦尔以及天文学家伽桑狄主持教席。耶稣会也给予近代自然科学以切实的支持。在耶稣会的学院里，许多教职都与数学和近代自然科学有关。17世纪中期之前，法国境内至少有十几所学院拥有天文观测场地，阿维尼翁和巴黎的学院甚至相继配备观测台。如果把视野投向博物学和化学研究，那么包括研究机构和修道院在内的很多地方都是科学活动的场所。17世纪中期，体制化的研究机构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预留了一定空间（Brockliss，1992）60。(www.daowen.com)

17世纪上半叶，近代自然科学开始赢得法国人的关注。到该世纪中后期，恰逢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下，法国人对科学的兴趣方兴未艾。比如，观察天象的人不在少数，他们的工作卓有成效：1680到1730年间，仅仅普罗旺斯一地出现的天文学家，数量就可能相当于17世纪头60年全法国的天文学家总和（Brockliss，1992）68。该领域的变化从一个侧面说明热衷科学的人数已明显增长。

3.反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斗争

在学术和教育界之外，许多关注近代自然科学的人都已和亚里士多德主义决裂。他们肯定观察实验与正统自然哲学之间的冲突，支持帕拉塞尔苏斯主义、赫尔墨斯主义、原子论和新柏拉图主义等，抛弃正统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和盖伦学说。原子论主张自然现象可以用不可见微粒的运动和形状来加以解释，它源自古希腊，文艺复兴时期被重新挖掘出来。17世纪以后，这种理论的影响开始扩大。1624年，德维庸（de Villon，1589—1647）和德克拉夫（de Clave，1587—1645）等人在法国开始公开拥护原子论，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学说。^[5]到了17世纪40年代，该学说已经获得一批坚定的拥趸。17世纪中叶，赫耳墨斯派或帕拉塞尔苏斯派的思想也变得司空见惯，反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人可能来自这些派别。如路易十三的御医，曾创建国王花园的植物学家和药学家拉布罗斯（La Brosse，1586—1641），就是一位著名的帕拉塞尔苏斯派信徒，同样来自国王花园的实验化学家勒菲弗尔（Lefèvre，？—1674）也持相同立场。梅森本人的宗教观符合法国社会主流思想，但很多与他交往的人都是赫尔墨斯派。

近代自然科学与传统的自然哲学知识之间存在根本分歧，前者主张自然的数学化，强调实验观察，而后者坚持从文本和权威出发认识自然。梅森主张从数学的角度认识世界，贬低传统的质的物理学。既然全部自然现象都可以还原为数学关系，那么自然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揭示它们。通过数学比例理解世界体现了一种和谐，而通过和谐的概念，梅森赋予这种数学化以神学意义。帕斯卡强调经验对于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也崇尚理性。他在《论真空》（1663）中区分了两类知识：历史的真相和信仰依赖文本权威，而自然世界的真相依赖理性和经验。古人相信真空的存在，但缺乏相应的经验，对帕斯卡来说，这种经验已经获得确证。自然哲学家不应该盲目崇拜古代权威，而应该用经验去解释神秘的自然（Brockliss，1992）64。

致力于近代自然科学的学者们对传统自然哲学的研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帕斯卡认为，传统自然哲学家用古人的观点武装自己，就像天主教神学家一样，这种对理性的依赖是非法的。梅森指出，传统研究无法通过数学描述事物，因此无法获得相关知识。他倾向于认为，传统自然哲学研究是无意义的。自然哲学家应将目光转向对自然现象的数学分析和经验观察。对近代自然科学的追求就是一种宗教献身行为，上帝赞赏这一事业（Dear，1991）。

很显然，他们与传统自然哲学家立场不同，调和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帕斯卡将天主教当作仇敌，把正统自然哲学家和天主教神学家视为一丘之貉，因为他们忽视经验，非法地应用理性。这与其一度皈依新教，藐视天主教的立场一致。而梅森在宗教机构内的身份，使他一方面批评传统自然哲学研究，另一方面又试图为新的知识原则找到神学根据，自觉为近代自然科学和天主教的和解寻找答案。上述态度涉及重新界定近代自然科学和天主教之间关系的两种不同态度。不过，他们的立场有一个共同点，即疏离了传统自然哲学研究与天主教的紧密关联。

随着新科学的发展，人们对自然哲学的思想基础已经难以取得一致意见。总体而言，大学、学院以及宗教社团仍然继续坚持亚里士多德主义，而在正统学术界之外，强调实验和数学化的近代科学家们已经与传统亚里士多德主义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