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土的统一和王权的扩张为法国民族国家的建立提供了条件，然而要真正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仅此还是不够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是欧洲历史上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概括来说，城市的兴起给予封建制度沉重的一击；宗教改革为现代国家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基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则为现代民族国家确立了法律基础。

随着地理大发现和价格革命，近代早期商品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吸引着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手工工场又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充足的就业机会。摆脱了封建依附关系的农民在城市定居下来，成为公民。城市的崛起和王权的扩张结合在一起，共同瓦解了残余的封建势力，有助于现代民族国家登上历史舞台。

印刷术的进步、《圣经》的民族语言化和识字率的提高为宗教改革提供了条件，各种方言的印刷版《圣经》走进千家万户，打破了教会对宗教解释权的垄断，导致新的宗教思想产生。然而新教的产生也使欧洲陷入长期的宗教战争。

在加强中央集权过程中，如何推动国内的宗教统一，如何处理世俗王权与宗教权力的关系，是摆在国王面前的一个实际问题。波旁王朝的开创者亨利四世（Henri Ⅳ，1553—1610）努力调和境内天主教与新教的紧张关系。他原是一位新教徒，后改宗天主教。他于1598年颁布《南特敕令》，承认新教徒的宗教信仰自由，从法律上赋予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同样的权利，比如允许胡格诺教徒出任公职等。敕令主张宗教宽容，维护国内稳定，使不同教派间的紧张关系一度获得缓和。胡格诺战争之后产生的南特敕令是新旧宗教力量妥协的结果，标志着法国开始尝试将两种宗教并存于一个国家，宗教不再是共同体唯一的认同标准。

17世纪初哈布斯堡王朝的斐迪南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打破了德意志公国中天主教和新教诸侯之间的平衡，新旧宗教之间积累的矛盾彻底爆发，影响欧洲近代版图的三十年战争开始了。法国作为一个天主教国家，最终选择与新教国家结盟，对抗天主教国家。战争的结果使法国树立了在欧洲的霸主地位，欧洲国家之间确立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明确了新教的合法地位，规定了以主权、平等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为现代民族国家确立了国际法的基础。(www.daowen.com)

17世纪后半期，王朝推行宗教统一政策，对法国诸多方面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路易十四以天主教保护者自居，在其统治时期，新教受到压制，教徒遭到迫害，南特敕令的一些重要内容被某些新条例或禁令所取代。政府限制新教教义通过学校传播，新教徒的聚居区遭到破坏，日常生活无法保持安宁。1685年10月17日，路易十四最终废止南特敕令。之后几年，有近5万新教家庭迁往他国，流失资财约6000万里弗。对国家来说，新教徒大量外迁，不止造成人口和货币外流，也意味着科技人才流失、技艺转移及知识传播。大批笃信胡格诺教派的工匠和商人迁往德意志、英国、荷兰、瑞士等地。他们在邻邦开设工场和作坊，涉及纺织、冶炼、造纸、钟表等领域，也为这些国家带去可观资本。南特敕令的废止虽有利于某些欧洲邻国的发展，但却使天主教重新在法国占据主导地位。对国王来说，宗教统一是促进国家政治统一的一个环节。

现代国家主权观念的形成过程伴随着王权与教权的斗争。亨利四世以后，法国王权不断获得强化，但教皇在17世纪的法国仍享有诸多特权。天主教会内部的一股势力敌视世俗王权，主张维护教皇特权，力主反对王权凌驾于教权之上。1614年，枢机主教迪佩龙（Duperron，1556—1618）明确反对教权不得剥夺王权的主张，严正强调，教皇的权力至高无上，不仅适于教会，也高于王权。路易十四对罗马教廷拥有的特权予以抵制，支持法国教会脱离罗马教会的控制。17世纪70年代颁布的法令规定，法国境内所有主教均由国王任命。随后，僧侣会议通过作为法国教会章程的《法国教士宣言》，强调教会组织无权干涉世俗事务。在加强中央集权的过程中，路易十四有效抑制了教会势力。

17世纪到18世纪上半期，法国逐渐发展成欧洲最强大的、统一的民族国家，成为普鲁士、俄罗斯、奥地利等国君主模仿的榜样以及近代中央集权国家机器的典范之一。绝对君主制在路易十四时期达到鼎盛，但并不完善。一方面，它推动法国远离传统社会。作为国家权力的竞争对手，国王不断压制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摧毁地方领主的权力，教会开始处于从属地位，中世纪的庄园开始凋敝。同时，国家官僚机构和公共服务部门得以发展，国家治理的理性化程度获得提升。另一方面，宗教和非理性观念粉饰着君主的形象，教士和贵族依然享有大量财产和权益，沉重的财政负担强加在民众肩头。在随后的岁月中，旧制度的弊端日渐明显。路易十四长期对外征战妨碍了国家财政健康以及民族经济的发展，海外贸易和航运并不占据优势，对新教教派的迫害造成技术人才和资金的流失。在18世纪中后期，法国在技术和产业领域逐渐被英国赶超，而传统社会结构中不同阶层的利益冲突丝毫未得到缓解。随着印刷技术和现代出版业的成熟，在旧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人际关系之外，新的理念在法国社会获得传播，君主制渐渐丧失神圣的意义，王室逐渐成为空洞的象征，而法国也踏上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