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建筑师赖特曾说：“以一种风格工作与真正拥有这种风格相比，差得太远了。”他质疑那种存在于世界各地的“欧洲国际”主义风格是否适合任何不同文化的特征。当这种风格被滥用时，我们有责任站出来去摧毁这些“风格贩子”，让这种时尚风潮或是不明智的举动停止。

人们在长期发展中似乎对什么是“恰当性”达成了共识。在《西部建筑师》（1923）“为了建筑：东京新帝国饭店”一文中赖特提出，拥有强烈的空间秩序感和更加接近现实的建筑不能马上得到人们的认可。人们缺少对于一种美的基本认识，这种美的认识并不是对于公众审美的懵懂式朝拜，而是真真切切可以感受到一种空间所带给人某种程度的享受或温度。建立一种美的品质以及完整的方式就是让每一个单位都能成为一个宏大而和谐的整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让每个身在其中的人可以享受到更为丰富的生命。

这种“和谐”有些时候是与“现实”相互矛盾的。因为只能在解决掉某种“共识”的影响之后才能获得那种“和谐”。但在所有这些问题中，人类都必须面对和屈服于条件的限制，而且谁也没有办法说清楚这种限制的程度，似乎也几乎没有人愿意去抵抗这种限制，它变成了理所当然的前提条件，甚至是设计角度某种思考的必然方式。大家更愿意把一个没有条件设限的设计含糊地称为“艺术”，这种含糊的概念把“艺术”也无辜地拉入了一种通俗的层面里，最终的设计结果也以“不适合”作为理由而告终。

可这种“适合”与“不适合”永远是在变的，它们的界限始终都无法做到标准划一。从这个角度上讲，一切试图去迎合某种“适合”的行为都是无保障的，抛开空间本质的思考去捕捉表象意义也是无法长久的，那样只会把一种“持久的生命”变成一种临时的、当下的、肤浅的布景，而这个布景的命运也会随着这一幕剧情的结束而宣告停止。

我们对于装饰的依赖是与生俱来的，我们似乎很担心自己被暴露。从衣装的发展到空间的建造，无不体现着人类对于装饰的需求和依赖。从繁缛的欧洲装饰主义运动的诞生，到东方装饰美学的世界影响，“风格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很远。风格的具体表现是通过特定的装饰达到的某种符号化的审美角度认知。但，装饰的程度并不能完全解释风格，装饰的主张仍然是在强化某种特定本质以外的风格导向，也就是产生某种风格化象征的驱使。这个作为驱使者的装饰本身在被作为目的性很强的方法所使用时就会产生某种相反的作用力，因为似乎它越是强化这种装饰的内容，就离空间的“本质”越远。我们所讨论的对于空间的装饰也是处在这么一个“附加”与“本质”之间关于“度”的问题。我们越是通过装饰来强化一个空间的风格，其实就与这个空间的本体越是脱离，而空间本体也恰恰是人对于空间的感受的最重要环节，脱离了“本体”的空间是无法长留人心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装饰大多数情况下是对空间狭隘的二维处理方式，它可能只是从某个墙面入手从而暗示人们这是某种风格，或是一个天棚节点的造型也完全会把人带入到一种风格的定义里面。有些时候，你会看到在一个空间内部通过对中轴线的处理，无论是悬挂还是定点放置，尽管从空间构成角度达到了某种预期，但这对空间的整体性和真正用途起不到丝毫作用，它仍是一个二维几何化图像构成以及这个构成带给人的一种心理慰藉。(www.daowen.com)

更有远见的做法应该是把空间作为一个整体，把它的内部空间功能直接作用于建筑的外部，充分考虑这两部分的整体性。在这种维度下的观察和设计，想象力和外部自然一直发挥着作用，仅凭经验和记忆力的做法显然不能获得更为显著的成效。

可事与愿违的是我们恰恰经常看到墙体外侧贴着墙砖，中间由窗户间隔，墙体内部贴着壁纸或刷了涂料，占墙体面积1/2的窗户起着强烈的私密分割作用，把外边的世界与内部的世界完全分开。我们站在窗户里面凝视着窗外的风景，看起来似乎像给建筑穿了一件外衣。通过窗户的提醒，我们才得知自己身处内衣里，只是在通过拉链窥探着外面发生的一切。

这种不和谐的“隔阂”在对老厂房进行改造设计的案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我们试图尊重历史却无法忍受残破的面貌。我们通过各种手法使其焕然一新，它一脸的沧桑也随之被磨没，老厂房变成了看上去很现代的“人”，尽管它披着原来那件外衣，可眼神里再也看不到原来的影子，只能通过嘴不停地告诉别人关于它曾经的故事。我们怀揣着保护历史和文化记忆的美好“意图”，却因为目的使然，行为被牢牢控制。我们选择把空间用符号的堆积进行装饰，试图去雕刻出记忆的影子，我们深知，这种方法可以被人们“共识”。

也许，最终，这种美好的“意图”都得以执行，人们在若干年后反应过来，有机会可以从空间本体中感受到一丝美好、一点记忆，也能感受到空间本身所带给人的某种善意。但很快，这种感受的“真实”就会归为“平凡”，这种“平凡”也迅速地就会被躁动的人类所摒弃。但至少，任何具有善意的思考都包含着道德，这种道德将会继续延续。也许这就是信仰，这种信仰也是人类发展过程中所有人都应该具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