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所称的“华夏”，近世以来与“民族”一词联用，习称华夏民族，是一个巨大的覆盖众多族群的民族文化共同体。我国在先秦时期虽有“蛮夷华夏”之别，但并无明显的民族界线。华夏似乎是一个中心民族，后经夏、商、西周，这个中心民族不断扩大，华夏族包括了所有夏、商、周族的后代。当时的蛮夷戎狄各族，也与诸夏通婚，而且蛮夷戎狄的称呼也不固定，有些被称为夷狄者与诸夏同宗同种，如楚国就自称蛮夷。所以，很难从血统、种族上分蛮夷。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中国则中国之”，华夏夷狄似乎只有政治方式和某些生活习惯的不同。既然华夏与蛮夷戎狄都共有一个天下，都在四海之内，其关系就如同《荀子·议兵》所说是“四海之内若一家”了，而且如《论语·颜渊》所说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了。而兄弟与华夏的关系则如《礼记·曲礼》所言是“君天下曰天子”。东汉郑玄所注：“天子，谓外及四海也。今汉于蛮夷称天子，于王侯称皇帝。”因此，中国自古以来就认为民族关系就是兄弟关系。这种国家和民族观念，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特有现象。国家与民族水乳交融的一致发展，是世界古代史上仅有的现象。从秦汉开始，中国成为一个疆域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经济、政治上的深刻原因，而上述人们心理方面（包括各种观念）的原因也是不容忽视的。

秦汉开始的大统一，也可以说是上述文化现象发展的结果。为了实现宇内一统，兄弟一家，秦人采取了一系列的促进措施，彻底打破了战国时期地域间的封闭和割裂局面，在中国第一次实现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统一。公元前221年，秦王政统一全国之后即随之构建、运行了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首先是创设了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皇帝制度，君权与神权相结合，加强了皇权不可侵犯的神圣性。皇帝独一无二的名号确立后，即宣布在全国只能有一个君主，皇帝拥有支配天下一切土地和人民的主权以及立法权、最高行政权、最高司法权、最高监察权、军事统率权和国家财政大权。而全体官僚都成为皇帝的臣仆，庞大的官僚机构都成为执行皇帝意旨的机构，都是为了集全部权力于君主一人而设置的。其次是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实行郡县制，建立了直属于中央的地方行政体制，皇帝则是这个体系塔尖上的独一人，这是对实行数百年的分封制的彻底否定。该统治体系的建立，对于结束以往的诸侯纷争局面，进而维护国家的统一，有着积极的意义。此后，地方归属中央就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格局，虽然时有分封与郡县之争、偶有分裂割据之举，但都不能改变统一为主体的中国社会历史趋势。可以说，中华文明形成独特的体系并持续发展至今，与秦朝郡县制的建立与运行有着直接联系。再次，秦始皇还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以强化统治，维护统一。如大量迁徙豪强于关中，此举有效地控制了各地贵族势力，加强了统一。又如统一法律，统一文字、度量衡和货币，所谓“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史记·秦始皇本纪》），从经济、文化制度各方面为巩固统一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再如大修直道、驰道，以实施对全国交通的有效管理。还有“以吏为师”，禁绝诸子百家，实行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以统一文化和思想意识。从积极层面上看，这些措施，在当时对稳固封建政治统治，维护国家的统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后来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与集权主义紧密联系的“大一统”思想，为后世所传承，为维护国家统一发挥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

从秦汉到隋唐，是我们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时期。随着政治上“大一统”的日益巩固，相应的思想文化上的统一也日益发展。文化统一，主要受政治的影响，受统治阶级政策的影响。从秦汉开始的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为了巩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都对统治思想进行了选定，秦代“以法为教”，汉代开始是黄老“新道家”，后来才确定“独尊儒术”，以后又不断地进行调整、补充。这些直接影响着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说是规定着文化发展的方向。当然，在政治上的统一实现之后，这种“大一统”的文化现象也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虽然，在以后的历史中，北方南方都不断出现一些新的少数民族，但是他们都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载，匈奴族的祖先是夏后氏的后代，蛮夷的祖先高萃氏是黄帝的曾孙。这关系不论是事实上存在的还是后人拉扯上去的，它都与上述先秦的民族观一脉相承，而且以后也继续如此。建立北魏的鲜卑拓跋部，说自己的祖先是昌意（黄帝之子）的少子，建立辽的契丹族的祖先，一说出自炎帝，一说“系轩辕之裔”。另一方面，历史上曾出现过的许多少数民族，都先后加入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有许多就根本不再独立存在了。秦汉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这个统一国家之所以绵延不断一直存在到现在，除了经济和政治的原因，共同的文化当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这种先秦时期已经产生和形成的文化，经过从汉到唐这一段历史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秦汉一统，在对《尚书·禹贡》《礼记·王制》的重写重释中，形成了夷夏五方的天下观。传统的中国思想认为，所谓天子“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天子不仅是中国的首领，也是四夷的首领。如《史记》所记载：“黄帝居中，四夷宾服。”从夏商周直至春秋战国，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诸夏”居中，四夷居边，故史称“内诸夏而外夷狄”，合而谓之天下。到秦朝，第一次“天下一统”，其实只是原有中国人认识的“天下”转变为了中国，而天下观也随之再一次扩大。匈奴，也开始登上中国人“天下”的舞台。由此，华夏在天下之中的观念，到秦汉具体化为由王朝实际管理的郡县制区域，华夏文化属于文化上的最高级，具体表现为华夏衣冠、中国礼仪。华夏周边为四夷，东南西北的夷在方位上次于夏，在文化上低于夏。夷夏的天下观是地理观和文化观的合一。然而，这种天下观虽然肯定夏在文化上的高级性和夷在文化上的低级性，却并不把“高级”强加于“低级”，而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礼记·正义》），实行灵活的尊重与提高的和谐方针。只有当四夷作乱或内乱而使华夏王朝的安全受到威胁时，才会使用武力解决。这一由先秦到秦汉形成的夷夏五方的天下观，成为中国古代两千年来民族政治的基础。正是在这一夷夏五方的天下观基础上，唐太宗被西北各首领拥戴为天可汗。

但需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统一与开放是互为一体的，统一王朝的胸襟与气势，必然带来的是一种开放的世界眼光和天下情怀。秦人在实现统一的过程中，其眼界早已大大超出了周人对于家国天下的理解，其对“驰道”的修建就是为了更好地沟通天下，而“郡县制”的实行也是为了更好地管理天下。甚至，现代考古已经证明，秦人的都城“咸阳”，只有秦王的“咸阳宫”，而没有“咸阳城”。所谓的咸阳就是以“咸阳宫”为中心的一片开放的居民区和手工业区。［60］其开放的胸襟由此可见一斑。近年，随着考古工作者对秦雍城的进一步挖掘和探索，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了秦穆公在农业、冶炼及对外交往等方面的成就。在公元前648年和646年，秦人曾两次向晋国输送粮食。而世界最早知道中国，也是由于秦的原因。公元前四、五世纪，秦这个国家已被西方国家知道。英文“China”最早就是秦地的意思，后来才有了瓷器的意思。(www.daowen.com)

到了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凿空”西方，表明中国人已将目光移向了今天新疆地区乃至葱岭以外，开始与西方交往，走向世界舞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外开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及深远的影响。丝绸之路的开通，大大促进了汉文化的开放性，是汉王朝走向世界的标志。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使者相望于道，商旅络绎不绝。西方的使者和胡商，赶着良马和驼队，带着葡萄、核桃、首楷、石榴、胡麻、香料和本国文化频频东来，丰富了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内容。而汉朝使者和商人也带着官府的文书、精美的丝织品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不断西去，极大地丰富了西域各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西汉王朝在西域击败匈奴，设立河西四郡和西域都护府时，陆上丝路已有南北两道及若干支道，可南去身毒（印度），西去安息，西北去奄蔡（咸海与里海之间）。而我国的海上丝路也是自汉代就开始出现的，《汉书·地理志》记有从广东沿海经中南半岛、东南亚前往印度南部到斯里兰卡等地的航线。丝绸之路是东西方之间的桥梁，它把高度发达的汉文化与印度文化、希腊文化、巴比伦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加强了各种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汉文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至今犹存的许多史实中仍可以清楚地看到，例如汉族之称，即因汉帝国而得名，“自兹以还，虽朝号屡更，而族名无改”。［61］从某种意义上讲，汉文化的开放程度超过了秦文化。

及至唐代，充满活力的李唐王朝积极推行开放政策，中国与东西方的交往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建唐伊始，就对外实施了全面开放的方针和政策。李世民就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这种气魄、襟怀，无疑是有利于敞开大门吸收外来文化的。唐王朝对外国和国内少数民族采取较为平等的态度，并积极经营西部，使东西交往的“丝绸之路”更加畅通。《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了从广州至阿拉伯海以至非洲东海岸的全部航程，中国的东南海上的“通海夷道”，有中国至印度洋航线，罗马至中国航线，阿拉伯人的东方航线。同时，从汉到唐，以佛教的东来为主流的境外宗教传入，给大唐盛世带来了多种多样的思想火花。虽然在唐武宗会昌年间发生过灭佛运动，但很快得到纠正，佛教也很快又得到了复兴。在外来的思想中，也正是佛教，深入到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在思想上与儒、道一起，并称三教。当时的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唐王朝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中国的各国人民，大多数以成唐人为荣。来唐的外国人有外交使节、商人、留学生、宗教徒、艺术家、天文家等。阿拉伯人来中土，主要以商人为主，长安、扬州、泉州、广州等主要商业都市，有大量的阿拉伯商人。而外来服饰，亦受唐人特别是妇女的钟情。唐朝妇女“衣胡服”穿袒胸露乳之服，旁若无人，充满自信，蔚为时尚。

从总体上看，自秦王朝建立起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开始，形成了“夷夏五方”的新天下观，经过从汉而唐的发展，国家民族观念越加发展，“大一统”精神成了国家发展的主流。同时，我国的“大一统”观念中又包糅着兼容与开放的精神，并存的各派思想、各种文化，相互斗争、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在差异中求统一，在广泛性、多元性基础上寻整合，整个过程又是一个“统一”与“开放”不断前进的连续过程。这一时期，文化上的统一与开放的精神，是随“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的形成而出现的，也是先秦时期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各种文化之间的斗争也与先秦那样水火不容的局面不同，不管是国内不同学派之间，还是国内文化与国外文化之间，他们更多是从对方学习、吸取并彼此靠拢，由此使得中华文化，不仅气势磅礴，而且气象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