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民族文化是民族发展进步的魂魄，那么，创新就是对这一魂魄的不断塑造与完善。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民族兴旺的关键之所在，是一个民族进步的永不枯竭的动力，也是一个国家走向富强的不竭源泉。人类文明发展的每一个重要关口，都离不开制度与管理方式的创新。对于一种民族文化来讲，只有创新，不断地开拓创新，才能突破传统的窠臼，摆脱前人的影子而喷薄发展、繁荣壮大，创造出具有独特魅力的新的民族的文化和民族的魂魄。秦人思变图强，敢于打破古制，谓之“便国不法古”。汉唐文化之所以全面繁荣，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峰，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葩，也源于汉唐在文化问题上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

所谓“便国不法古”，体现的是敢于冲破传统力量束缚的积极的创新精神。从秦孝公到始皇帝，秦人都在不断谋求新的政治体制、新的政治策略。商鞅变法，敢于从事前无古人的政治改革。简公以“初租田”的方式承认了小地主和农民对土地的占有；献公将所有秦人编入户籍，创新了国家对其民众的社会管理制度；孝公支持变法，使法治精神和先进的社会制度在秦国扎根。到秦始皇，其在中国历史上的杰出贡献不仅在于他顺应历史潮流，实现了中国社会由封建割据向封建统一的转变，而且在于他在这一转变中对每一个历史关节点的准确把握和驾驭而创立了一种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政治制度。这绝对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创举，说他的事业是开天辟地的事业也毫不过分。无论是以“郡县制”为框架，以相互监督制约的官僚体系为匹配的帝国政体，还是统一法律、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车轨及统一度量衡等，都有着重大的开创意义，对推动中国后世经济的发展、民族的团结、文化的融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西汉统治者总结秦亡的深刻教训，认为国家的统一并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征服，它更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统一的文化，更需要通过文化的创新形成一种能够使经历了长期割据分裂的人们对统一的新国家产生认同感的新文化。于是，汉朝统治者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化建设和文化创新。从建立宫殿开始，巍峨雄伟的未央宫经过汉武帝等几代的扩建和修饰，不断臻于完善，形成了一座长安城内的小型城市体系，一座座形制不同华丽壮观的宫殿、台榭、楼阁围绕着庄严宏伟的前殿，就像众星拱月一样象征着汉王朝的威严和气势。当时萧何对此的解释是：“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宜，非壮丽无以重威。”（《汉书·高帝纪》）从统治思想来说，汉代有作为的统治者都会注意经常调整政策，顺势而为。汉初按照黄老思想，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等一系列的“宽松裕民”政策，到武帝时期转为内行兴作、外事开拓的“有为”之治，到昭、宣时期又转变过来。总的说来，汉统治者在掌握张弛节奏方面，已远胜过他们的前辈，因而能使社会矛盾不至于过于激烈。这也是其维持较长时期统治和稳定发展的基本原因之一。在文化创新方面，汉代成就最大的当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司马迁的《史记》。《史记》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客观叙述，体现史学家的主观认识，将修史变成了充满理性倾向的科学实践活动，既成就了“一家之言”，也代表了那一时代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准，汉文化以《史记》的产生而达到了成熟。［59］(www.daowen.com)

而到盛唐时代，秦人“便国不法古”的文化精神依然得到发扬。众所周知，中国历史的发展中，秦汉、隋唐是两个具有开创意义的时代。针对新情况新问题，汉武帝变古创制，颁布“推恩令”削弱王国势力，还收相权、设刺史、立平准均输等制，进一步完善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制度，为此后两千年的中华帝制奠定了基本范式。而唐太宗则虚心纳谏，革新除弊，继续实行“均田制”，使耕者有其田，防止两极分化。在此基础上，太宗还实行了“租庸调制”和寓兵于农的“府兵制”，特别是发展了民间行会组织和信用机构，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市场管理体制，统一钱币和度量衡，开拓海外贸易，包括水陆“丝绸之路”，改变了此前历朝历代所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推动了唐帝国商贸流通的发展。在政治制度方面，唐太宗还完善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兴办教育，使“天下英雄入彀中”，扩大了统治基础，巩固了中央集权，也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和繁荣。而再如物质文化方面造纸术、雕版印刷、火药的发明，制度文化方面三公九卿制、三省六部制、察举制、科举制的实施，精神文化方面道教的产生与被皇家尊崇的佛教的传入与各宗派形成等，都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开创性贡献或事件。

唐代的文学创作更是以推陈出新为文化的灵魂。生逢“大唐盛世”的唐人，尤其是风华正茂的年轻士人，多有一种慷慨激昂、蓬勃向上的雄心壮志。杜甫《后出塞》的“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以及李白《将进酒》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南陵别儿童入京》的“我辈岂是蓬蒿人”，《与韩荆州书》的“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就是他们的人生信条与抱负。唐人在文化的一切领域，反对模仿别人，勇于变革，积极进取，主张通过自己对宇宙、社会和人生的观察、体验，进行独立思考，形成个人的风格，力求闯出一条独辟蹊径的闪光道路，做出顶尖的成绩，使自己的作品具有独树一帜的特色，成为某一方面的“状元”或“圣”“祖”。唐人的创新意识最集中地体现在诗歌上，他们深知作诗最难而又执意为之。唐人在这“难中难”的诗坛上，创造了最骄人的业绩，涌现出李白、杜甫这样世界级大诗人和数以百计名重诗史的诗人。至唐中叶，韩愈、柳宗元发动的“古文运动”，在文坛上提倡一种既要“文以载道”“文以明道”，又要有创新精神的新文风，使盛唐文学走出了一条极具中国文化精神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