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明肇启之际，关天地区已是一个各族交错、文明交汇和农牧文化相互碰撞之地。秦人西迁这块具有深厚文化底蕴与多元文化背景的土地上，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当地人文环境的熏染和塑造而采取了兼容开放的文化政策。如果说秦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历史性、超越性和创造性的突出贡献，与秦人长期地处西方一隅，没有先王之道的约束，敢于打破传统，敢于吸纳一切为我所用，以及勇于改革创新的文化背景有关，那么，相类似的，唐太宗及其子孙有胡人血统，发迹于关中、陇右（天水及周边）地区的关陇集团，也没有必须继承周礼的精神包袱，对儒家重义轻利等思想也不是绝对信奉，是故唐文化的肇启者极具开放性的文化胸襟也是与李唐皇朝长期受到关天地区胡汉一体文化的熏陶直接相关，与秦地秦人秦文化的文化基因是一脉相承的。

秦人兼容开放的文化政策促成了秦文化开放、进取的价值观念，形成了秦人积极进取、永不屈服、谋求强大的文化品格和文化气魄。为此，他们必须要对当时的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并积极吸纳各国的先进文化为其不断拓展的统一伟业服务。当时的秦文化面对周文化这个近源，它几乎全部接收过来，周的礼乐文化、农业文化、君主专制等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方面的成果，都转化成了秦文化的组成部分。秦人的这一文化整合，对秦国以后的发展和强大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它完成了周秦的四个一体化，即周秦经济一体化、周秦民族一体化、周秦政治伦理一体化、周秦文化一体化。由此，农耕文化的稳健儒雅，游牧文化的粗犷强劲，使秦文化具有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周秦文化的一体化，是秦文化发展的起始点，具有秦文化模式转换的历史意义。从此，秦文化走向了开放创新的大道。

秦人要谋求强大，还必须要有相应的豪迈气魄。而秦人胸怀之大，气魄之高，正如贾谊《过秦论》所言，秦人“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有此胸怀，才能有海纳百川，为我所用的心胸气度。而正是这种气魄，使秦人“河海不择细流”，能够吸纳“戎狄”文化。由于秦人与戎狄接触最多，对戎狄文化的兼容吸收也最多，以至中原诸国称其为“戎”，被看成是“西戎之一支”。也使秦人能够积极吸纳西周文化，包括承袭周文化一整套的礼仪制度，能够学习关东文化，采纳诸子百家言说，尤其是法家思想，最终发展出了一种“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化体格。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对秦文化吸纳性的概括，有助于我们了解秦人“海纳百川”的文化视野。所谓“随和之宝”“明月之珠”“郑、卫、桑闲、昭、虞、象”之乐，都不过是异国文化的象征，而秦人抛弃击叩缶而纷纷演奏郑、卫的旋律，丢掉弹筝而演奏昭乐和虞乐，不仅反映了秦始皇执政时期文化的繁荣，尤其体现出了秦人对待外来文化的宽松态度。在秦建都咸阳的144年中，秦人一直以开放的精神走在各个诸侯国前列。尽管当时法家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占据着主导位置，但事实上从秦孝公建都咸阳时起，咸阳就一直是一个诸子百家十分活跃的舞台。当然，在商鞅变法的初期，的确存在着“燔《诗书》，明法令”的禁绝儒术政策，但这只是一个很短的时期，到秦昭王时，学术风气已经出现了“纳六国之士”的可喜变化。特别是在秦始皇执政以后，吕不韦召集六国学子，编撰《吕氏春秋》，兼采各家学说，开了秦国学术的新风。当时著名的政治家李斯的《谏逐客书》就说：“夫物不产於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因而反对一些人的“逐客”主张，说“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史记》记载，秦设“博士”制度，仅在秦始皇周围，就有博士70多名，诸生数千人，在事关统一和建国体制等重大问题上，秦始皇都十分注意听取博士与群臣的意见。

秦人的这种文化气魄，还使其胸怀广阔，形成一种不拘一格，不讲内外，不避贵贱，不论亲疏，唯才是举，重用一切可用之才的文化胸怀，使秦人得到了来自异国的杰出人才的倾心效力，达到“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的用人效果。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各国都在求贤纳士，以期益于本国，但只有秦做得最出色。秦在每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几乎都有几个来自异国的杰出人才为之效力。从秦穆公时期的百里奚、蹇叔、由余到孝公时的商鞅，再到战国中后期的张仪、魏冉、范睢、吕不韦、尉缭、李斯、韩非等政治家、军事家以及李冰、郑国等水利学家。这些活跃在当时历史舞台上的风云人物，无不是对一国兴衰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天才。这些外来的文化人把他们的文化理念和聪明才智，注入、贡献给了秦国，使秦的文化更富有活力和张力，使秦国一步步走向强大。但为什么只有秦招揽到了最优秀的人才，而且只有在秦国，人才特别是外来的杰出人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施展才华？显然，这是秦文化开放、包容、求实等优秀特质使之然也。秦文化的这些特质，使之用人不拘一格，不讲内外，不避贵贱，不论亲疏，只要此人身怀雄才大略或一技之长，对秦的发展和富强有用，就委用之，而且是大胆、信任地用之，不惜封官加爵，不惜授权委大任。上述这些人物很多都是仅凭一席高谈阔论，便被秦王封为将相，统摄国务或三军，这种大胆和充分信任，也只有秦文化背景下的秦国政治可以做到。

秦用客卿治国，甚至重用来自敌国的有才有识之士，是秦人兼并、包容、开放胸襟的最直接最突出的体现。正如明人张燧所说：“然六国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国人，如齐之田忌、田婴、田文，韩之公仲、公叔，赵之奉阳、平原君，魏王至以太子为相。独秦则不然，其始与之谋国以开霸业者，魏人公孙鞅也，其他若楼缓赵人，张仪、魏冉、范睢皆魏人，蔡泽燕人，吕不韦韩人，李斯楚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58］秦人在任用人才方面所显示的这种气魄，是一种超越地域观念的气魄，这种气魄所表现出来的宏大胸怀，对推动秦国走向强盛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汉武帝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下州郡求贤诏书》），秦国所重用的就是这样一批非常之人，这些人都不是秦人，甚至是来自敌对国家的人。更值得称道的是，秦国统治者对待外来知识分子的姿态。据史书记载，秦孝公当年与商鞅探讨变法图强，常常通宵达旦。每当思想碰撞出火花的时候，双方都情不自禁地向对方的座位移动，以致双膝相促。秦人的这种胸怀，使得秦国成为当时人才云集的舞台。这是自秦穆公以后，在秦文化中形成的一个优良传统。而为了更好地吸收外来人才，秦人还发展、完善了客卿制度，使之成为一种有效的“储才”手段，在引进、使用人才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用贤能而兴，失贤能而衰，这既是历史的一种经验，也是历史的一条规律。因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选拔或任用贤能人才的状况如何，标志着其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显然，秦文化的这种气魄，是贵族政治色彩很浓的中原各国根本无法具备的。(www.daowen.com)

与秦相较，汉唐文化更具海纳百川、兼容天下的气量和能力，举世闻名的“丝路文化”就是对这一时代的文化气魄的印证。所谓“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体现着对不同政治文化的吸纳和包容。而最能体现汉唐文化这种开放兼容的文化气量的，无疑是其所具有的多民族融会和中西融会的特点。我国自古便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族之间虽有矛盾斗争，甚至兵戎相见，但和睦相处、相互融合始终是发展的主流。汉王朝诞生于经历了春秋战国及秦时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族与华夏族的融合之后，唐帝国则建立于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以匈奴、鲜卑、羯、氐、羌为主的诸多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之后，所以，汉唐文化必然带有多民族融会的特点。而汉唐又都是同外部世界交往频繁的王朝，著名的丝绸之路把帝国与西方互相联系起来，从汉唐两代对所谓胡乐、胡舞、胡妆、胡食、胡风的喜好追求，到以佛教为代表的外来宗教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多种影响，无不反映了汉唐文化中中西融会的特点。多民族融会和中西融会，充分体现了汉唐文化的包容性。同时，由于汉唐王朝都建都于关中大地，使得关中长安长期居于全国之政治文化中心，与各地交通频繁，声气互通，人员熙来攘往，成分颇为复杂。尤为重要的是，关中还同时处于中原农耕文化与西域草原游牧文化的边缘，长安为古代欧亚大陆桥——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汉唐时期的中外交通，陆路远较海路重要，外来文化与军事的强刺激多来自西北，故长安比洛阳、广州、扬州所受外来文化的冲击更强烈。因此，汉唐文化既具有京城与国际都会之综合性，又具有关中地区所处地理方位及其区域文化的特殊性，文化的交流融汇之风较其他地方更盛。

西汉时期，尽管匈奴贵族和西汉中央政府之间经常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但是匈汉两族人民之间保持着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匈奴的马匹、牲畜以及瓜果、蔬菜大量运往内地，先进的养马术和瓜果蔬菜种植术也传到中原。在文化方面，汉武帝下令“广开献书之路”，广泛收集图书，并仿效周朝采诗的旧例，设立乐府，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掌制乐谱，训练乐工，收集博采民间的诗歌。唐王朝对外来文明更是采取兼收并蓄方针，来者不拒，好者汲之，为我所用，充分显示了大唐帝国的自信，以及不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善于吸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唐人在新奇、喜好外来文明的同时，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受其影响，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情趣，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经过碰撞、沟通、融摄，摈弃不合国情、风俗习惯的成分，根据自己的需要，吸取外来文明的精粹创造出了具有中外合璧特色和浓郁民族风格的唐代文化。胡汉交映，相得益彰，使汉唐文化比过去的传统文化品位更高，内涵更加丰满，将中华文明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吴兢的《贞观政要·崇儒学》关于“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的记载，就足以说明当时文化交流与发展的高度。

在宗教方面，宗教文化的冲突一直追随着宗教发展的历史在世界各地频繁上演，但独在我中华宇内能够最终实现和谐相处，应该就是中华文化的这种兼容天下的文化基因所产生的文化奇观了。我国的道儒释并称三教，在南北朝时就已经出现，但从官方到民间，都称道儒释为三教，则始于唐代。唐人不但没有必须继承周礼的精神包袱，甚至还推崇道家的学说和信仰。道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到了唐代则发展为“君为舟，民为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贞观政要》）的民本意识。这一意识，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专制体制，但在具体的政治操作当中还是会有所反映的。唐王朝从开国之君李渊开始，就制定了对道儒释三教采取兼收并用的政策，尽管在不同时期，不同皇帝，根据不同的政治需要而对道儒释三教中的某教有所偏倚或压抑，名次排列也有先后，但总的来说，李唐王朝对道儒释三教是重视和扶植的。唐高祖、太宗、高宗、武后、德宗等朝多次召集儒释道三教头面人物入宫辩论教义等问题，调节其关系，名曰三教论议。大臣一般都要列席听讲，有的大臣还要奉命参与辩论。唐王朝允许儒家、道家、佛家思想文化并存发展，共存共荣，鼓励多元并存，相互尊重，竞争发展，反映出了当时的统治集团对待思想文化的态度和政策取向，体现出一种开放包容、大气磅礴的人文气象。这在客观上起到了解放思想、繁荣文化、丰富人民精神生活的作用。可以说，盛唐时期，佛、道并重，华“夷”并举的施政观，把文化上兼容并包的精神表现得更加气派和富有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