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血性是一个民族立足的根本。大凡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是在与强敌的殊死搏斗中诞生或崛起的。秦文化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它那浓浓的血性。这种血性来源于秦人的生存危机和抗争精神。西汉贾谊的《过秦论》也说，秦人“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但秦人强盛武力的背后是文化，正是积极进取的文化支撑了秦人在长达几百年的历史竞争中不断地走向强大。有学者曾经对秦人“不断进取的文化特质”、秦人“无止境的功利意识”、秦人“不讲‘中庸’、不知行事有节的价值观念”进行文化透视与历史评判。［56］与之相关的观念史、意识史迹象所透露的秦人精神正是秦人文化中那浓浓的英雄血性。而汉人则是这种文化品质的忠实继承者，陈汤就为中华儿女留下了最为励志的千古倡言：“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同样地，渗透着同样血性的唐代诗人李白就发出了“胡无人，汉道昌”的和声，王昌龄更是直接以诗呐喊：“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由此可见，汉唐两代虽相隔八百余年，但生长于关天大地的民族雄风和文化血性始终恢宏如初，澎湃不改。

秦人先祖初到秦地时，与长于游猎骑射、强健勇猛的戎狄部落为伍，面对高原旷野、山林野兽出没和放牧驰骋的环境，特别是与戎狄部族旷日持久的对峙与血战，练就了秦人轻死重义、果敢勇猛、粗犷悍厉的民族气质。而其又长期受到戎族打压，也被东方诸国轻视，作为秦人奴隶主的周人起初也瞧不起他，想做奴隶都不得安生，秦人的心性被深深地压抑着。要想抬起头，直起腰，堂堂正正地做一个“硬邦邦”的秦人，要想有自己的安稳家园，有自己的强大国家，只有打，只有向东冲，只有艰苦血战才有出路，哪怕失败再失败，牺牲再牺牲，也不改初衷。为此，秦人一直在流血在拼搏，经历了几百年的艰苦奋战，秦人终于梦想成真，建立起了强大的秦帝国。秦人也由此形成了不怕困难、积极向上、开拓进取的乐观精神。秦人文化中像《石鼓文》和《秦风》等文学作品，多以歌颂本民族车马田狩和赳赳武夫，骁勇善战的内容为主，塑造了一个个“赳赳老秦，不死不休”的英雄形象。秦人正是挟持这种大无畏的文化优势，一江春水向东流，走向强大、建立霸业，进而扫灭六合，一统天下。而且影响所及，直至两汉魏晋，秦人故地西北地区仍然名将辈出，雄风不减，六郡良家子、十二郡骑士，金戈铁马，驰骋疆场。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也常为人们津津乐道。《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云：“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朱熹《诗集传》也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忌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因而，秦人的文化也是最有血性的文化，“英雄主义”是秦文化最为推崇的品质之一。《诗经》的“秦风”中一首名为《无衣》的诗写道：“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余冠英先生翻译说：“谁说没有衣裳？斗篷伙着披，我的就是你的。国家出兵打仗，且把武器修理。一个敌人，你的就是我的。”这诗正是秦人英雄主义精神的内在写照。

汉初，匈奴已经发展成为东起辽河、西逾葱岭的统一的游牧帝国。古代制约游牧民族强大的最重要因素——分裂和内乱，已经不存在。这样组织严密、地域辽阔的游牧帝国，农耕民族通常难以抵御，更别说消灭了。但是西汉王朝几经周折终不悔，历尽艰辛驱强虏，最终赢得了匈奴人挥泪无奈别阴山的结局。虽然曾有平城之围的困顿，和亲的屈辱，但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开始，汉军即展开了史诗般的绝漠远征，连续打了两百多年，终于复九世之仇，彻底击垮了这个庞大的草原帝国。“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正是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成就了汉武帝千古霸业，这是中华民族千年来最为可歌可泣的一段历史。张骞、苏武所创造的史不绝书的“汉使立功绝域”的千古传奇故事，都发生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代。霍去病一年中两次横穿河西走廊，如入无人之境，彻底扫除了匈奴在河西地区的势力。匈奴为此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佚名·匈奴民歌》）从此“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经此，霍去病“封狼居胥”，成了中国历代兵家人生的最高追求和终生奋斗的梦想。西汉时期，浓烈的尚武之风弥漫全国。伏波将军马援有言：“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那时的人们，有一种听之见之则征服之的气概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蛮力。于是，就有了博望侯张骞的“凿空”西域之行动。张骞出塞百余人，惟二人得还，可谓九死一生。但是《汉书·张骞传》记载：“自骞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当时的汉人，有勇气探寻所有已知的世界。

在汉匈以国运相赌的漫长而残酷的战争中，汉人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扫除了中原民族数百年的边患，打通了丝绸之路，捍卫了中华文明。汉军在整个东亚大陆四面出击，纵横驰骋，所向披靡。汉武帝时，屠大宛之城，蹈乌孙之垒，探姑缯（西南夷之一种）之壁，籍荡姐（西羌之一种）之场，艾朝鲜之旃，拔两越之旗，近不过旬月之役，远不离二时之劳，固已犁其庭，扫其闾，郡县而置之，云彻席卷，后无余灾。从白山黑水到中亚绿洲，从冰封的贝加尔湖到南方的热带丛林，都感受着中华的军威国力，接受着中原文明的辐射，并由此形成了一个东临大海、西至里海及图尔盖草原以西，北越贝加尔湖与安加拉河，南迄南海及越南南部的强大帝国，初步实现了北方草原游牧区与中原及南方农业区的统一。而这个强大帝国的疆域，成了此后两千多年中国各朝各代的帝王所努力期望恢复的目标。这个大帝国影响力所辐射的范围，由里海、葱岭、兴都库什山脉直到日本列岛，由贝加尔湖到中南半岛，扩展成了汉文化影响所覆盖的一个大文化圈。自武帝之后的三百多年历史，其武力一直凌驾于周边民族之上，从而形成了中国“天朝上国”的心理定式。从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14年），一直到汉帝国灭亡（公元220年），汉朝中央政府自始至终都拥有对西抵里海的中亚地区的统治权与宗主权。正因汉帝国在中亚强有力的军事存在，在公元189年，中亚诸国在贰师城（今天土库曼斯坦的列宁纳巴德）会盟，宣誓“永不负大汉，违者死于万矢之下”。可见，汉帝国的天威已经深植亚欧大陆的心脏。正如《汉武大帝》的片首语所言：“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给了一个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他的国号成了一个伟大民族永远的名字。”这应当是对汉武帝及汉王朝一往无前的开拓精神及其历史地位的恰当评价。今日我们之所以被称为“汉族”“汉人”，我们的语言之所以被称为“汉语”，我们的文化之所以被称为“汉文化”，都是拜汉帝国所赐。正是汉武帝所建立的自信和凝聚力，贯穿了之后的两千多年，维系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本质内在。事实上，正是后世对强大汉帝国的荣耀的追慕，才形成了中华民族在心理上的认同，而正因为此，中国之后的两千年历史虽分分合合，但总体却还是倾向于统一的。(www.daowen.com)

唐帝国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集大成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而唐帝国统治的公元7世纪到8世纪中叶的中国，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以致至今，国人称汉族为“汉人”，海外国人则无论民族统统以“唐人”自称。从建国之初，大唐帝国就具备了征讨四方的实力，先后征服了东突厥、吐谷浑、西昌、薛延陀、西突厥、百济、高句丽、奚契等东北各部、西南各部等等，被四夷君长推戴为“天可汗”，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威权。唐帝国的骑兵力量雄厚，军事行动以进攻为主。盛唐的武功之强，打破了中国的兵种弱化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着对四周诸国的绝对权威。由此，也奠定了唐帝国辽阔的统治疆域。唐帝国鼎盛时期，疆域东至大海，西达中亚咸海，南到越南顺化一带，北至贝加尔湖，总面积达1251万平方公里。唐朝周围守边的少数民族很多，为了有效管理突厥、吐蕃、回纥、靺鞨、铁勒、室韦、契丹、西方各国等，唐帝国分别设立了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六大都护府。

而汉唐英雄血性的另一面，是作为汉唐帝都的长安及周围更广大的关天地区古已有之的文化血性的浸染。秦地文化是最有血性的文化，“英雄主义”是秦文化最为推崇的品质，已是人所共知的当然结论。而汉朝廷建都长安后，又实行了将天下“豪杰”及“众乱之民”迁徙到茂陵的政策，为各地豪杰云集关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关中成为“五方错杂”之地，秦雍三辅一带多豪杰游侠之士。虽然游侠是复杂的社会阶层，但纵横放任、使气轻尘则是其共同特点。［57］由此，关中地区自秦以来好武称雄的民风更加悍厉。而就当时的整个关天地区讲，其地处胡汉军事对峙线的边缘地带，边疆地方的好战勇武之风自然传染到了关天腹地，甚至传染到了汉唐朝廷所辖的农耕文化腹地。关天地区特殊的地域所形成的这种习尚长期积淀，绵延至隋唐，加之时代精神的激荡而更加炽烈。是故柳芳《氏族论》概括各地域士族特点时说，“山东人质，江左人文，关中人雄，代北人武”，而以“雄”标举关中风气，意味深长。汉唐睥睨一世的运势不能不受此熏染，汉唐雄风至今依然感召着热血青年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