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远古先祖女娲、伏羲艰辛创世、肇启文明到神农尝百草、黄帝制法度，关天地区就已是中华民族的先民们战天斗地、顽强拼搏、开拓创新的精神汇聚之地。而从大秦到大汉再到大唐，关天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满于现状，积极进取，锐意开拓，谋强图大。秦文化百折不挠、谋强图大的抗争意志，汉文化顺时应势、铺张扬厉的恢宏气度，唐文化宏阔开放和雍容豪迈的精神风韵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魂。关天地区先民们创造的这些精神，永远都是后世儿孙团结奋斗、拼搏进取的精神支柱。在今天的关天经济区建设中，尽可能地活化这些文化资源，熔铸文化精神，提升文化品格，无疑是我们探求关天经济区建设的文化之根、文化之魂，锻造、培育新的关天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一步。

秦人西迁天水，是在亡国失姓、遭受打击的情况下发生的，其回归故土振兴旧业的愿望始终不坠，而中原诸国与华夏文化对秦人的歧视与排挤，更是激起秦人奋起直追、后来居上的跃进意识，并且一以贯之。秦人不惜失地亡君和血的代价，世代与西戎争战，以求得到周王室的重视和提拔。这一切既是秦人励图崛起、建立霸业、入主中原政治抱负的体现，也是他们跻身华夏、回归中原文化心理渴求的反映。功利心理的强化和延续，孕育了其致力强大的进取精神。正是这种进取精神，不断推动和塑造了秦人不畏艰难、百折不挠实现理想与目标的坚定信念，并支撑秦人取得自身发展和文化勃兴的辉煌业绩。

秦人志存高远，不满于做“西戎”霸王，因而不甘落后、不断改革、虚心学习，能吸纳天下英才为秦效力。《史记》记载当时东方人称秦为“虎狼之国”，“秦王有虎狼之心”，以及“秦王贪，其势必得所愿矣”等。我们通过这些带有污蔑意义的言辞，都可以体会到从特殊层面反映的秦人永无止境的进取精神。在秦人不断强大的这一过程中，史学家公认，孝公时的商鞅变法起了极重要的作用，甚至奠定了秦富强和完成天下统一的基础。但为什么诸侯各国都在变法图强，而秦却独能成功，且最有效？商鞅并非秦人，而且曾在中原周游过许多诸侯国，但为什么只有秦人对其予以重用，并委之变法？这是因为，商鞅的变法及其所用的法家学说、富国强兵理论，只有秦文化是其最适宜的土壤。商鞅的变法理论与秦文化的求实、求变、尚法、尚武、重功利、主集权、重耕战等特质相契合，这才使商鞅有了用武之地。从一定意义上讲，是秦文化积极进取的价值取向成全了商鞅的功名，而商鞅的变法则促成了秦的富强。商鞅把秦文化的一些积极理念与其思想特别是其集权思想、法治思想和奖励耕战、发展经济等相结合，以制度化的形式落实、转化为生产力、武力乃至国力。帮助秦人变法的商鞅虽然个人命运的结局甚是悲惨，但变法是秦文化特质的反映，是顺应秦政治和富国强兵需要的产物，所以变法的成果并未因为商鞅被处死而推翻。(www.daowen.com)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早期关天文化中这种积极进取、不断开拓的文化品格是与这一文化的开拓者的文化精神分不开的。秦始皇本人的积极进取精神，不仅对完成统一大业产生过积极作用，而且对统一之后的事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作为秦的后继者，汉唐王朝也不乏同样的雄心和豪气。汉武帝功比秦始皇，也同样富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建立了许多大业功勋，诸如南诛两越，东击朝鲜，北逐匈奴，西伐大宛，诸如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通陆上丝绸之路，等等。“丝绸之路”的开通，大大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汉武帝之后的汉明帝也曾派遣班超、班勇父子再次出使西域，亦闪烁着积极进取的精神光辉。秦人“尚武”“乐战”，这其实也是积极进取精神的一种表现。而汉朝的将军们也继承了这种传统，如70岁高龄的赵充国自请平定羌乱，马援自请击战匈奴，皇甫规上疏自请奋效等。而从汉唐的比较来看，汉有张骞出使西域，唐有玄奘西游，汉开通丝绸之路，唐则使丝路再度繁荣。汉跟匈奴作战，唐跟突厥作战，都是不畏强敌，历经曲折，终获完胜。所以，汉唐王朝也是历史上最富雄心壮志，积极向外联络，推进文化交流，开疆拓土，谋求发展，奠定我中华版图的重要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