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化与汉唐文化都是在关天大地上孕育发展起来的对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特别是对中华文化的血脉奠基与精神延续有着突出贡献的优秀文化。而秦文化上承殷、周及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之文化内蕴，是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集大成者，下启汉、唐，是繁荣汉唐文化的奠基者，居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如果说秦文化是对战国文化做了一个完美的总结，开创了一个历史的新纪元的话，那么，秦文化更是孕育培植滋长出了汉唐文化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奇葩。史实表明，秦文化深深地影响了汉唐文化，是汉唐文化滋润发展的基础和源地。

汉唐王朝全面承袭了秦王朝的政治文化，秦王朝完备的中央官制被汉唐王朝全面承袭了下来。秦王朝独创的皇帝制度当然地被汉唐王朝直接沿用，其强烈的中央集权主义倾向直接延伸到了汉唐王朝，以皇帝制度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主义扩展到了汉唐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西汉初年，依照秦制，中枢发号施令的机关由丞相府、太尉府和御史大夫寺所构成。丞相掌行政权，太尉掌军权，御史司监察权并做皇帝的秘书。丞相在三者之中，权力最大，是真正的最高行政长官。唐代中央实行的是三省六部制，是由秦汉三公九卿制发展而来的一种与近现代政府结构更加接近的官僚制度。所谓“三省”，指尚书省总理政务，中书省掌拟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核中书草拟之诏令。所谓“六部”是尚书省所属的六个办事机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秦王朝创设的地方行政制度也在汉唐王朝得到了全面的继承和运行。秦朝在全国设置了36郡（后来陆续增设至40余郡），将县作为最低一级地方行政机构，汉沿秦制，但由于疆域的扩大将郡的数目增至103个，将郡的规模限定在“千里一郡”，每郡管辖十余县。汉武帝还在郡之上设置州，将全国划为13个州部。唐王朝地方上也实行郡县制，但称郡为州（一度也曾称郡），唐太宗时于州上设道，为监察区，中唐以后演变为高一级的行政区，又于边疆要冲地区设都护府。同时，秦文化中积极进取的精神在汉唐文化中也得到了延续。秦始皇本人的积极进取精神，不仅对完成统一大业产生过积极作用，而且对统一之后的事业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汉武帝也同样富有积极的进取精神。他南诛两越，东击朝鲜，北逐匈奴，西伐大宛；派张骞出使西域，开通陆上“丝绸之路”，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后人将“秦皇”与“汉武”并称，正是对这两位同样杰出、同样给中国历史做出特殊贡献的政治家的认同。

在继承秦王朝皇权政治的基础上，汉唐王朝也发展了自己的统治方式和政治文化。汉朝初年，被司马迁誉为“汉儒宗”的孙叔通建议以儒家学说来教化百姓，进而改变民间风俗，形成有利于封建秩序的良好社会风尚，政治思想家陆贾、贾谊等也都赞同孙叔通的教化主张。于是，西汉统治者在深刻总结苛政亡秦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制定并实施了“扫除烦苛，与民休息”的政策。西汉法律特点之一，是文武并用，德刑相济。汉高祖刘邦采纳政治思想家陆贾的法律政治主张，既实行法治这种武的手段，又实行礼治这种文的手段。西汉法律特点之二，是约法省禁，刑不厌轻。在执法过程中，宁可漏治有罪之人，也不能错制无辜之人，只要对罪行有一点疑问，就不随意诛杀。汉文帝时采取了最为约法省禁的法律措施，先后废除了连坐收孥法、诽谤妖言法和肉刑。西汉法律特点之三，是要求统治者明法修身。汉初黄老学派认为国君的道德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兴衰，因此主张国君必须带头依法办事，自觉守法。总之，西汉一朝在政治理念上发生了重大变化。汉初由秦朝的严刑峻法变为无为而治，到汉武帝时则变为以儒家思想为主，兼容道、法的综合施治。

汉唐王朝还将秦帝国“大一统”的实践及理念提升到了更高的思想层面上。秦汉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这个统一国家之所以绵延不断一直存在到现在，除了经济和政治的原因外，共同的文化当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这种先秦时期已经产生和形成的文化，经过从汉到唐的积淀沉浸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秦王朝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制度，而汉王朝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体系，至盛唐及其后则更是将其发扬光大。汉初政治思想家董仲舒全面阐发了启端于《公羊传》的“大一统”政治思想，并向统治者提出了贯彻“大一统”思想的具体政策建议：一是反对诸侯分裂割据；二是加强中央集权；三是将全国思想统一于儒学之中。这一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建议自然被统治者欣然接受，并实施下去。“大一统”的政治载体是中央集权制，政治核心是封建“皇帝”，而政治特征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高度统一于一个政权之下。在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朝还构建了“大一统”的“三纲五常”伦理体系。整个纲常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伦理关系与政治关系的契合，社会关系与个人道德意识的契合。这样的契合表现在政治上就是伦理、政治、道德的一体化。其目的在于谋求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生活的稳定。西汉时期形成的“三纲五常”社会伦理体系，一直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社会伦理。至唐代考订经文，颁布官定的五经课本，还刊立石经，“永代作则”，体现了统一儒经的时代特色，又颁行《五经正义》，令科举考试的士子据此答题，不许自由发挥，明显具有统一思想的功效。从此“大一统”就成为中华民族深入人心的政治理念和思维方式，并一直延续了下来。(www.daowen.com)

汉唐制度文化对秦文化的发展或超越，除了体现在其政治制度上的改革，还尤其集中体现在职官与选官制度方面。官吏选拔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发展水平和面貌。西周实行的是“世官制”，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实际上没有选拔。春秋战国以后，随着“世卿世禄”制的逐步改变，选贤与能的思想日益发展起来。汉代选官途径很多，但最能代表时代精神的是察举制度，即考察后予以荐举。到了隋唐创设科举制，才使得官吏的选拔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进步。唐代的科举制是在继承了察举分科举士特点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全凭考试成绩选拔人才的制度。从文化史发展的进程看，“世官制”是最原始最落后的，选官讲门第讲出身是其变种，“选贤与能”是最理想最进步的，尽管“贤”、“能”的标淮有明显的时代性和阶级性。科举制作为一种公开竞选的考试制度，无疑是“唯才是举”的进一步落实。

在中国历史上，汉和唐这两个朝代常常是相提并论的，即所谓汉唐盛世。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形成之后，一切政治社会的结构和制度也就开始了新的建设。而汉唐盛世是建立在其前的“秦”“隋”王朝的尸骨之上的，是“秦”“隋”王朝把长期战乱割据的历史惯性拉回之后才出现的统一与繁荣。“秦”“隋”王朝的历史贡献，特别是秦王朝奠基性的文化开创，是汉唐盛世所以能够形成的现实基础。班固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所说，“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其后颇有所改”，正是说明有了秦王朝的奠基工程，才有了其后“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其后颇有所改”的基础，而不管其后怎么改，又都是万变不离其宗，其基本精神始终没有改变。所以说，汉唐文化是在秦文化的沃土上滋长起来的。至此，古风秦韵，汉唐雄风，同气连枝，浸染渗透于关天大地，浸透于关天儿女乃至所有中华儿女的血脉深处，成为我们创造未来之辉煌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