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人武力强盛属于事实，但文化并不落后，处于西戎与周之交的秦人，既拥有戎狄民族尚武、剽悍、勇敢善战的文化，也不断融进了以周为代表的高度文明的中原文化，这种融合了各方优秀文化的秦文化才是秦人不断进步、扩张和强大的真正根源。在向东发展，兼并六国，统一宇内的过程中，秦地秦人所孕育的秦文化兼收并蓄，天然地继承了其原生地的周之礼仪文化和戎狄民族豪爽开放的性格，也吸纳了东周各国先进的诸子文化，成为当世之时最为先进的思想文化。

最早的秦人是一个与“戎狄”杂处，而又近邻周王室的落后部族，后因参加帮助周王室东迁的“勤王”之事，才得以被封为诸侯，但被中原正统文化所承认和接纳，又历经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面对西迁后空前的生存压力，怀着强烈的复国回归心理的秦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兼容开放的文化政策，在固有华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入乡随俗，兼收并蓄西戎文化中对其有用的异质养料，也不断从周文化中吸取精华，从而迅速实现了摆脱困境、站稳脚跟而复兴再生的初衷，也使秦人在群戎环伺中由弱到强、脱颖而出。《史记·礼书》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即是说秦朝对六国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的。

最初在甘肃天水一代的秦人，其文化尚处于游牧民族阶段的水平。秦人长期与周围戎狄部落杂居相处，相互通婚，实际上也大量吸收和融合了戎狄文化。西周和春秋早期秦人墓葬出土的铲形袋足鬲、茧形壶、鍪、蒜头壶及战国时期出现的洞室墓等秦文化特征，据考古专家论证都是秦人吸收和消化西戎文化的结果。秦人葬制中的屈肢葬、西首墓等，也与西戎文化有着密切的渊源。这时的秦人与戎狄接触最多，对戎狄文化的兼容吸收也最多，使其形成了淳朴的民风、尚武的习俗和相对更为原始的民俗传统，以至中原诸国称其为“戎”，被看成是“西戎之一支”。

但戎狄文化与中原先进文化相比，毕竟是一种落后得多的文化，秦人如果完全被戎狄文化所同化，其结果就只能是与中原先进文明渐行渐远。从史料看，秦人一方面向戎狄文化学习靠拢，另一方面又不断加强与周王室的联系，积极吸收先进的周文化。秦人沿用了西周的文字，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也学习了周人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史记·秦本纪》记载，殷商末期迁居陇右的中潏，就“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秦人首领还充分利用自己为周王室养马赶车的职业和特长，与周天子保持密切的联系，如“孟增幸于周成王”；造父为周穆王驾车，“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非子先在犬丘，后在“汧渭之会”，专为周孝王养马，获得了周孝王的赞誉。在秦人早期活动的考古遗址甘肃天水毛家坪和董家坪秦墓中出土的陶器，从器类的组合、器形形制、纹饰等方面都与周文化的同类器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双向吸收戎狄文化和周文化的秦人开始显示出强大的生命活力，实力逐渐强大起来，成为西周西部边境地区不可忽视的一支部族力量。周王室对秦人的态度也由过去的敌视、奴役开始转变为笼络和利用，以驱狼斗虎，让秦人与对周王室统治威胁最大的“戎狄”部族展开斗争，以期坐收渔人之利。周宣王统治时期，封秦人首领秦仲为大夫，让他率领族人讨伐西戎。秦仲迫于王命，同时也是为了秦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先后两次发兵攻打西戎，结果都因寡不敌众而惨败，连秦仲本人也战死沙场。秦仲的儿子庄公继位后，即率领五个兄弟三个儿子统兵七千大举讨伐西戎，占据了犬丘，周宣王封庄公为西垂大夫。关于犬丘的地望，根据学者考证，就在今天甘肃的礼县境内，这是秦人在天水一带建立的第一座都邑。从此秦人以犬丘为中心，以天水为根据地，开始向关中进军。而秦人愈接近西周文明的发源地，秦文化的“周化”色彩就愈加鲜明。公元前771年，秦人首领襄公因为护送周王室东迁有功，始受封为诸侯，得到了“丰岐之地”的赏赐，并获准与其他诸侯“通使聘享之礼”。所谓“丰岐之地”，是已为戎狄占据的西周都城丰京和岐邑，也就是今天的整个关中平原。秦人为了取得名义上属于自己的封地，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一步一步从天水向关中推进。经过整整五代国君和全体族人近百年的征战，秦人终于击败了强大的戎狄部落，取得了关中封地，建立起一个以周原为中心，西起甘肃天水、东到陕西华县的千里之国。

在扎根天水和挺进关中的征途中，秦人一方面保留本族建国前固有的文化传统，一方面全面吸收周文化，并创造性地加以融会贯通，使秦文化在新的基础上获得了“跨越式”发展，对关东诸国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秦人在占有“丰岐之地”之后，也就接受了原本生活于此地的“周余民”。“收周余民”不仅使秦人获得了大量的熟练的农业劳动力，而且拥有了“周余民”所拥有的生产技术与文化知识，进一步丰富了秦文化的内涵，为秦文化的发展注进了新鲜的血液，使秦国的社会结构和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到了秦穆公时代，秦国开始“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自矜，成为威名显赫的西方霸主。(www.daowen.com)

这其中，最为重要影响最为深远的则是秦人对周人诗书礼乐法度的学习吸收。秦马家庄宗庙遗址中，其宗庙建筑布局、结构以及用太牢、少牢等祭祖的礼仪制度等，都与周礼契合。春秋时期“周礼”通行于秦国，秦襄公被封为诸侯后即“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考古发掘证明，即使孝公时任用商鞅变法，以法家思想作为治国的主导思想，但对礼乐制度并未全部摒弃。有学者曾将《秦会要》礼部所列内容，与《周礼·大宗伯》所列五礼的内容列表相比较，发现有大量相同的礼仪，这说明秦帝国的礼制是遵依周礼建立的。当然，秦人对周礼的态度也不是照单全收、全盘周化，而是一种有选择的吸收，有限度的消化。比如，对于西周宗法文化的核心内容——嫡长子继承制，秦人就没有吸收，而是一直实行“择勇猛者立之”的君位继承制。而更需说明的是，秦人经损益改造而成的秦礼成为秦以后各王朝礼制的基础，其对我国社会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而秦人扎根天水和挺进关中的时代，也正处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以奴隶制为文明核心的周文化处于全面崩溃的时期。“礼崩乐坏”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关东大地一种新型的封建制文化正在悄然崛起。秦人接受吸纳的周文化虽然比自身文化要先进许多，但已经是一种落后于时代潮流的文化。周文化虽然帮助秦人取得了建国立业的巨大成就，并造就了秦穆公时期“昙花一现”式的短暂辉煌，但很快就在东方封建制改革后形成的强大军事冲击面前显得后劲不足，发展乏力，国内政局也陷入了长期动荡不安的困难局面。勇于开拓进取的秦人很快就意识到周文化的落后性和给本部族发展造成的局限性，在秦献公时期开始了新的改革，向东方先进的封建文化靠拢，注重对东方各国“诸子百家”思想文化的学习，对法家的思想文化更是特别重视。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以此为标志秦文化完成了其发展历程中的一次革命性变革，使秦国获得了第二次“跨越式”发展，为秦始皇削平六国、一统天下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至此，在秦国形成了一种“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全新的法家文化体系，法家思想成为秦文化的灵魂，成了秦国的主流意识。

在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秦文化本就有着戎狄民族朴实、尚武，坚忍不拔的文化品性，又兼有兼容开放、虚心学习、永不满足、积极进取的好学上进之心，使其后来居上，成为优越傲慢、好为人师、故步自封的东方诸国的超越者。由于前期的发展相对落后，秦文化被中原文化所鄙夷，更刺激了秦人穷则思变，发奋图强，锐于改革创新的文化精神和虚心学习、兼收并蓄的开放、融合意识。秦人崛起时，周王室衰微，诸侯渐强，弱肉强食的大环境，正好给秦人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到秦穆公时，秦国已经可以称霸，频频参与中原事务，甚至左右强大的东邻晋国的朝政，穆公也被称为春秋五霸之一。至战国时，秦已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的大国。这种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巨变，是历代秦人励精图治、蓄积力量的结果，也是优秀的秦文化作用的结果。秦文化的积极进取，锐于开拓，使之不满足于做“西戎”霸王；秦文化的无所畏惧、不甘落后，使之不断思变、求新图强、兼并扩张，不断除弊革新、兼容开放，学习、吸纳先进文化。秦人志存高远，永不满足，这种文化精神绝非或是只满足于立国自保，或是苟全、游弋于大国之间，强者也不过称霸一时的中原各国所能比拟的。所以，表面上看，秦人的强盛依靠的是武力，但真正依靠的是文化。武力只能在一时一役，甚或一世一代起作用，不可能使秦在长达几百年的争战中不断走向强大。武力长盛不衰的背后，必定是雄厚的国力；国力不断增强的背后，必定是优秀的文化。

秦人艰难的兴起发展史，使秦人在关天地区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文化，表现出了鲜明的精神特征：开放豁达、质朴博大的气度，重义果敢、尚武强悍的民风，积极向上、开拓进取的精神和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生命力。这种气度，这种民风，这种精神，这种生命力，奠定了秦人铁骑东向、横扫六合的文化基础。秦人先祖立足西犬丘、文公东迁、穆公称霸、献公改革、孝公变法，都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改革意识、发展意识、学习意识。这一切都是秦先民留给关天人民的精神财富，值得关天人民提炼、重塑和弘扬。

完成统一后的秦文化也仍然是值得肯定的。秦始皇采取的一系列维护统一的政治、文化思想措施是秦文化由区域文化（或秦国文化）走向全国文化的文化兼并、文化融合、文化统一的尝试。虽然由于秦王朝的短命，这一过程未及完成，但它已在相当程度上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成为其中一支影响深远的重要的文化根系。我们应当看到，秦王朝的短命是统治者背离秦文化积极精神的结果，同时还应当看到，秦王朝的早亡，在很大程度上是旧有的主张裂土而治的分封文化、诸侯文化复辟的结果。主张并践行统一的秦文化面对流行七八百年的分封文化和分裂五六百年的历史事实，力量显得过于羸弱。尽管这种文化是先进的、是合于历史发展趋势的，尽管秦皇采取了多种措施，进行了各种努力，维护和宣扬统一文化，但旧有文化的巨大惯性及其冲击力，仍使得新的“大一统”文化连同其实践者一起被撞翻。正如陕西财经学院的王客西先生所言：“先进的文化终会战胜落后的文化。秦王朝以早亡为代价，缓冲了旧文化的惯性之后，刘邦建立的汉王朝仍‘承秦制’，使秦文化中的‘大一统’精神得以继续践行和发展。”［49］鲁迅也认为：“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势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50］可见，主张裂土而治的分封文化、诸侯文化的影响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