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天文化是笔者在研究过程中，与关天经济区相对应，基于对作为本地区发展的血脉与灵魂的区域文化的锤炼、锻造及培育区域文化认同、增强区域团结协作的需要而命名的区域文化概念。因而，完全同类的研究成果目前还很少见到，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关天经济区各地区的地方文化研究，主要有：

（一）全面研究关天经济区文化建设的研究成果

马慰国先生（2009）认为，打造关天经济区，要站在全新的高度上，明确大经济区内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特色，以及怎样认识并弘扬这些历史文化特色，从而构建立体化的文化形象。一是要依托文化资源优势，即伏羲文化、炎帝文化和黄帝文化一体化的综合优势，并提出了三皇文化“相互结合、一体托出”的基本思路。二是要夯实文化基础优势，即在综合经济实力实现新跨越，创新能力有新提升的同时，使区域性文化文明提升到新高度，从而真正打造起全国内陆型经济开发开放的高地和彰显中华文明（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三是要充实文化空间优势，即使关天经济区的文化空间，既广宽又深厚，既一脉相承，又具地方性特色。四是要增强文化创新优势，即挖掘、传承和创新历史文化遗产，弘扬现代文化，发展文化机构、研究会和文化产业，构建“华夏（中华）始祖文化园”等文化产业基地，壮大名牌文化企业和现代文化品牌等。［30］

（二）伏羲文化的研究成果

史学价值方面，余粮才、芦兰花（2012）认为，伏羲是上古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31］周宜兴则认为伏羲文化与距今8000年前的大地湾文化在时间与空间上相重叠，是一个文明的不同表象和历史形态，它可能就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主根。［32］

从近年来的研究成就看，李建成先生（2003）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伏羲文化研究进行了总结，主要有：初步认定伏羲在历史上真有其人；伏羲生于成纪，卒于陈；伏羲所处的时代是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时期；伏羲是蛇图腾，出身于蛇系氏族；伏羲对人类走向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等。而河北新乐市、河南淮阳县也举办过伏羲文化国际理论研讨会，对伏羲生于成纪，长于新乐，卒于淮阳取得了共识，并把伏羲文化和龙文化有机结合了起来，认为龙文化就是从伏羲时代开始的，还根据淮阳“中国第一龙”的发现，确认6500年前确实存在一个伏羲时代。［33］另外，杨东晨先生（2009）认为，首代伏羲氏生于成纪，葬于淮阳，而作为三皇之一的太昊伏羲氏，是一个富有创造精神的氏族部落首领，被尊奉为中华民族的人皇，并认为伏羲、女娲两个胞族部落发展壮大后，有的留居成纪，有的东迁至中原一带，有的向南迁徙入汉水或四川岷江流域，有的向西迁徙到了河西走廊及青海的巴颜喀拉山一带。［34］

（三）秦文化的研究成果

关于秦史研究的价值，雍际春教授（2009）认为，秦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在先秦史乃至中国古代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探索秦人早期历史，可以揭示其开创统一王朝建立帝国的历史奥秘和文化基因，可以为探讨夏商周三代历史提供独特的视角，可以揭开先秦历史许多未解的谜团。他认为，三代时期是中华民族、传统国家和传统文化的奠基阶段，对其后民族、国家和文化的发展乃至走向具有规定性，而这一进程是在三代整合积累的基础上由秦王朝所完成的。对秦人早期历史的关注和探索，不仅为三代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它对于从源头与深层揭示和管窥中华民族、传统国家和传统文化的原初构成开辟了通道。［35］(www.daowen.com)

关于秦文化的特征，黄维霞、于克生（2002）概括为集权性、兼容性、功利性和开放性四个特征，并认为，秦文化上承殷、周，是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集大成者；下启汉、唐，是繁荣汉唐文化的奠基者，居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而重要的地位。［36］徐卫民先生（2010）也对秦文化归纳了承先启后，开放和包容性，坚韧不拔、创新的精神和好大喜功四个特征，并提出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坚韧不拔、矢志不渝、开拓创新的力度建设现代文化和西咸新区与泾渭新区的思想。［37］《咸阳日报》则载文认为，与当时山东六国相比，秦文化具有“便国不法古”的原创性，“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的开放性，“河海不择细流”的包容性等鲜明的个性特征。还有文章认为秦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第一是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第二是一言九鼎的诚信意识，第三是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第四是崇尚自然的生态意识。

而关于秦文化的地位作用，陈蓉蓉（2006）对秦文化的历史地位做出探讨，认为秦文化是先秦多元文化的一部分，并在秦亡后成为辉煌的汉文化的基础，以潜在的方式影响着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38］张金光（2004）对秦王朝开辟中国古代封建专制体制和制度的意义，做了比较全面的评价，主要有秦开创了行用两千余年的皇帝制度和国家“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车同轨，书同文”等为“大一统”国家的管理提供了共同的文化基因，为华夏民族共同体奠定基础等。［39］而王客西先生（2006）则认为，秦文化随着秦的一步步崛起而逐渐成熟，并对秦的崛起起到了积极、有力的推动作用。秦文化的优秀品质可以概括表述为：开拓进取，创新思变，求实重利，尚武尚法，勤勉诚信以及开放、兼容、博取等，并认为秦王朝的早亡，是统治者背离秦文化的亲民、爱民和勤勉奋斗精神，并将秦文化的兼容、博取品格异化为文化专制主义的结果，同时也与秦文化在变成全国统一文化过程中的文化冲突有关。特别是在文化融合过程中，秦文化中的“大一统”精神及集权文化遭遇到了历史悠久、力量强大的裂土封侯文化的顽强抵抗。在这种文化冲突和较量中，秦王朝成了缓冲旧文化惯性形成的巨大冲击力的牺牲品和新生的“大一统”集权文化的试验品。［40］

（四）秦陇汉唐文化的研究成果

葛承雍先生（1998）认为，秦陇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性文化，由于起源早、根系大、脉络清、生命强、延续长等诸种因素，特别是在周、秦、汉、隋、唐等“大一统”王朝时期，秦陇的核心地位和国都的中心位置，更容易使其文化具有整体中华文化的代表特征，曾长期成为中华多元文化中的主体文化，有一种正统性、权威性的特点，其领先地位、中心传播、表现形态也曾不断地给予全国各个地域文化的发展以重大影响，直到宋代以后才渐趋衰落，但秦陇文化的地域特征、历史地位仍是联系炎黄子孙的精神纽带。他还认为，秦陇文化的特色突出表现为重实效、重结果功利和人之切身利益的现实主义，有着极为博大的吸收性、包容性和融汇性，有着雄健磊落、慷慨激昂的独特格调，有着质朴豪爽、粗犷悍厉的民族气质，洋溢着积极向上、开拓进取的乐观精神。在传播方面，秦陇文化由于博采众长而雄浑壮大，造就了其非凡的同化力，在周秦汉唐与其他区域文化交流中，经常处于“多元一体”的主导地位，具有传播、影响的带头作用。只是，秦陇文化在宋元明清以后趋于衰落，与沿海地域文化相比，其近代化、现代化的脚步远远落后了。［41］

黄留珠先生（2010）认为，汉唐文化历史成就博大恢宏，具有开创性、集大成性、包容性、辐射性诸多特点，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历史启示。并认为，汉唐文化繁荣发达的原因，则是国家的“大一统”，民族的交融以及中外之间的交往、交流，并认为统一安定是文化繁荣发达的前提；经济发展是文化繁荣发达的基础；开放交流是文化繁荣发达的根本途径。［42］而丁毅华先生（2011）则认为，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统”国家形态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基础，也就是奠定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础。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建树、对后世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应当说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如果把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察的重点放在政治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制度文化上，应当确信这样一个基本结论：汉文化的主体乃秦文化，并且秦文化的的确确是近两千年中国文化之基石。［43］

（五）关天地方城市文化建设的研究成果

王冬梅女士（2011）认为，宝鸡历史文化以其独特的内涵、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极强的文化实力，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和综合效益，使宝鸡具备了自己的文化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开发关天经济区，则为宝鸡历史文化资源的充分发掘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也为宝鸡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赢得主动权。宝鸡市应从加强文化建设入手，通过对文化遗产的开发与保护极大地提升其文化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极大地改善投资软环境，在促进城市文化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同时，带动整个关天经济区的经济发展。［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