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外学者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关注区域文化的研究，其实更多的也是从关注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特别是文化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开始的。从早期经济理论中文化价值观的体现，到演进理论，再到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区域经济文化的定义，不断有一些新的观点被提出并被完善。无论是文化相关论、决定论还是中性论，都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一）早期经济理论中的文化价值观探讨

近代英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新古典学派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90）注意到文化因素也是决定人们行为的一个方面。他在《经济学原理》中指出英国的现代工业企业的演进，是由主动性和自由意志领导促成的。马歇尔的“经济人”已经变成了在情感和憧憬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社会人”，摆脱了单纯逐利的“经济机器”的概念。［10］

而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920）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论著中认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由新教文化（通过宗教改革而形成）孕育的“资本主义精神”推动的，英国、荷兰等西欧国家之所以能成为现代化的先行者，同这些国家的人们具有的源自新教伦理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精神气质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认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如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害，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滞。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的影响。［11］”因而，他认为，没有人的思想观念的理性化，也就不可能有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现代化，包括资本主义在内。他还进一步比较了世界主要宗教的经济伦理，得出结论：儒教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斯·韦伯对新教伦理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中的作用的分析，使人们认识到，文化在各国经济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任何一种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相应的文化参照，经济学的发展其实是一种文化过程。虽然韦伯的学说偏向于“文化决定论”，赋予文化和精神因素的重要性比历史唯物主义大得多，但它在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时充分考虑了文化因素，对经济文化关系的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支持韦伯命题的塞缪尔·亨廷顿（1996）将世界依据文化差别的不同划分为八至九个不同类型的文明，而文化差别常常与不同社会区域的宗教、价值、习俗、体制、语言和历史等等有关。［12］亨廷顿在冷战结束后即向世人宣告：“21世纪的竞争不再是经济的竞争、军事的竞争，而是文化的竞争。”［13］而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和韦恩·贝克（2000）则为亨廷顿的观点提供了实证分析，对关于文化观念和宗教传统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性，他们绘制了“全球文化地图”（通过借鉴“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结果显示二者的相关性十分密切。

（二）文化影响经济发展途径的探讨及文化资本概念的提出

熊彼特（1934）通过创新来看待经济增长，他认为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通过制约创新来实现的。熊彼特指出，对文化习惯的超越和创新既需要有一种新的努力，也需要另一种意志上的尝试。［14］刘易斯（1954）提出，积累的物质资本、文化资本、习惯和禁忌会造成各个社会局限性的差异，人们对财富的态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态度之一。另外，不同的宗教信仰导致了不同的工作态度，即人们对取得财富所需努力的态度，从而也会影响经济增长。［15］

而道格拉斯·C.诺思（1990）则将制度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种，非正式规则包括惯例、习俗、传统和文化等等。非正式规则作为社会的一种“非正式框架”，沉淀成社会基本的“资本存货”构建人类的相互作用。诺斯指出：“文化不仅扮演塑造正式规则的作用，而且对作为制度构成部分的非正式制约起支持作用。”诺思认为，制度和意识形态共同决定了经济绩效。［16］(www.daowen.com)

（三）文化的本质和进化过程的研究

奥地利学派及演进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耶克（1978）关于文化的本质和进化过程的论述，呈现出一个“文化进化论”的特点。哈耶克认为，文化习俗的传承和群体竞争的进化选择形成了一般行为规则，人们对一般行为规则的共同遵循和对各自目标的追求自发形成了社会秩序，故思想观念决定了制度系统的形成机制与演进方向。他认为我们是制度的产物，把我们带进了资本主义的，是我们的理性和本能，以及通常我们不自觉地服从的一些“传统”或“规则”。可见，在哈耶克看来，文化变迁导致制度变迁，从而导致了现代经济增长。［17］

（四）文化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研究

阿马蒂亚·森（1999）看到了强有力的价值观和规范系统的重要性。他认为，相互信任以及对对方道德标准的信心，是市场经济成功运行的基础条件，也是资本主义经济高效率运行的根源。一个基于个人利益增进而缺乏合作价值观的社会在文化意义上是没有吸引力的，在经济上也是缺乏效率的。［18］

马里亚诺·格龙多纳从20个方面划分了两类文化：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和阻碍经济发展的。他指出，假设两种极端理想的文化体系，只包括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价值观组成一种体系，只包括阻碍经济发展的价值观组成另一种体系。距离前一种比较近的国家，就属于现代国家；距离后一种比较近的国家，就属于传统国家。所以经济发展也可以说是一个文化过程。［19］

而迈克尔·波特（1999）则提出了“经济文化”的概念。他认为经济生活中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对企业单位及生产服务组织和个人活动产生影响。经济文化适应社会生产，就会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反之则相反。推动生产率提高和阻碍生产率的经济文化互相作用互相制衡，形成了经济发展。人们对繁荣所持有的信念和价值观是提升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例如：企业和个人对于如何成功的看法和理解，会决定他们相应的经济活动；而只要经济文化是合适的、匹配的、有促进作用的，相应的大量的资本、技术和经济机会就会纷至沓来，经济就会逐渐呈现持续增长和不断繁荣之貌。［20］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及组织从其他视角阐发或明确了区域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斯洛斯比（David C．Throsby）提出，经济学家们之所以未能对全球化过程中的地区发展问题给予全新的解释，是因为他们一般缺乏对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调节作用与影响这一根本原则的认识。而从国际组织方面来看，1995年，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一份报告首次把文化作为经济运作与发展的首要矢量；1998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议下，来自149个国家的领导人与代表聚首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以“文化与发展”为主题的全球性政府间会议，重点讨论了提升文化与文化政策在政治决策中的地位及对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各国代表一致同意将文化政策作为推动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政策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