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区域结构下的两极分化特征

①小城镇经济竞争能力的两级分化：衰退与繁荣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的背景下，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发展的趋势下，小城镇自身所具有的资源条件与其所处的空间位置，深刻影响了小城镇经济发展的水平与潜力，由此使得小城镇经济竞争能力出现衰退与繁荣的两极分化，特别是对于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小城镇、资源丰沛的小城镇与资源贫乏的小城镇而言，尤为明显^[43]。

诚如前文所述，在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一化领衔”发展的历史时期，由于重工业所带来的规模经济，在区域内催生出一批与区域工业结构紧密关联的城镇，城镇发展的产业支撑与社会分工主要依赖于重工业，进而使得资源成为城镇发展的动力条件，从而造成资源丰沛地区的小城镇与资源贫乏地区的小城镇在经济竞争力层面产生两极分化的特征。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在区域层面，城镇化发展出现三股新的潮流：其一，是乡镇企业发展所带来的乡村城镇化；其二，是外向型经济所引致的沿海地区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其三，则为市场改革所引致的中心城市的大力发展。

基于乡镇企业为产业支撑的小城镇，在功能体系上局限于乡镇企业的类型与性质。因此，以规模较大、实力较为雄厚的乡镇企业所推动的小城镇相较于规模较小、实力较弱的乡镇企业所带动的小城镇在经济竞争力上更胜一筹。特别是在参与市场竞争中，规模较小、市场竞争能力较弱的乡镇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逐渐难以为继，依托于乡镇企业的小城镇发展进一步衰落，小城镇之间的经济竞争力两极分化特征凸显。

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外向型经济，吸引了中西部地区大量劳动力的涌入，供给了沿海地区小城镇发展所需的低成本劳动力的同时，创造了小城镇的市场需求，进而拉动了沿海地区小城镇的发展。与此同时，劳动要素的转移最终取代了产业的转移，从而使得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缺乏产业支撑与消费需求陷入困境，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小城镇在经济竞争力上的鸿沟日趋扩大。

此外，随着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入，地方政府的政策倾斜于中心城市的发展，进一步造成了区域内城镇体系发展的不平衡，中心城市与小城镇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城镇发展的极化困境日趋显现，严重阻滞了小城镇的发展壮大，也进一步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扩大了城乡发展差距。

②小城镇空间地域分布的两极分化：分散与集中

诚如前文所述，基于小城镇自身所具有的资源基础与所处空间位置条件，小城镇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潜力呈现两极分化的特征。事实上，此即意味着小城镇所依托的产业发展空间与潜力呈现两极分化的特征^[44]。具体而言，在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基于地缘优势与政策优势，小城镇所依托的产业发展注重借助产业集聚所释放的集聚经济来提升自身的竞争实力，从而形成了高度集聚的产业园区。与之相对应，在经济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小城镇发展所依托的产业支撑及其对应的企业布局，杂乱分布，集聚性特征缺失。

城镇体系的健全与城镇化的发展根植于产业支撑与社会分工，因此支撑产业的空间分布情况关乎小城镇空间地域分布的特征。在小城镇建设拉开序幕的历史时期，小城镇建设的产业支撑与社会分工依托于重工业，因而小城镇的空间地域分布与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布局紧密关联。而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布局，则基于国防因素的考虑，呈现“靠山、分散、进洞”的“山、散、洞”的特征，进而使得重工业催生的小城镇在空间地域分布层面也呈现分散的特征。与此同时，基于重工业发展所形成的规模经济而催生出的在区域内处于中心地位、功能单一的中心城市与新兴工业城市，吸引了生产要素的主要流向，集聚了城镇发展的主要要素资源，从而使得小城镇的生存与发展动力不足，进一步固化了小城镇布局分散的状态。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城镇布局随着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而催生出的小城镇的涌现打破了之前中心城市一枝独大的极化困境，也使得小城镇的空间分布相较于前述历史时期更加趋于均衡。与此同时，依托于乡镇企业发展起来的小城镇进一步将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果辐射于农村，进而有力促进了农村城镇化，丰富了小城镇的空间布局。加之，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外向型经济吸引了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大量涌入，一方面，为沿海地区小城镇的发展提供了产业支撑，创造了低成本劳动力供给的保障，同时使得沿海地区的小城镇分布日趋集中；另一方面，由于劳动要素的转移最终取代了产业的转移，中西部地区小城镇的发展由于缺乏产业支撑与消费需求而陷入困境，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小城镇空间布局分散的状态。此外，经济体制的转轨，引导着工业布局注重市场因素的考虑，进而使得能够带来集聚与规模经济效应的城镇成为地方政府重点支持建设的对象，进一步强化了城镇空间地域分布趋于集中的态势。这一特征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尤为明显。基于传统产业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约束问题日益凸显，产业转型升级的迫切要求驱使经济发达地区以更加集约、更加高效的路径调整安排工业布局，以城市化的工业产业园区空间开发模式促使小城镇的空间分布由无序分散状态转向有序集中状态。与之相对应，基于资源优势的欠发达地区，成为传统产业转移的主要目标区域。相较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是区域政策关注的重点，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迫切程度逊于沿海发达地区。因此，小城镇在空间地域分布层面也呈现出与发达地区相区别的特征——小城镇杂乱分散分布，空间集聚性特征缺失。

（2）产业结构下的两极分化特征

前述中提及的区域结构下的小城镇所呈现的衰退与繁荣的两极分化特征，其根源在于产业支撑的衰退与繁荣，即东部沿海地区的小城镇所依托的支撑产业，俨然正在或已经实现了转型升级，且其产业结构更加协调优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为中西部地区的小城镇，依旧在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走资源支撑的传统路径。因此，立足于产业结构的视角，我国小城镇尚具有两极分化的鲜明特征^[45]。

事实上，在前文中，我们以产业支撑与社会分工的视角对小城镇建设历程的分析，就已经囊括了小城镇产业结构的内容，因此就具备了依托于小城镇建设历程的分析来阐述小城镇产业结构的可行性。(www.daowen.com)

在小城镇建设拉开序幕的历史时期，产业结构以重工业为主导，农业与轻工业的发展受到制约，形成了重工业一枝独大的产业结构。以重工业为主导，过度注重工业的原始积累，使得消费的扩大受到抑制，制约城镇体系的健全，也影响到农业与轻工业的健康发展，进而使得该时期的小城镇的产业结构呈现以传统工业为主体，农业与轻工业发展不足的特征。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激活了农业的发展活力，促进了轻工业的发展，刺激了外向型经济的迅猛增长，也使得产业结构得以逐步调整与健全；小城镇的产业结构在延续前期以重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的基础上，拓展了结构组分，增加了轻工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内容。与农业以及轻工业紧密关联的乡镇企业在这一时期得以蓬勃发展，由此带来了小城镇的涌现。与此同时，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外向型经济吸引了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大量涌入，为沿海地区小城镇的发展提供了产业支撑，创造了低成本劳动力供给的保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由于规模与集聚经济的效应，地方政府在政策上倾斜于能够代表增长极的中心城市的发展，由此又催生出一批在区域内处于中心地位，对于区域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发展具有主导作用的中心城市。

但是，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产业结构逐步落后，乡镇企业在参与市场竞争中，其生存与发展逐渐难以为继，依托于乡镇企业的小城镇发展也日趋衰落。因此，以乡镇企业为产业支撑的小城镇开始以现代农业与新型工业的路径谋求转型发展，特别是在沿海地区，这一特征表现得尤为突出。此外，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外向型经济推动的小城镇，则由于资源约束与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而陷入发展的困境。因此，沿海地区的小城镇适时调整产业支撑，着力升级现有产业体系，同时将传统的以劳动力要素为主要动力引擎的产业迁移至中西部地区，以此为高新技术产业的落户提供空间支撑。由此，使得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小城镇在产业结构上的两极分化特征日益凸显。

进入新世纪后，有鉴于竞争实力不足的乡镇企业与低效益、高能耗、多污染的传统工业发展的瓶颈日益凸显，党和国家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以此调整工业生产结构。同时，为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党中央在2004年至2011年期间，连续出台了八个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大力推动农业生产结构的转型升级。但是，限于地区产业基础与资源禀赋等的差异，特别是长期发展所形成的产业积累的不同，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小城镇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速度与难度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沿海地区依托于其良好的经济基础与较为合理的产业结构以及可利用的先进技术，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与农业现代化道路上本身就快人一步；加之基于地缘优势所吸引的集团经济和跨国经济要素，更是强有力地推动了沿海地区的小城镇升级智能产业、新型产业的进程。与之相对应，中西部地区的小城镇的产业结构，则与城市工业结构趋同，形成“第二工业体系”，且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技术门槛较低，此外也与农业关联较弱，具有“后向连锁效应”的产业比重偏低，无法有力地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基于上述背景，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小城镇在产业结构上的两极分化特征由此形成。

（3）城乡结构下的两极分化特征

在前文中，我们指出自2004年至2014年的10年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差距日趋扩大，城乡收入鸿沟的特征突出。事实上，城乡收入鸿沟的现实所深刻反映的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困境。因此，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的小城镇建设在城乡结构层面呈现出割裂与统一的“两极分化”特征。

从理论层面分析，城乡二元结构与城乡收入鸿沟对于小城镇发展的消极影响是极为突出的，具体体现为：其一，城乡二元结构实际上阻滞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顺畅转移，既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融入城镇的发展，不能分享城镇发展的成果，也使得城镇化仅仅局限于城镇用地规模的扩张，而缺失人口的城镇化。其二，城乡收入鸿沟事实上限制了农村市场的扩大，进而使得消化工业化发展所创造的产品供给的重担就落在了城镇市民的肩上，在需求一定的情况下，最终会刺激供给的回落，从而使得工业化的发展特别是转型升级陷入困境。其三，城乡收入鸿沟意味着农业生产的比较收入偏低，进而就会促使部分劳动力转向非农生产领域，在劳动密集型农业不能及时得到转型升级的情况下，农业劳动成本就会上涨，进而农业生产就会以粗放的方式进行，土地利用率下降，造成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最终会增加城镇居民的生活压力。其四，城乡结构的失衡意味着城乡在发展动力支撑、公共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体系等层面的不均衡。因此，城乡结构的均衡就成为制约小城镇质量提升的重要因素，进而使得经济发达地区在小城镇建设上注重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协调城乡发展的对立关系，实现城乡统一发展。

从历史演进层面分析，城乡结构下的小城镇建设所具有的统一与割裂的两极分化表征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与小城镇发展的产业支撑与社会分工存在紧密关联。在小城镇建设拉开序幕的历史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意味着生产要素的配置集中于重工业领域，农业与轻工业的发展则受到了制约。由于重工业发展所形成的规模经济，一批依托于重工业为产业支撑，与区域工业结构紧密关联，在区域处于中心地位，功能单一的中心城市与新兴工业城市得以涌现，中心城市与新兴工业城市所垄断的产业支撑与经济资源，使得小城镇的发育由于缺乏内生动力而受到阻滞。加之，由于过度注重工业的原始积累，消费的扩大受到了抑制，城镇体系的健全也受到了制约。与此同时，由于农业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受到国家宏观战略层面的限制，农业资源大量配置于工业发展，现代生产要素的投入较为稀少，农业生产效率偏低，农业自身发展动力不足，农民收入极为低下，逐步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既无法依赖于政府财政支持，也无法根植于农村自生动力，这就造成小城镇公共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缺乏前期来自农村方面建设的支撑，进而使得小城镇功能体系的完备在物质积淀与时间条件上的压力进一步增大。而严格的户籍制度所阻滞的人口转移，又进一步使得小城镇的建设与发展所需要的低成本劳动力受到限制，不仅阻滞了小城镇的发展壮大，也降低了小城镇发展的质量。

小城镇建设进入着力提升速度的历史时期后，由于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农业的发展活力得以激发，促进了轻工业的发展，刺激了外向型经济的迅猛增长，进而为沿海地区城乡结构的逐步协调奠定了基础。与农业以及轻工业紧密关联的乡镇企业在这一时期的蓬勃发展带来了小城镇的涌现。同时，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外向型经济吸引了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大量涌入，为沿海地区小城镇的发展提供了产业支撑，创造了低成本劳动力供给的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后，由于规模与集聚经济的效应，地方政府在政策上倾斜于能够代表增长极的中心城市的发展，由此又催生出一批在区域内处于中心地位，对于区域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发展具有主导作用的中心城市。

但是，在小城镇建设即将步入注重质量提升的历史时期的前夕，城乡二元结构的协调却迟迟无法得以有力的推进，反倒有扩大的趋势。一方面，农业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发展出现了瓶颈。这主要表现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碎化”经营，阻碍了以产业化经营为核心的社会专业化分工，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无法大规模普及，土地流转也受制于国家政策，农业生产比较收入低下的现状进一步促进了劳动力转向非农领域，土地撂荒问题严重，农业发展动力不足，因而也使得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受阻，发育迟缓。另一方面，外向型经济的蓬勃发展，刺激了国家与地方政府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的传统工业，进而促进了具有地缘优势与资源优势地区的经济增长，也使得上述地区的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之间的鸿沟逐步显现。城乡收入鸿沟限制了农村市场的发展，消化工业化发展所创造的产品供给的重负转移到了城镇市民的肩上；工业生产需求不足，最终刺激供给的回落，从而使得工业化的发展升级陷入困境，进而损害了城镇发展所依托的产业支撑，制约了城镇功能体系的完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意味着农业生产的比较收入偏低，这会促使部分劳动力转向非农生产领域。在劳动密集型农业不能及时得到转型升级的情况下，农业劳动成本就会上涨，农业生产就会以粗放的方式进行。土地利用率下降，造成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城镇居民的生活压力最终增加。与此同时，受户籍制度的限制，非农人口向城镇落户的通道仍旧受到阻滞，加之传统工业的粗放式发展，使得小城镇发展仅实现了空间规模上的意义，而缺失了人口城镇化的内涵。

因此，在进入新世纪后，沿海发达地区充分挖掘地缘优势与政策优势，一方面，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改造竞争力疲弱的乡镇企业，发展高效益、高竞争力、高附加值的新型工业与现代服务业；另一方面，以农村土地流转为途径，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着力推进以产业化经营为主体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进而依托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以新型工业与现代服务业发展成果为主体，以农村自身发展成果为辅助，大力推进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健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增加农民收入；着力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弥合城乡二元结构，进而提升小城镇发展质量。

与之相对应，经济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在以重工业为先导的小城镇建设拉开序幕的历史时期，以重工业为主导、农业与轻工业受到制约所奠定的畸形产业基础积重难返，造成城乡二元结构的裂痕逐步加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激活了农业的发展活力，促进了轻工业的发展，刺激了沿海地区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吸引了中西部地区大量的劳动力涌入，劳动要素的转移在一定时期内最终取代了产业的转移，进而使得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缺乏产业支撑与消费需求陷入困境。换言之，在着力提升小城镇发展速度的时期，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城乡二元结构并未得到明显改观，城乡发展割裂状态依旧，进而造成中西部地区小城镇发展质量低下的问题。小城镇建设进入注重质量提升的历史时期以后，党和国家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发展战略。但是，受限于传统工业基础与产业结构积重难返的困境，产业转型升级与产业结构调整难度较大。同时，传统工业发展的现实性约束日趋增多，传统工业发展后劲不足，进而使得工业发展的成果无法有效支撑以产业化经营为主体的农业现代化发展，从而加剧了城乡发展的鸿沟。另外，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公共服务体系的健全缺乏动力支撑，也使得城乡关系对立依旧，形成了小城镇建设在城乡结构层面所呈现的对立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