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理论分析视角下的结构层面的作用

前文中，我们提到城镇体系的形成以及城镇化的发展依托于产业支撑与社会分工，产业支撑与社会分工实质上就是结构层面的内容。“四化同步”理论的内在逻辑及其历史演进，就在于结构的不断优化协调，从而实现在结构协调条件下系统化的资源最优化配置。因而，将小城镇的建设与发展置于结构体系内部，依托于促进与小城镇紧密关联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以及城乡结构的优化协调，无疑是“四化同步”理论的演进对于小城镇建设在结构层面所体现出来的重大意义。

①区域结构的协调完善小城镇的功能体系

区域结构的协调就是要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实质上就是要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出发，以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统筹融合、同步发展为突破思路，促进区域内部各地区之间的功能定位与规模结构实现均衡协调，进而提升整体发展质量。

具体到小城镇建设层面，就是要依托于“四化同步”的完整体系，将城镇发展所依赖的产业支撑与社会分工在区域范围内予以优化协调，根据区域内各地区小城镇的实际情况，通过“四化”的融合互动与同步发展，发挥小城镇自身的比较优势与地区特色，使得每一个小城镇都是极具特色且功能齐备的个体，进而实现城市群的组成单位所承担的任务角色与职能分工能够与其自身优势相匹配，并基于其自身优势与现实情况，在差别化竞争中，实现整体统筹与均衡协调，达到“1+1＞2”的效果，以此规避城镇化发展中极化问题的产生所导致的小城镇发展动力不足与功能单一的问题。

②产业结构的优化保障小城镇的内生动力

城镇体系的发育与健全依托于产业支撑与社会分工，这是城镇体系发展的内生动力。支撑产业与社会分工的转型升级则是维系这种内生动力持久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其中，支撑产业与社会分工的转型升级，在结构层面的体现，就在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因此，“四化同步”理论所强调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融合互动与同步发展，在推动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同时，也带动了小城镇体系发育健全所依托的支撑产业与社会分工的转型升级，进而保障了小城镇发展的持久的内生动力。这也正是在产业结构层面，“四化同步”理论的演进对于小城镇建设指导作用的理论体现。

③城乡结构的均衡提升小城镇的发展质量

城乡二元结构与城乡收入鸿沟对于小城镇发展的消极影响是极为突出的，具体体现为：其一，城乡二元结构实际上阻滞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顺畅转移，既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融入城镇的发展，不能分享城镇发展的成果，也使得城镇化仅仅局限于城镇用地规模的扩张，而缺失人口的城镇化。其二，城乡收入鸿沟事实上限制了农村市场的扩大，进而使得消化工业化发展所创造的产品供给的重担就落在了城镇市民的肩上，在需求一定的情况下，最终会刺激供给的回落，从而使得工业化的发展，特别是转型升级陷入困境。其三，城乡收入鸿沟意味着农业生产的比较收入偏低，进而就会促使部分劳动力转向非农生产领域，在劳动密集型农业不能及时得到转型升级的情况下，农业劳动成本就会上涨，进而农业生产就会以粗放的方式进行，土地利用率下降，造成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最终会增加城镇居民的生活压力。其四，城乡结构的失衡意味着城乡在发展动力支撑、公共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体系等层面的不均衡。这些层面的不均衡问题是小城镇发展所应极力规避与解决的，因而，也是不符合小城镇建设的要求的。

依据“四化同步”理论在结构层面的内在逻辑分析，城乡结构的统筹与协调，依赖于硬件与软件层面的同步发展。硬件层面依托于城乡公共基础设施与经济支撑等的同步发展；软件层面则需城乡公共服务以及居民收入水平的协调发展。因此，“四化同步”理论及其演进在促进城乡结构优化协调的同时，自然提升了小城镇发展的质量，也就体现出在城乡结构层面，“四化同步”理论及其演进对于小城镇建设的指导作用。

（2）历史演进视角下的结构层面的作用

①区域结构制约城镇功能体系的完善

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一化领衔”发展的历史时期，由于重工业所带来的规模经济，在区域内催生出一批与区域工业结构紧密关联的城镇；与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城镇不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所催生的城镇主要表现为：产业支撑明显；在区域处于中心地位；功能单一的中心城市以及新兴工业城市涌现。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在区域层面，城镇化发展又呈现出新的特征：其一，是乡镇企业发展所带来的乡村城镇化；其二，是外向型经济所引致的沿海地区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其三，则为市场改革所引致的中心城市的大力发展。但是，在后续发展的过程中，其所表现出来的缺陷也日趋明显：其一，以乡镇企业为产业支撑的小城镇，在功能体系上局限于乡镇企业的类型与性质，功能体系单一。其二，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外向型经济，吸引了中西部地区大量劳动力的涌入，劳动要素的转移最终取代了产业的转移；加之，对于内需重视不足，既使得沿海地区务工劳动者无较高收入支撑消费需求从而融入当地城镇发展，也使得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缺乏产业支撑与消费需求，从而陷入困境。其三，地方政府的政策倾斜于中心城市的发展，进一步造成了区域内城镇体系发展的不平衡，严重阻滞了小城镇的发展壮大，也进一步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扩大了城乡发展差距。(www.daowen.com)

进入新世纪以后，为了应对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所引致的城镇化发展不均衡问题，党和国家相继部署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并支持和鼓励东部发达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以此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在区域经济逐步协调的大背景下，城镇化的布局也随着区域发展的逐步均衡而随之趋向协调，小城镇的功能体系也因此得以进一步完善。

与此同时，为了维持以乡镇企业所创造的产业支撑为依托的小城镇的发展，协调小城镇与中心城市之间的关系，促进小城镇与中心城市的融合互动，完善小城镇的功能体系，分散中心城市的巨大压力，党和国家提出以城市群作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强调城市群的组成单位所承担的任务角色与职能分工能够与其自身优势相匹配，并基于其自身优势与现实情况，在差别化竞争中，实现整体统筹与均衡协调，达到“1+1＞2”的效果，进而从区域结构层面，促进小城镇功能体系的健全以及同中心城市功能的协调与互补。

②产业结构影响城镇内生动力的发挥

以重工业为先导的工业化“一化领衔”发展时期，产业结构以重工业为主导，农业与轻工业的发展受到制约，形成了重工业一枝独大的产业结构。在这种产业结构的背景下，重工业发展所形成的规模经济，在区域内催生出一批以重工业为产业支撑，与区域工业结构紧密关联，在区域处于中心地位，功能单一的中心城市与新兴工业城市；小城镇的发育则因为缺乏与之对应的轻工业的支撑，缺失发展的动力而陷入困境。同时，过度注重工业的原始积累，使得消费的扩大受到抑制，制约了城镇体系的健全，也影响到了农业与轻工业的健康发展，进一步导致以重工业为产业支撑的城镇发展出现功能困境与后劲不足的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战略的部署与落实，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激活了农业的发展活力，促进了轻工业的发展，刺激了外向型经济的迅猛增长，也使得产业结构得以逐步调整与健全。与农业和轻工业紧密关联的乡镇企业在这一时期得以蓬勃发展，由此带来了小城镇的涌现；同时，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外向型经济吸引了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大量涌入，为沿海地区小城镇的发展提供了产业支撑，创造了低成本劳动力供给的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后，由于规模与集聚经济的效应，地方政府在政策上倾斜于能够代表增长极的中心城市的发展，由此又催生出一批在区域内处于中心地位，对于区域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发展具有主导作用的中心城市。

但是，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产业结构逐步落后，小城镇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也逐步显现。乡镇企业在参与市场竞争中，其生存与发展逐渐难以为继，依托于乡镇企业的小城镇发展也日趋衰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外向型经济，在吸引了中西部地区大量的劳动力涌入后，使得劳动要素的转移最终取代了产业的转移；同时，对内需重视不足，使得沿海地区务工劳动者无较高收入支撑消费需求从而无法融入当地城镇发展，也使得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因发展缺乏产业支撑与消费需求陷入困境。地方政府的政策倾斜于中心城市的发展，又进一步造成了区域内城镇体系发展的不平衡，严重阻滞了小城镇的发展壮大。

进入新世纪后，有鉴于竞争实力不足的乡镇企业与低效益、高能耗、多污染的传统工业发展的瓶颈问题日益凸显，党和国家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以此提升工业生产结构。同时，为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党中央在2004年至2011年期间，连续出台了八个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大力推动农业生产结构的转型升级，并逐步提出“三化同步”与“四化同步”战略，促进农业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助力实现农业生产由重劳动要素转向轻劳动要素，打造高效农业与智能农业。在此背景下，小城镇发展所依赖的支撑产业得以进一步优化升级，小城镇发展的内生动力也因此得以进一步夯实。

③城乡结构阻碍城镇发展质量的提升

在工业化“一化领衔”发展的历史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意味着生产要素的配置集中于重工业领域，农业与轻工业的发展则受到了制约。由于重工业发展所形成的规模经济，一批以重工业为产业支撑，与区域工业结构紧密关联，在区域中处于中心地位，功能单一的中心城市与新兴工业城市得以涌现，中心城市与新兴工业城市所垄断的产业支撑与经济资源，使得小城镇的发育由于缺乏内生动力而受到阻滞。加之，过度注重工业的原始积累，消费的扩大受到了抑制，城镇体系的健全也受到了制约。与此同时，由于农业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受到国家宏观战略层面的限制，农业资源大量配置于工业发展，现代生产要素的投入较为稀少，农业生产效率偏低，农业自身发展动力不足，农民收入极为低下，逐步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既无法依赖于政府财政支持，也无法根植于农村自生动力，造成小城镇公共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缺乏前端来自农村方面建设的支撑，进而使得小城镇功能体系的完备在物质积淀与时间条件上的压力进一步增大。加之，严格的户籍制度阻滞人口转移，进一步使得小城镇的建设与发展所需要的低成本劳动力受到限制，不仅阻滞了小城镇的发展壮大，也降低了小城镇发展的质量。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战略的部署与落实，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激活了农业的发展活力，促进了轻工业的发展，刺激了外向型经济的迅猛增长，进而为城乡结构的逐步协调奠定了基础。

但是，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城乡二元结构的协调却迟迟无法得以有力的推进，反倒有扩大的趋势。一方面，农业在家庭联产承保责任制下的发展出现了瓶颈。主要在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碎化经营，阻碍了以产业化经营为核心的社会专业化分工，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无法大规模普及，土地流转也受制于国家政策，农业生产比较收入低下的现状进一步促进了劳动力转向非农领域，土地撂荒问题严重，农业发展动力不足，因而也使得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受阻，发育迟缓。另一方面，外向型经济的蓬勃发展，刺激了国家与地方政府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的传统工业，进而促进了具有地缘优势与资源优势地区的经济增长，也使得上述地区的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之间的鸿沟逐步显现。城乡收入鸿沟限制了农村市场的发展，消化工业化发展所创造的产品供给的重负转移到了城镇市民的肩上；工业生产需求不足，最终刺激供给的回落，从而使得工业化的发展升级陷入困境，进而损害了城镇发展所依托的产业支撑，制约了城镇功能体系的完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意味着农业生产的比较收入偏低，促使部分劳动力转向非农生产领域，在劳动密集型农业不能及时得到转型升级的情况下，农业劳动成本就会上涨，进而农业生产以粗放的方式进行，土地利用率下降，造成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城镇居民的生活压力最终增加。与此同时，户籍制度的限制，非农人口向城镇落户的通道仍旧受到阻滞，加之传统工业的粗放式发展，城镇规模在空间上大肆扩张，小城镇发展仅实现了空间规模上的意义，而缺失了人口城镇化的内涵。

进入新世纪后，为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党和国家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同时，为促进“三农”的发展，党中央在2004年至2011年期间，连续出台了八个“一号文件”，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得以大力推进，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也日趋健全，农民收入逐步增加。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得以初步构建，城乡结构趋于协调，小城镇质量也因此得以逐步提升。

党的十八大部署的“四化同步”战略则为推进城乡结构的协调，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更加强劲的动力。在小城镇发展所依托的产业支撑层面，信息技术工业生产经营的渗透融合，催生出以智能、柔性和服务型制造为特征的新型生产方式，推动传统工业向智能工业阶段发展；在农村发展所依托的农业支撑层面，以现代科技为表征的信息化与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和价值链的融合，促进了农业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助力实现农业生产由重劳动要素转向轻劳动要素，进而有效打造高效农业与智能农业；同时，农业专业化生产经营模式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快速发展，农民收入也稳步增长；特别是，国家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从而为逐渐打破二元户籍制度奠定了基础。在此背景下，小城镇发展得以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