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提高企业动力的有效指引

提高企业动力的有效指引

时间:2023-05-2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理论分析视角下的动力层面的作用以小城镇发展的动力视角来分析“四化同步”对于小城镇建设的指导作用,就是要基于“四化同步”的内在逻辑及其运作机理,以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源为分析的突破口,来论述“四化同步”在小城镇建设动力层面的推动作用。因此,城镇发展的动力源即在于产业支撑与社会分工,这也正是从动力层面分析“四化同步”指导于小城镇建设作用的基点。

提高企业动力的有效指引

(1)理论分析视角下的动力层面的作用

小城镇发展的动力视角来分析“四化同步”对于小城镇建设的指导作用,就是要基于“四化同步”的内在逻辑及其运作机理,以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源为分析的突破口,来论述“四化同步”在小城镇建设动力层面的推动作用。

城镇体系的形成以及城镇化的发展主要依托于如下两大要素:其一,就是产业支撑,产业支撑是维持城镇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壮大的必备要素;其二,就是社会分工,社会分工从小农经济生产中分离出非农需求的工商业生产活动,从而引致人口从农业生产中分离,进而向工商业集聚的区域空间集中,形成城镇体系。

因此,城镇发展的动力源即在于产业支撑与社会分工,这也正是从动力层面分析“四化同步”指导于小城镇建设作用的基点。事实上,产业支撑与社会分工所引致的专业化生产的发展又依托于全社会供给与需求的良性互动与协调均衡,进而使得城镇发展的动力源与“四化同步”供需层面的内在逻辑一脉相通,实现理论上的衔接。

将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以及信息化置于全社会生产循环体系中考量,扮演供给主体的为新型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承担需求主体的则为新型城镇化,供给与需求主体之间的有效工具即为信息化[28]。基于供需层面强调“四化同步”发展的内在逻辑在于,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必须维持均衡与协调,不可顾此失彼。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规模与速度超前于城镇化,意味着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所创造的产品供给以及释放的剩余劳动力无法为城镇化蕴含的市场需求所消化吸收,进而会伤及城镇化发展所依托的产业支撑,制约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规模与速度滞后于城镇化,同样意味着社会供需层面的失衡。以城镇化为主要依托的社会需求与以工业化以及农业现代化所代表的社会供给不相匹配,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所创造的产品供给以及所释放的低成本劳动力无法满足城镇化发展的需求,就会制约城镇发展规模的扩大与城镇功能体系的健全,进而使得城镇化所依托的产业支撑的壮大与升级受到阻滞,也使得以专业化生产为核心的社会分工动力不足,从而限制城镇体系的健康发育。

因此,从“四化同步”理论的演进指导于小城镇建设的动力层面分析,就是要强调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要与城镇化发展相匹配。城镇化发展所依托的产业支撑与社会分工能够与工业化以及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相衔接,进而能够从全社会供给与需求的层面实现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同城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协调均衡。

(2)历史演进视角下的动力层面的作用

①“一化领衔”阻滞小城镇动力

在工业化“一化领衔”发展的历史阶段,将重工业置于优先发展的地位,引导生产要素的配置集中于重工业的发展,逐步完成工业的原始积累;同时,依靠政府政策的强制力,变革农村土地归属于农民家庭私有的产权现状,建立起农业集体经营的人民公社体制,进而支持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的实现。由于重工业发展所形成的规模经济,在区域内催生出一批以重工业为产业支撑,与区域工业结构紧密关联,在区域中处于中心地位,功能单一的中心城市与新兴工业城市。同时,过度注重工业的原始积累,抑制了消费的扩大,进而制约城镇体系的健全,也影响到农业与轻工业的健康发展,进一步导致以重工业为产业支撑的城镇发展出现功能困境与后劲不足的局面。实际上,在这一历史时期,从全社会供需层面分析,以重工业为主导、农业全力支持的工业化“一化领衔”发展,已经打破了供需的均衡。重工业发展所带来的规模经济,形成了功能单一的中心城市的产业支撑;同时,在制度安排上,强调农业生产服务于重工业发展,既使得小城镇赖以存在与发展所需的产业支撑缺失,又阻滞了以专业化生产为核心的社会分工的发展,因而小城镇发展最终因为产业支撑与社会分工的缺失而失去动力。

②“两化互动”激活小城镇动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部署改革开放战略后,以重工业为先导的工业化政策有所调整,与小城镇发展紧密关联的轻工业迎来了历史发展机遇;同时,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业的发展也逐步摆脱了全力支持工业发展的地位,且农业生产分工水平具有明显提高;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以及外向型经济发展所引致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扩张,更是为小城镇发展所需的产业支撑提供了保障。从全社会供需层面分析,以工业化同农业现代化为代表的社会供给与以小城镇发展为依托的社会需求实现了一定时期的协调均衡,小城镇发展的动力得以激发。

如上述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部署改革开放战略后,废弃了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农村集体经营土地制度,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制度的变迁,激活了农业生产的活力,也调动了农民积极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家庭承包经营,刺激了生产单位对于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与使用,使得农业生产的间接分工水平提高;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消除了大锅饭制度带来的搭便车现象,农业生产权责一致,交易成本水平降低,农村土地利用的规模经济得以形成并逐步扩大。与此同时,社队企业也进一步发展壮大;基于地缘优势与政策扶持,外向型经济在沿海地区得以迅猛发展。

基于乡镇企业的农村工业化的推进与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城镇化的发展呈现出三股潮流(乡镇企业发展所带来的乡村城镇化;外向型经济所引致的沿海地区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市场改革所引致的中心城市的大力发展),其推动了小城镇的繁荣发展。(www.daowen.com)

但是,在新世纪前夕,小城镇发展所依托的产业支撑与社会分工因为诸多现实因素却难以为继,以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为依托的社会供给同以城镇化为代表的社会需求之间的均衡再度被打破。

(3)“三化融合”重塑小城镇动力

在前期小城镇发展所依托的支撑产业陷入发展瓶颈,以专业化生产为核心的社会分工亟需发展升级,以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为依托的社会供给与以小城镇为代表的社会需求之间的均衡协调有待恢复的历史背景下,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五中全会、十七大以及十七届三中全会与十七届五中全会等将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协调互动作为政策的基点,以体系化的政策扶持,重塑小城镇发展的产业支撑,促进社会分工的转型升级,进而恢复社会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均衡,维系小城镇的发展。同时,提出为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在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方面,自2004年至2011年,党中央连续出台了八个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因此,在党中央惠农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农业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统筹区域发展层面,为了应对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所引致的城镇化发展不均衡问题,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均对此作出战略部署,相继提出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复兴等战略,以此有效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顺利实现[29]。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则是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在宏观政策的大背景下,城镇化的布局也随着区域发展的逐步均衡而趋向协调。

与此同时,为了维持以乡镇企业所创造的产业支撑为依托的小城镇的发展,党和国家提出以城市群作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进而发挥城市群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小城镇的可持续发展。发展城市群的核心要义之一就是要推进城市群内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科学分工与协作,形成差别化竞争,实现共同发展,进而形成整体合力,起到辐射作用大的带动效果。强调推进城市群内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科学分工与协作,形成差别化竞争,意味着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发展要统筹融合,形成同步协调的完整个体,增强发展后劲与竞争能力。这一发展思路在2008年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之后,愈发清晰。

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加快建立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2010年,十七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强调“三化同步”,既是出于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目的,也是为了重塑小城镇发展的产业支撑,促进以专业化生产为核心的社会分工的全面转型升级,进而为小城镇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4)“四化同步”强化小城镇动力

小城镇发展动力的持久保证在于支撑产业的发展质量与社会分工的层次水平。因此,强化小城镇的发展动力,必须依托于支撑产业发展质量与社会分工层次水平的提升,进而也就意味着以质量提升为目标的“四化同步”战略是强化小城镇发展动力的有效保障。

“四化同步”战略充分强调“四化”的统筹融合,要求信息化要素与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融合互动,依托于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促进新型工业化的发展;以现代科技为表征的信息化和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与价值链的融合,促进农业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而以新型工业化创造的转型升级的产业为支撑的城镇化发展,在区域空间与产业布局层面得以进一步优化,中心城市与卫星城镇实现共同繁荣,同时,借助于信息化与城镇化的互动融合,推进城镇化向智慧城市与数字城市转变,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

因而,工业信息化融合下的新型工业化与农业信息化支持下的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所带来的产业发展质量的提升以及社会分工的改进,既夯实了城镇发展的动力,也从社会供需层面实现了均衡,从而强化了小城镇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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