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中，已经述及“四化同步”理论的形成在于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规律的深刻把握，植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因而，分析“四化同步”理论演进的历史进程，则必须立足于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予以认真研究。“四化同步”理论的演进不仅在于组分层面的演进，还包括结构层面的演进；而结构层面的演进，通俗理解即为“同步”的演进。

因此，立足于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历程的研究，以“同步”的演进为着眼点，研究结构层面下的“四化同步”的历史演进将是本节的重点。

（1）以重工业发展为主导的“一化领衔”

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呈现一枝独秀的局面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直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部署改革开放战略后，农业以及城镇化的逐步发展才弱化了工业化领衔发展的“一化领衔”的特征。

1953年，我国提出了以“一化三改造”为核心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总路线的主体即为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基于特殊的国情，社会主义工业化在战略上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而非以轻工业重演工业化历程。以重工业为主导，以工业化为主体的发展定位，有值得肯定之处，但也无法忽略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农业与城镇发展的偏差。

诚然，立足于国情与现实所需，以重工业为主导，以工业化为主体，初步构建社会主义的工业体系，进而为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奠定基础，是形势所需，也是现实所迫。但是，建立在政府制度强制性安排下的“四化”发展政策体系，便也意味着“四化”之间的互动具有了畸形的特征。

“一化领衔”发展的战略支撑在于将重工业置于优先发展的地位，引导生产要素的配置集中于重工业的发展，逐步完成工业的原始积累；同时，依靠政府政策的强制力，变革农村土地归属于农民家庭私有的产权现状，建立起农业集体经营的人民公社体制，进而支持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的实现。问题在于，重工业发展所形成的规模经济，在区域内催生出一批以重工业为产业支撑，与区域工业结构紧密关联，在区域处于中心地位，功能单一的中心城市与新兴工业城市。同时，过度注重工业的原始积累，必然对消费的扩大产生抑制作用，制约城镇体系的健全，也影响到了农业与轻工业的健康发展，进一步导致以重工业为产业支撑的城镇发展出现功能困境与后劲不足的局面。

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的工业化战略，也决定了资源与要素配置主要流向工业，而忽视了农业的发展。一方面，农业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受到国家宏观战略层面的限制，农业资源大量配置于工业发展，农业自身发展动力不足，逐步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另一方面，国家在战略部署上，对农业的投入力度远不及工业，现代生产要素投入极为稀少，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同时，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发展模式，对于轻工业的发展重视不足，也由此制约了与之紧密相关的农业的健康发展。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农业支持工业的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不仅造成工业生产的低效率，更导致之后一段时间内农业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农村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的二元分割现状。

（2）以外向型经济为引领的“两化互动”

“四化同步”演进的第二阶段，即为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至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前。十一届三中全会所部署的改革开放战略激活了农业的发展活力，也刺激了外向型经济的迅猛增长。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十三大以及十四大逐步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战略，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以及城镇化发展迎来重大机遇，这一时期现代化发展的主要特征在于以外向型经济为引领的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因此，我们依据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建设的重大历史进程来分析该时期“两化”的互动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核心战略即为改革与开放，农村土地制度由此废弃了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农村集体经营土地制度，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制度的变迁，激活了农业生产的活力，也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家庭承包经营的实行，刺激了生产单位对于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与使用，使得农业生产的间接分工水平提高；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也消除了大锅饭制度带来的搭便车现象，农业生产权责一致，交易成本水平降低，农村土地利用的规模经济得以形成并逐步扩大。

1976年，在“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的历史时期，社队企业在全国众多的农村地区涌现；1978年，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刺激了社队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1981年，党中央提出加快农业发展的政策，并将工业发展中心转移到消费品工业发展上，有计划地放慢了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加大了对轻工业的投资；1984年，社队企业改名为乡镇企业，以乡镇企业为依托的农村工业化拉开序幕。工业发展结构的调整，纠正了农业支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偏差，农业与以乡镇企业为主力的轻工业之间的互动进一步加强。农业的巨大发展支撑轻工业的原材料供给，也创造了轻工业发展所需的非农劳动力；以乡镇企业为载体的轻工业的发展，创造了农民收入增加的新途径，也刺激了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促进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与农村乡镇企业发展壮大相对应的则是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蓬勃发展。基于地缘优势与政策扶持，外向型经济在沿海地区得以迅猛发展，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得以蓬勃发展，由此吸引了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大量涌入，既为维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所需的动力支持提供了支撑，也为沿海地区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了产业支持与低成本劳动力的供给保障。

基于乡镇企业的农村工业化的推进与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这一时期的城镇化也呈现出相较于前一时期更加独特的发展面貌，其一是乡镇企业发展所带来的乡村城镇化；其二是外向型经济所引致的沿海地区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其三则为市场改革所引致的中心城市的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提高了非农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在奠定小城镇发展的产业支撑的同时，也创造了小城镇发展所需的产品供给，推动了小城镇的繁荣发展，从而使得小城镇发展成为该时期城镇化发展所独有的特征之一。外向型经济依托于沿海地区的地缘优势与政策扶持得以迅速发展壮大，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势头极为迅猛，由此也吸引了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大量涌入，为沿海地区城镇化的发展既提供了产业支撑，也为低成本劳动力的供给提供了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后，基于中心城市所具有的规模经济与集聚效应，地方政府在追求中心城市的规模经济与集聚效应的过程中，有目的、有意识地在构建制度供给与政策设计层面，向能够促进中心城市发展的方向倾斜，由此又催生出一批在区域内处于中心地位，对于区域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发展具有主导作用的中心城市^[20]。

但是，外向型经济引领下的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两化互动”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的瓶颈也逐步显现，工业化发展的缺陷最终将城镇化的发展拖入了困境。乡镇企业在经历了先期的辉煌发展之后，在参与市场竞争中，其生存与发展逐渐难以为继，依托于乡镇企业的小城镇发展也日趋衰落。小城镇发展动力不足，发展速度放缓，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减弱，同时其就地消化与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也逐步退化，从而形成极为典型的钟摆式的季节性农村劳动力转移潮流^[21]。与此同时，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外向型经济，吸引了中西部地区大量的劳动力涌入，劳动要素的转移最终取代了产业的转移。加之，以出口导向为主要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对于内需重视不足，既使得沿海地区务工劳动者无较高收入支撑消费需求从而融入当地城镇发展，也使得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缺乏产业支撑与消费需求陷入困境。地方政府的政策倾斜于中心城市的发展，则进一步造成了区域内城镇体系发展的不平衡，严重阻滞了小城镇的发展壮大，也进一步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扩大了城乡发展差距。(www.daowen.com)

（3）以统筹城乡发展为重点的“三化融合”

在城乡二元结构不断强化、城乡发展差距日趋扩大的背景下，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成为自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后至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工作的重点，所依赖的主要战略则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对于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分析，我们在前文已有详尽的描述，因此，在此处，仅从政策支撑层面的演进来加以论证。

有鉴于竞争实力不足的乡镇企业与低效益、高能耗、多污染的传统工业发展的瓶颈日益凸显，党的十六大将工业化路径的新导向转变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同时，为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提出“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自2004年，为解决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增长缓慢的问题而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至2011年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党中央在新世纪连续出台了八个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也因此，在党中央惠农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农业现代化建设在新世纪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与此同时，为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进而促进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的融合互动，200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依托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效消化和吸纳转向非农产业就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有效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并由此有效发展农村经济。200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进一步从农村与城镇互动之间的关系指出“把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稳步推进城镇化结合起来，加快建立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形成城乡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22]。

不同于上一历史时期，以乡镇企业发展所推动的小城镇的繁荣为主要特点的城镇化，这一时期城市群逐步成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2005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提出了“城市群”的提法。同期，十六届五中全会二次会议，再次强调要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2006年，“十一五”规划则将城市群的发展上升为了国家战略。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城市群”的概念。城市群的核心要义之一就是要实现城市群的组成单位所承担的任务角色和职能分工能够与其自身优势相匹配，并基于其自身优势与现实情况，在差别化竞争中，实现整体统筹与均衡协调，实现“1+1＞2”的效果。因而，城市群所突出的核心要义实质上也即要求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之间能够协调均衡、互动发展^[23]。城市依托于工业所创造的产业支撑，以及农业现代化发展所提供的产品供给与低成本劳动力的保障，强调推进城市群内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科学分工与协作，形成差别化竞争，意味着城镇发展所依托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发展统筹融合，形成同步协调的整体，同时赋予其鲜明的发展特色，增强发展后劲与竞争能力。这一发展思路在2008年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之后，愈发清晰。

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加快建立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24]。2010年，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更加强调“三化同步”发展战略^[25]。

诚然，城镇化的推进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调整经济结构、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方面。城镇化的发展创造巨大的投资需求，在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同时，也改善了人口布局，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支撑，也为消化工业化发展所创造的产品供给提供了市场需求保障，因而也是保持经济平稳发展的持久动力。建立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目的在于助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而有效增加农民收入，挖掘对于工业产品潜在的市场需求，支撑工业化的长久发展。

由此，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下，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即“三化同步”逐步形成。

（4）以提升发展质量为核心的“四化同步”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取得巨大成就，在“三化融合”战略的部署下，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在规模上成绩斐然。与此同时，以现代科技为表征的信息化发展也取得重大突破，进而为信息化与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的融合奠定了物质基础。

实际上，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经济社会发展在规模总量上成就突出，但是在质量上却参差不齐，对于这一点，我们在前文的背景中已有详尽的研究。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四化同步”战略，进而从国家战略高度确立了“提升发展质量”的目标^[26]。诚如是，“四化同步”理论的辩证逻辑也证实了这一点，“四化同步”战略充分强调“四化”的统筹融合，要求信息化要素与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融合互动，依托于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进而促进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并将信息技术运用于工业生产，打造基于“互联网+”的“工业2025”，着力发展具有智能制造特征的高端制造业；以现代科技为表征的信息化与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与价值链的融合，促进了农业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助力实现农业生产由重劳动要素转向轻劳动要素，打造高效农业与智能农业；而以新型工业化创造的转型升级的产业为支撑的城镇化发展，在区域空间与产业布局层面得以进一步优化，中心城市与卫星城镇实现共同繁荣，同时，借助于信息化与城镇化的互动融合，推进城镇化向智慧城市与数字城市转变，进而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27]。

因此，在以“四化同步”发展战略为指导的新时期，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以及农业现代化建设方面更加突出“质量提升”的发展目标，这是新时期现代化建设最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