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逻辑是影响理论形成的首要因素,这一规律实质上也是产业发展阶段理论与产业结构演变理论的核心要义。要理解“四化同步”理论形成的背景,首先,应当从理论形成的本质规律予以分析,其次,“四化同步”理论必然是在继承和总结已有相关理论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情况下所形成的;最后,“四化同步”的理论形成,必然是依据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特别是针对现存问题的解决,所作出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必然选择。因此,可以从下文几个角度予以分析: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一般规律的深刻把握
对于“四化同步”理论形成背景的分析,无疑要从“四化同步”理论形成的历史进程来进行:20世纪50年代初以工业化建设为重点的“一化三改造”,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旨在解决农村土地问题、促进农业发展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党的十六大提及的旨在推进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解决的“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党的十七大在信息技术影响日趋重要的形势下提出的信息化与工业化“两化融合”;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为扩大内需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的“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三化同步”;党的十八大为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提升城镇化质量,优化产业结构所提出的“四化同步”,皆为党和国家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不同时期生产力的要求,旨在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城乡关系的协调、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生产力的发展而在生产关系层面所做出的战略调整;是党和国家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逻辑的深刻把握,突出体现了“四化同步”理论所具有的历史性与阶段性的特征。事实上,这一历史进程正是前述产业发展理论在纵向层面的历史演进的具体反映,因而实现了与产业发展理论的一脉相承。
(二)“三化”背景下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要求
诚如前文所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逻辑,从本质上制约理论的形成。“四化同步”理论的产生必然是在“三化”背景下,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特别是解决现存问题的需要。因此,我们有必要分析“三化”背景下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来加深对于“四化同步”理论形成背景的理解。
(1)区域协调层面:区域发展差异日趋扩大
自20世纪50年代伊始,我国现代化建设已俨然经历了60余年的历程,成就斐然,为世人所瞩目;基于区域地缘因素以及国家政策因素,区际发展差异日益凸显,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性问题不断增强,俨然已成为“三化”背景下亟待解决的重大战略性问题,也催生出对于“四化同步”发展的迫切需求。
依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有关数据,分别选取“国民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进行分析,其结果如图2-1所示。从图2-1中我们可以看出,东、中、西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差距日趋明显,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日趋扩大;2004年,东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高于中部地区59 999.46亿元,高于西部地区70 543.21亿元;2013年,这一差距已分别扩大到194 666.52亿元、223 333.76亿元;相较于2004年,差距分别扩大了224.4%以及216.6%。
图2-1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
在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方面,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也呈现日趋扩大的趋势(如图2-2所示)。2004年,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分别为4 564.8元、2 770.2元以及2 135.8元,东部地区分别高于中、西部地区1 794.6元、2 429元;2013年,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3 174.4元、8 625.3元以及6 816.8元;东部地区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分别扩大了153.5%与161.7%。
图2-2 区域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比较
相较于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而言,东、中、西部地区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扩大的幅度方面有所缩减,但整体趋势依旧呈现扩大的特征;同时,中、西部地区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增长步伐趋于一致,两区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不甚明显(如图2-3所示)。2004年,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 522.9元,同期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7 828.8元与7 996.1元;2013年,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1 828.4元、22 254.1元以及21 945.1元。10年间,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的差距分别扩大了159.2%与180.2%。
图2-3 区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较
(2)产业协调层面:产业发展同步不足凸显
诚如前文所述,“四化同步”的核心及其本质在于立足于国家战略部署的高度,从内在逻辑上强调各个层面融合协调、整体发展,依托于土地、资本、劳动以及信息技术生产要素的统筹协调,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城乡一体化发展,进而“求解最优解的社会生产函数”。因此,产业协调层面的现实就成为“四化同步”理论形成的深刻背景。
基于本研究的重点,对于“新四化”水平测度的研究在此不做太多阐述,仅参考已有研究成果,予以论证“新四化”发展水平。为此,本书对于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的选取延续使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10];同时,采用“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来衡量工业化水平[11];以“农业部门产值比重与农业部门就业人口比重之比”来评价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12];并参考已有关于我国“四化”发展水平研究文献,来分析我国产业协调的发展现实,分析结果可从图2-4得知。
如图2-4所示,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现实凸显。2004年,城镇化水平为41.7%、工业化水平为53.1%,城镇化水平低于工业化水平11.4个百分点,这一差距在之后的7年发展中逐步扩大,于2011年,差距达到峰值,为14个百分点;2012年,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之间的差距有所收敛,工业化水平仍高于城镇化水平13.8个百分点。
图2-4 我国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比较
同时,农业现代化水平则长期以来低于工业化水平,且这一发展差距有随着时间推移扩大的趋势(如图2-5所示)。2004年,工业化水平为53.1%,农业现代化水平为24.19%,工业化水平高于农业现代化水平28.91个百分点;2013年,这一差距扩大到36.4个百分点。农业现代化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发展。
图2-5 我国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水平比较
同期,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也低于城镇化发展水平,农业现代化发展滞后于城镇化发展,且这一差距也在随着时间推移呈现逐步扩张的趋势(如图2-6所示)。(www.daowen.com)
(3)城乡协调层面:城乡发展失衡问题依旧
“四化同步”战略的提出,核心指向就是结构问题,城乡结构则是其重要的目标指向,也是“四化同步”理论形成的重要现实背景。如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制约下的城乡发展失衡问题日益凸显,城乡发展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
图2-6 我国城镇化水平与农业现代化水平比较
为此选取城乡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指标,从城乡收入差距的“总量”以及“增速”角度来分析城乡家庭收入差距的问题;同时,选取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指标来分析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情况,进而反映城乡居民家庭生活水平情况。
2004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 936.4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 421.6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6 485.2元。2013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8 895.9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则为26 955.1元;相较于2004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了202.9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86.1%;2013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18 059.2元,相较于2004年,10年间,这一差距扩大了178.47%(如图2-7所示)。
图2-7 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收入情况
与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相比,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的差距则随着时间推移,呈现逐步收敛的趋势(如图2-8所示)。2004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7.7%,同期,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7.2%,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低于农村9.5个百分点。2013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5%,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7.7%,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低于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2.7个百分点。2004年至2013年的10年间,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47.2%降低至37.7%,降低了20.13%;同期,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降低了7.16%。10年间,城乡居民生活水平都有所提高,但二者之间仍旧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一点从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变动情况可以看出,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仍旧高于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图2-8 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情况
无论是区域发展差异日趋拉大,还是产业发展不同步凸显,抑或是城乡结构失衡依旧,此类现实问题在催生“四化同步”发展的紧迫性与必要性的同时,也深刻印证了区域发展理论与产业发展理论以及可持续性发展理论在引致“四化同步”理论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因而,上述理论是与“四化同步”理论高度契合、紧密关联的,在“四化同步”理论形成的过程中承担着基础与铺垫的作用。
(三)“四化”协调下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
在前文中我们提及,理论的形成要受到三个因素的制约,其一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规律,也可以解释为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这是根本性因素;其二就是现实所需迫使或者催生出对既有理论创新的需求,这是现实因素;其三就是已有观点存在,但尚未形成体系化理论,且新的观点对于解决现实问题具有重大意义,这是理论因素。在对“四化同步”理论形成的根本原因以及现实原因进行分析后,我们从理论层面的重大意义来论证“四化同步”理论形成的背景。
理解现代化建设对于“四化同步”理论的诉求,需要进一步依托于两个工具:其一,就是历史的工具,即要分析“四化同步”的演进及其各个阶段发展的问题,进而理解这种必然选择与理论诉求;其二,就是理论的工具,即要分析这一理论思想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进而理解在理论诉求的条件下,“四化同步”形成的背景。
限于作为历史工具的四化同步的演进在后文会予以深刻论述,因此,此处仅着重对理论工具进行论述。对于理论工具的分析,我们从以下几个角度展开:其一,就是基于“四化”交互效应影响下的“四化”作用分析,进而论证其重要性;其二,就是基于“四化”交互效应背景下的“同步”作用分析,进而论证其重要性。
首先,论述交互效应影响下的“四化”作用。
工业化,依托于高效率的社会化生产,提供就业的同时,创造供给以及福利;其供给不仅体现于生活品也体现于生产品,不仅作用于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也作用于农业生产装备的普及以及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同时还作用于为城镇化发展提供产业支撑,为信息化发展夯实基础。
城镇化,依托于社会转型发展的载体,在为工业化发展带来供给催生需求的同时,集聚生产要素,衍生产业发展的集聚经济;搭建城乡互动平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推进土地流转,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整合信息资源,提供信息化发展所依存的载体,引领信息化发展。
农业现代化,依托于农业基础性地位,借助于农业生产要素的高效利用,增加农民收入,强化对于社会供给需求的同时,供给工业发展的基础资源,保障工业化的持续发展。释放部分劳动力要素,促进农村人口转移,作用于城镇化发展较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助力产业结构转型,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信息化,依托于现代科技的先进作用,借助于信息技术的强势融合特点,在搭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平台的同时,助力智慧城市建设,满足城市功能需求,提升城镇发展质量;作用于工业升级转型的技术支撑,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弊病,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
其次,论述交互效应影响下的“同步”作用。
“同步”发展的必要性,在于“四化”的整体性。因此,理解“同步”的必要性,就应首先分析“四化”的整体性。“四化”的整体性在于“四化”各个层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诚如对“四化”各个层面作用的分析,每一层面相互紧扣、密不可分。强调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整体推进,在于规避现实与理论层面问题的产生。诚如是,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在供需层面,工业受限于市场疲弱,发展动力不足,延缓了工业化进程;工业化滞后于城镇化,在产业支撑层面制约城镇发展,形成过度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城镇化,农村部分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领域就业的通道阻塞,在阻滞农业产业化经营进程的同时,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民收入增加困难,扩大消费需求迟滞,进而波及工业化;也降低了对于工业技术装备的升级与产业结构优化的需求,制约信息化发展。
以理论工具所分析的“四化”与“同步”的作用,实质上也是高度契合可持续性发展理论与产业发展理论,是二者理论精华的高度凝缩。因此,“四化同步”理论的形成无疑既是现代化建设必由之路的重要意义所使然,也是充分符合可持续性发展理论与产业发展理论的重要理论集成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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