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四化同步”理论研究

十八大以后“四化同步”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引起了国内学术界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广泛关注。学术界对于“四化同步”理论展开了多侧面、多角度的研究，针对“四化同步”产生的背景、内涵、逻辑关系，“同步”的理解、实施路径等方面的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的成果。本章对目前国内“四化同步”理论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整理与总结。

①“四化同步”理论产生的背景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许多学者认为经过前一个阶段的积累，农业支撑工业的时代基本结束，中国已经步入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中期阶段（安同良等，2007；钱方明，2009；王建军等，2009）。随着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代工业化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信息化的支撑。俞立平（2009）等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对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进行论证得出结论：信息化与工业化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信息化的发展能够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支撑。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化同步发展。

②“四化同步”理论的历史演进

崔凯、冯献（2013）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化”建设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和进程进行分析，将“四化同步”理论的演进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50—1978年）工业化体系初步形成，城乡互助走向分割；第二阶段（1979—2000年）经济快速发展，二元结构加剧；第三阶段（2001—2011年）工农关系调整，城乡加快调整；第四阶段（2012至今）“四化同步”发展新阶段。

③“四化同步”的理论内涵

厘清“四化同步”理论内涵是进一步开展研究的基础。崔凯（2013）认为“四化同步”的本质实际上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李二超、韩洁（2013）认为“四化同步”的关键是“四化”互动，工业化是动力，信息化是灵魂，城镇化是引领，农业现代化是基础。对于“四化”之间的逻辑关系，夏金梅（2013）认为新型工业化是龙头，农业现代化是基础，新型城镇化是主平台，信息化具有渗透、覆盖和拉动作用。崔凯、冯献（2013）认为“四化同步”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深化。

④“四化同步”发展的指标构建与现实选择

熊巍、祁春节（2014）对每一化独立地选取几个指标组成了一套体系，采取熵权法和灰色模型对“四化同步”发展进行综合评价。黄安胜、许佳贤（2013）同样对每一化独立地选取几个指标组成了一套体系，使用熵权法和聚类分析法对各级各项指标进行赋权、聚类，得出“四化”发展水平主要分为五组，呈现由高到低格局的结论。夏金梅（2013）认为衡量“四化同步”的标准即在于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程度；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协调程度。徐维祥等（2014）通过PLS通径模型和空间距离测度模型对我国“新四化”同步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和评价，结果表明：中国“新四化”发展呈现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和地区内发展不同步的双重矛盾。李二超、韩洁（2013）认为实现“四化同步”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重点是创新城乡产权制度、公共服务制度、投入制度、科技制度、人才培养制度。崔凯、冯献（2013）认为“四化同步”的实现应当围绕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这一主题推进，以“三农”问题为立足点，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曹前满（2014）通过研究发现“四化”各自肩负特殊时代使命，交互协调，“四化同步”的逻辑起点是结构转型，“四化同步”发展的关键在于构建城镇化体系，适应经济发展的内需化发展。

（2）“四化同步”背景下的新型城镇化

城镇化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性课题，涉及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如何统筹城乡之间协调发展、推进区域经济共同进步是关系到构建现代化和谐社会的根本问题。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四化同步”发展理论为城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本章将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与内涵、国外城镇化发展模式及经验教训、“四化同步理论与新型城镇化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与总结，为“四化同步”理论指导下的新型城镇化奠定了基础。

①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与内涵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但是在城镇化率方面与部分国家相比仍然较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统计表明城镇化率超过75%的国家主要集中在北欧、西欧、北美、南美、大洋洲，而我国的城镇化率处于50%～75%之间。从我国城镇化发展阶段来看，杨波等（2006）认为我国总体处于城镇化前期阶段，部分地区处于城镇化后期阶段。从空间分布来看，程开明（2008）认为城市主要集中在我国东部、中部与东北部分省份。

对于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与定义，国内学者有着广泛的关注与研究，并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单卓然、黄亚平（2013）认为“城镇化”的内涵是“新型城镇化”内涵的母体，后者发展于前者，二者均包含人口聚集与城镇空间扩张等内容；二者的主要差异体现在二者所指向的目标以及其所对应的实现路径等方面。戚义明（2013）认为推进城镇化的两大战略支点是统筹城乡发展和统筹区域发展，而城市群是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

关于新型城镇化的实现，盛广耀（2013）认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应当遵循以下三方面的原则：一是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二是推进新型城镇化要遵循城镇化的基本规律；三是推进新型城镇化要从实际出发。张鸿雁（2013）则认为要保证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从法治和法理的高度，推行国家级城镇化顶层设计的战略模式，并从学理性和科学性的双重视角认识城市化与城镇化在本质上的同一性意义。(www.daowen.com)

②国外城镇化发展模式与经验教训

徐君等（2014）对欧洲、美国、日本、印度的城镇化模式进行了研究：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城镇化以农村工业的发展为动力，德国乡村城镇化主要是以土地整理和村庄更新的方式进行；美国则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高速发展的经济发挥农业、工业、信息化对城镇化的带动作用；资源相对匮乏的日本同样重视发挥科技与信息化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杨仪青（2013）将美国的城镇化归纳为市场主导的低密度蔓延式的城镇化。杨特、包佳丽（2010）则认为美国是以“大都市圈”作为城镇化的主导方向，日本是多层次、多类型的城市协调发展。弗农·亨德林（Henderson，2007）等人通过研究发现城镇化发展受到来自政治、经济和社会多方面的影响，城市化过程中政治机构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徐君（2014）认为印度的城镇化发展存在缺乏坚强的农业做后盾、城镇结构体系不健全、城镇化完全依靠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缺乏政府的宏观调控等问题，认为其城镇化发展是不成功的。杨仪青（2013）将拉美非洲等国家的城镇化总结为缺乏产业支撑的过度城镇化。

③“四化同步”指导下的新型城镇化

“四化同步”理论指导下的城镇化建设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单元，而应当与其他“三化”良性互动、协调发展。何树平（2014）认为“四化同步”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之一。魏建（2013）认为要启动“四化”之间的良性循环就要从提升城镇化质量入手。庞亚君（2012）将城镇化定义为“四化同步”的枢纽。李萍（2012）认为城镇化首先需要工业化来带动，其次城镇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引擎。黄锟（2014）对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后认为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城镇化的目标模式并提出了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思路与对策。刘国斌、王轩（2014）结合吉林省城镇化建设实际进行研究，认为信息化在追求城镇化质量及内涵提升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小城镇建设理论研究

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发展的关键阶段，小城镇作为城镇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于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小城镇的建设应当与大中城市的发展结合起来，结合农村经济发展的特点探索最为适合小城镇建设的道路。本章对国内小城镇建设研究现状及国外小城镇建设经验进行归纳与总结。

①小城镇理论概述

朱林兴（1999）论述了小城镇的规模和标准问题。也有一部分学者论述了因为小城镇盲目扩张、不重质量的发展所产生的泛城镇化问题（冯云廷2000年，刘学敏、史培军、李晓西2001年，李辉2002年）。近年来学者们更多地关注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小城镇模式（范围、李国庆2010年）。许经勇（2011）认为小城市和小城镇在我城镇化过程中位于基础性地位，夯实小城镇基础对于实现我国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曹润林（2012）对于小城镇的概念进行了辨析，将小城镇建设的概念与“急速城镇化”区别开来，提出了促进我国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观点和建议。于立、彭立东（2014）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和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而实现中国城镇化和现代化的一个切入点应当是促进小城镇的健康发展。

②国外小城镇建设

德国的小城镇建设的突出特点在于城乡关系协调，城乡一体化发展，且城镇空间布局较为合理；美国小城镇建设的重要动力在于农业化与工业化并重发展；日本通过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颁布城镇建设法，实践大小城镇综合发展的模式逐渐找到了一条适合本国城镇发展的道路（陈玉兴、李晓东2012年）。刘会晓、王大勇（2013）通过研究将国外小城镇建设模式划分为三种类型：“卫星城市”建设模式；综合建设模式；绿色或生态小城镇建设模式。曹金臣（2012）在比较英美等发达国家小城镇建设模式以后对国内小城镇建设提出了建议：科学而稳定的市镇规划；重视公众参与；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强调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把产业发展作为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的基础；加强城市环境建设，建设富有特色的小城镇。曹小琳（2012）在总结国外小城镇建设经验后认为规划是小城镇建设的龙头，这一特征在欧美发达国家体现得较为明显。

③国内小城镇建设理论研究

李勋（2001）通过建立政府和农民为局中人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在其纳什均衡解和约束机制的基础上分析了小城镇建设中各种问题的成因。周立新（2002）从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角度分析了小城镇建设过程中的政府投资行为。廖和平（2004）分析了可持续发展的小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模式。刘铮（2011）运用层次分析法分析了小城镇建设过程中环境要素的重要度。一部分学者立足地方实际通过案例研究的方式对重庆、贵州、山东、湖北、天津的小城镇建设做出分析（何邕健、李正宏、李年鑫等）。赵莹（2014）认为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小城镇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有：重点中心镇建设质量不高，以点带面的示范效应不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速度较慢，小城镇整体经济水平不高；城镇化建设障碍重重，建设进展缓慢；小城镇规模与内部空间结构不合理，土地利用效率不高。陈韦、洪旗（2014）通过对鄂、湘、黔三省的用地调查发现小城镇建设过程中普遍存在土地利用效率不高、规划管控不力拉低城镇化质量的问题。

（4）城镇化、城乡协调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赵春颖（2013）认为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呈现出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等趋势，与传统区域研究相比，区域经济出现了区域关怀的新进展。崔宁波（2007）依托于构建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计量分析后，发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该国家或地区的城镇化率也就越高，发展区域经济可以促进城镇化综合水平的提高，城镇化综合水平的提高又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赵常兴（2008）通过对中外不同国家在区域城镇化及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比较研究，认为中国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发展方向应是优先在有条件的地方发展大城市和中心城市。段进军（2011）认为城镇化是一个重大的区域发展问题并提出以下三个论点：区域经济发展是城镇化的内在动力；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格局对城镇化格局的形成具有基础的作用；城乡协调和城镇体系协调发展是城镇化的重要标志。张弘力（2012）认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加速城镇化建设，尤其是中小城市的发展。杨维峰（2013）认为新型城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罗富政（2013）利用我国省域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后，发现城镇化与内需之间具有U型结构关系。高波（2013）以长三角县域房地产业发展为例对新型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孟冬冬（2014）提出发挥城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离不开政府的制度供给与政策扶持，要坚持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以农业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为依托，统筹兼顾城镇建设与环境资源保护。倪超军（2014）采用省级数据模型分析了城镇化扩大内需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