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四化同步”相关理论研究进展

“四化同步”是立足于我国国情，并结合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具体要求所做出的战略部署，由于政策与体制等的差异，国外学者对于该领域研究较为缺乏。但是“四化同步”理论并不是一个完全新生的事物，而是在我国原有的“三化同步”理论基础上结合时代背景所提出的新要求，“四化”与“三化”的不同之处在于增加了一个“信息化”。有关信息化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学者们所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并且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何以信息化为抓手，与其他“三化”很好地融合起来推进“四化同步”，特别是城镇化的进程，是我国开展“四化同步”工作的重要基础。

①信息化研究概况

围绕信息化主题的研究，始于1960年代，其成果见于日本与法国等学者的观点中。日本学者梅忠夫认为产业优化升级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撑；信息产业的发展壮大，最终将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导动力，从而使得人类社会步入信息时代^[1]。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74）立足于信息与资源以及原料三大要素，提出涵盖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三阶段划分观点^[2]。

在国际学术界对于信息化概念与内涵的研究广度与深度已较为成熟的背景下，众多学者将信息化的研究领域延伸至信息化与空间结构、信息化与城市发展层面，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②信息化对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影响

随着信息化生产和信息技术在生活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学者们开始关注信息化与区域空间结构之间的关系。马克·圣巴泰勒米等（Marc Saint Barthelemy，Bernard Gondran，Eric Guichard，2003）认为区域科学活动与因特网活动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信息化带动形成了创新区域，加速了空间结构的重新塑造^[3]。伊德戈德等（Indergaard，Michael，1996；Marco Bellandi，1997；Mike Raco，1999）提出地理空间布局的邻近与集聚能够较为有效促进知识的流动与创新，这种作用往往会超出区域范围内部。以保罗·克鲁格曼（Pual.R.Krugman，1991）为代表的新空间经济学者认为，创新环境对于推动公司在空间布局上趋于集中具有重要意义。

③信息化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信息化不仅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步伐，而且深刻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自1980年代中期至今，围绕信息化与城市发展的关系，西方学者开展了系列研究。卡斯泰尔（M.Castell，1989）、巴拉斯（R.Barras，1990）、布罗特奇（J.Brotchie，1987）等人从技术进步与社会历史发展演进的角度研究了信息化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卡斯泰尔认为，技术创新的重要意义即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大幅提高，同时刺激社会生关系的调整与发展方式的转变，进一步引致为社会发展和城市结构的变化。巴拉斯等人则从技术变化对于城市经济发展影响的角度提出了“技术决定论”。布罗特奇等学者立足于技术变化的历史进程这一研究视角，深入论证了技术范式与发展方式同城市社会经济生活之间的关系。还有一部分学者将信息化与产业发展结合起来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将城市作为点，放在区域尺度上将研究置于技术变化的背景下，分析高技术产业的区位因素；从劳动空间分工变化的角度入手，分析了高技术产业的空间分布特征。斯科特（Scott，1985）和卡斯泰尔认为高技术产业的区位因素有：对技术创新源的易达性、劳动力质量、市场因素、集聚因素、风险资本的可获得性、发达的通讯网与便利的交通。萨森（Sassen，2001）总结了以信息化为导向的服务业公司区位模式。

（2）城镇化相关理论研究进展

相较于国外发达国家，我国城镇化进程约晚前者一个世纪；部分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在20世纪即已极高，甚至已结束城镇化进程，并且在一部分中心城市超规模发展的国家出现了城镇人口向城郊回流的新趋势。这使得国外的城镇化研究相较于我国而言，在时间上早了许多，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积累了一定的优势，形成了一批在国际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研究学者和学术观点，其研究成果可归纳为下述3个层面：对城镇化概念与内涵的探析；对于城镇化空间结构与发展规律的研究；城镇化理论的多元化探索。

①城镇化的概念与内涵

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对城市化的问题进行了思考，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详细地讨论了城市产生的历史以及发展的内在动力，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城市化是资产阶级的伟大历史贡献，在《资本论》中则阐明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的观点^[4]。恩格斯与亚当·斯密也均对城市化问题进行了思考。西班牙工程师塞达（A.Serda，1867）在其著作《城镇化基本理论》中首次使用了“Urbanization”一词来表达，英文将其翻译为城镇化或城市化^[5]。(www.daowen.com)

韦伯认为经济增长与差异化发展是推动人口进入城市且集中于城市的重要支撑，也即形成城市化过程，这一规律是从19世纪欧洲的城市化过程中所总结出来的^[6]。有关城镇化动力机制的研究，从宏观的角度分析城镇的动力源自人类社会的大发展，城市是人类社会第二次社会劳动大分工之后的产物，导致城市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为城市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近代工业革命所导致的生产力极大提高则促成了城市的大量出现，资本的积累和循环成为城市发展的原动力。工业等非农产业的发展为人口向城市集聚提供了岗位，生产力的逐步发展，使得社会分工出现了新的特征，从事手工业的劳动力群体从农业劳动力群体中剥离，流向城市，从而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撑。以美国17世纪70年代为例，工业化的逐步推进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动力支撑，同时也较为有效地吸纳了城市劳动力，加剧了城市劳动力供给紧张的局面，进一步引致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从微观角度考察城镇化的动力，城镇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中心，高于农村的收入、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领先的医疗条件与更好的受教育水平等因素都成为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推力。作为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学者，英国学者哈维（D.Harvey，1973）在论述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时，所依赖的主要理论工具即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特征为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在研究城市化时所共有。

②城镇化空间结构与发展规律的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不少国外学者将城镇化的研究视野转向全球领域，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也更加深入，研究领域拓展至城镇空间结构与发展规律，研究的代表理论观点集中于分散主义与集中主义。

哈格斯特朗（T.Hagerstrand，1950）对城镇化空间结构的研究提出了现代空间扩散理论；佩鲁（F.Perroux，1955）对城镇化空间结构的研究则提出了增长极理论；弗里德曼（Friedmann，1964）对城镇化空间结构的研究则形成了核心—外围模式理论。以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对聚集形成机制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刘易斯（W.A.Lewis）于1954年提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型，其重要的假定是劳动力需满足无限供给^[7]。拉尼斯（G.Ranis）与费景汉（John C.H.Fei）在1961年提出费景汉-拉尼斯二元经济模型，即二元经济顺利转换需要依赖于一定的先决条件，主要为农业剩余的产生，进一步取决于农业生产率的大幅提高^[8]。

③城镇化理论的多元化探索

城市在诞生之初的主要功能是融合多种生产生活资料，为工业、商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平台，促进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但是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人们在原有基础上对城市作为人类生活的基础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诉求。因此有学者将城镇化置于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框架内进行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代表性理论有“生态城市”“田园城市”“有机疏散”等。

生态城市概念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516）的《乌托邦》和托马索·康博内拉（Tommaso Campanella，1623）的《太阳城》^[9]。这些著作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对当时社会所进行的各种理想化假设。生态城市概念的发展是与实际问题的出现密切相关的。工业革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跨越，伴随着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城市也得到了大发展，但是诸如环境污染、人口高密度、交通拥堵等一系列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这时，生态城市的思想才开始被慢慢运用到解决城市问题。以霍华德为代表的“田园城市”理论在当时非常具有代表性，霍华德（Ebenezer Howard，1898）认为基于城市所具有的刺激人口涌入的强大引力，城市存在持续扩张的动力；而城市无限制的扩张和土地投机会进一步衍生为城市问题，突出体现为城市生态环境恶化。霍华德对于“田园城市”的设想，实际上由城市和乡村共同组成。在用地布局上，城市被农业用地所包围，在田园城市的边缘地区实质上就是城市和乡村的结合体，形成一个“无贫民窟、无烟尘的城市群”。在这个城市群中，城区用地占总用地的六分之一，若干个田园城市包围着中心，并借助快速交通可以抵达中心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态城市理论得到迅速的发展，帕克（Robert Park，1952）在《城市和人类生态学》中利用生物群落的观点来研究城市环境，把城市比作一个类似植物群落的有机体。1960年意大利保罗·索列里创立建筑生态学，提倡对有限的物质资源加以充分合理的利用，并告诫以牺牲自然结构来假设城市是十分不明智的。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批学者如理查德·雷吉斯特（Richard Register）^[10]、罗斯兰德（Roseland）^[11]将生态城市建设与管理结合进行了深入研究，生态城市研究步入实践阶段。1942年，美国学者伊利尔·沙里宁（Eliel Saarinen）系统论述了有机疏散理论，并提出解决城市趋于衰败没落的对策；其认为在合理规划城市的基础上进行变革，使城市符合人类聚居需要而又不脱离自然的结构，是保证城市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3）国外学者对中国城镇化问题的研究

作为亚洲重要经济体和一个超级人口大国，中国的发展时刻牵动着世界经济的脉搏，因此，中国的城镇化问题一直以来都受到了国外学者的关注。以1978年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为界，在此之前，对中国城镇化问题研究的主要群体为从事于中国古代、近代或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者，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与其所研究的主要领域有着密切关联，涉及历史学与社会学等学科。

1970年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外学者对中国的城镇化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见于Kirkby与Cannon等学者。柯克比（Kirkby，1985）认为中国城镇化进程缓慢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结构的失衡；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径，对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重视严重不足，使得城镇基础设施发展长期滞后；同时，优先发展重工业，也极大地抑制了农业经济的发展，破坏了城镇发展的动力体系，使得城镇发展陷入动力不足的困境。Cannon与Jenkins（1990）认为基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与现实条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径的形成与运作有其必然因素；制约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于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径在空间布局与产业链条上缺乏集聚性特征。

归纳西方学者在信息化建设与城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首先，随着信息化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信息化的引领，信息化有助于提升城镇质量，优化城镇结构，促进优势产业集中，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其次，随着对于城市发展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当前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大量“城市病”问题，城市发展应当在科学规划的前提下，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这样的前提下，小城镇建设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