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因为受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影响，搞了所谓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但并未触及企业产权制度、企业财务制度、企业劳动人事制度等，甚至连劳动力市场这样的概念都不能提，更谈不到企业破产、员工失业、资产重组并购这样的现代企业制度概念，只是对企业管理做了些不痛不痒的“修正”。

总之，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这近13年中，因为各种原因，我们并未深入触及传统经济体系，而只是对经济运行机制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这13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极大地鼓舞了人们对改革的热情与参与，尤其是对一些问题的深入讨论，为全面深化改革打下了良好的理论与政策基础。

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有一个问题不能不专门强调，这就是：虽然因为各种原因，当时的改革举措还并未触及传统体制的深层次问题，还属于经济运行机制层面的改革，但是学术界的内部讨论却极为活跃，出现过多次在全国引发重要影响的研讨会，可以说80年代是经济学学术讨论极为繁荣的年代，而且在讨论中触及了传统经济体制的深层次问题。值得称道的有这样几点：第一，有不少学者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分析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巨大作用，提出非公有制经济应该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有的学者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经济的新的实现形式，应该用股份制改革中国的公有制经济，形成以股份制为特征的中国的所有制形式。第二，不少学者从资源配置方式的角度，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不同方式，并不具有社会性质的特征，资本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现阶段中国最佳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经济，因而提出应该用市场经济改革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第三，不少学者从财富创造的角度提出创造财富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技术、管理、资源等，应该按照它们各自的贡献分配社会财富，在微观层次注重效率，在宏观层次注重公平，实行以效率优先而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体制，如果考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还可以推进以公益为特征的第三次分配过程，以实现社会和谐。第四，不少学者认为政府不能直接控制社会经济活动，应该放开个人、企业、市场的活力与积极性，政府管理经济应该从直接对企业与个人的管理，走向以市场为中心的间接宏观管理，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制定与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保证经济的稳定。第五，不少学者认为当时所搞的企业内部承包制改革、放权让利改革等改革举措，都是临时性举措，并不能解决企业的根本性问题，应该推动企业产权制改革，对国有企业要解决行政干预的问题，对民营企业要注意家族血缘关系的影响，形成现代企业制度。第六，因为在1984年中央正式提出我国要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因而不少学者从商品经济的属性上，对中国经济的生产、流通、交换、消费、价格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以商品经济的属性来分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触及市场经济的不少问题，为后来推进市场经济改革打下了良好基础。总之，80年代是中国改革进程中学术思想非常活跃的时代，为后来的中国改革实践打下了良好的学术基础。(www.daowen.com)

从20世纪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学术思潮来看，大致上有4次值得一提。第一次是在改革初期的几年，主要是批判“文革”中的各种极“左”的经济学思潮，例如批判以消灭资产阶级法权为特征的所谓的收入分配理论，强调恢复按劳分配原则；例如批判以“一大二公”为特征的不断搞所有制升级的极“左”思潮，强调所谓的“三级所有”，等等。第二次是80年代初期，日本的有关经济思想传入中国，以企业管理方面的理论为主。第三次是在80年代中期，当时东欧的一些有关改革的经济学理论传入中国，例如科尔奈的“短缺理论”等，因为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是早于中国而开始改革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而且当时这些东欧国家的经济水平也高于中国，因而成为中国经济学界非常关注的经济学思潮，甚至提出以这些思想改革中国传统经济体制。第四次是80年代后期，这时因为中国开放的深入，西方经济学开始大量进入中国经济学界，不少西方经济学著作在中国大量出版发行，也有大量西方学者到中国讲述有关经济思想，诸如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课程也在中国的大学开始设置。当然，在上述学术思潮中，中国学者仍然是以中国的国情为基础来思考中国问题，并没有全盘照搬，而是更多地从中国的实践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