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金融的风险压力很大，不能让它爆发，要稳住才行。这次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防范金融风险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来。从经验来看，我们越强调什么的时候，就越有可能是出大事了。中国金融风险的爆发点是债务风险，债务风险很大，会转变成金融风险。债务分为3种，一种是政府债务，一种是企业债务，一种是个人债务。个人债务不是太大。去年七八月新增的贷款基本都是个人买房子，算了一下，虽然增长快，但是也不大，没有到红色警戒线。政府债务无所谓，反正政府也不会破产。欠着就欠着，这届还不了下届接着还，对老百姓来讲还可以是个投资平台。现在主要是企业债务，企业债务不能再增加了。现在企业债务太大，如果继续放任可能会引发金融风险。要进一步减少企业债务。欠债还钱，企业只有赚了钱才能还债，才能减少债务，不能拿嘴吹，因而应该让企业赚到钱才行。因此防范企业债务风险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企业赚钱。

在别的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除了通过提高效率赚钱外，还能通过两个办法赚钱，第一是减税。税减了，企业利润就增加了，利润增加了就能还债了，所以必须得减税。最近因为是否应该减税展开了一场激辩，例如搞汽车玻璃的曹老板讲税太重，但有人觉得很正常。天津财大的老师提出死亡税率，说中国有个死亡税率，现在中国企业都处于死亡税率的边界上。有人一听就急了，中国怎么可能是死亡税率的国家？所以有人口风就变了，说中国税负不高，宏观税负不高。他们这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既然税负不高，那喊什么减税？“十三五”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减税，已初步确定2015年减5000多亿元，“十三五”减3.6万亿元。既然税不高那减什么税？税就是高，得承认才行。不减税，企业的利润就不能增加，无法还债，债务就降不下来，只有还钱才能把债降下来，所以必须减税。我估计，讨论一段时间之后还得大幅度减税。

华为的任正非先生说：我算过账，如果华为按照现在减税的条件把税减掉，就需要200人做这件事，但是这200人的工资比减的税还多。企业家是算成本和收益的。我可以抵扣，但是需要200人来做这个工作，结果工人的工资比减的税还要多，那我就不做了。任总的意思就是减税的程序或手续太烦琐，你们要改进才行。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减税的梗阻现象太严重。国家可能是真想减税，但是税务系统不同意甚至抵制，这就比较麻烦。

我们要把防范金融风险放到更重要的位置，防范金融风险的重点是企业债务。企业负债不能太高，债要降下来，企业只有赚钱还债才行。而目前赚钱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减税。(www.daowen.com)

言归正传。企业赚钱的第二个办法是降低成本。现在企业的成本太高了，尤其是劳动成本太高，劳动成本得适当降低。大家知道，既然国家收了那么多税，社会保障金的缴纳就应该降低才行。税收与社会保障金的缴纳是成反比的，税收高，社会保障金的缴纳就应该降，既要多缴税还要多缴社会保障金，这怎么行？税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充当社会保障金。政府收税只要做好4件事就行，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基础研究、基本社会保障。但结果是政府拿了税收干别的事情，导致企业的成本过高。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真的要赶快修改。我现在住的地方的前面是专门处理劳动纠纷的地方，整天人山人海。现在工人告老板一告一个准，百分之百老板输，最后都是老板拿钱摆平。这种状况搞下去谁还愿意办企业？这么高的成本，而且一旦出了风险还要企业家自己承担。现在企业在政府办个事需要很多人去干，什么事都要政府审批，结果是越放权审批越多，企业得搞个很大的公共关系团队跑这些事。简政放权了这么长时间，政府却越办权力越大，企业要为此付出很高的成本。

我估计2017年必须减税、降成本，只有这样企业才能赚钱，才能还债，债才能降下来，才能防范金融风险。我认为决策层的思路已经很清晰了，现在是如何操作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