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有大量的文献研究了为何给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初创期提供融资是高风险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投资模型假设资本市场是完善的，但是越来越多的文献研究对这个假设提出了质疑。如果企业比潜在投资者更了解投资的回报，特别是企业缺乏足够的抵押物时，外部融资成本就会变得非常昂贵（Hall，2002），企业就会面临融资缺口（Nofsinger和Wang，2011），这也就造成了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初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会面临严重的外部融资问题，特别是债务融资问题（Carpenter和Petersen，2002；Colombo和Grilli，2007），虽然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来说私人股权融资比债务融资更有优势，但事前信息不对称和较高的交易成本（Asquith和Mullins，1986；Lee等，1996）也使得私人投资者对于该产业的相关企业很难产生投资的欲望。

首先，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中的表现会显得更加严重（Storey和Tether，1998；Grilli，2005），因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投资很难评估，而且企业的内部人比投资者更了解他们的新技术（Carpenter和Petersen，2002）。其次，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投资回报是高度不确定的，而且周期长。最后，大多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都缺少必要的抵押物。Denis（2004）指出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是初创企业无法得到外部融资的两个基本原因。经理人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Jensen和Meckling，1976；Myers和Majluf，1984；Greenwald等，1984；Akerlof，1970）是造成初创企业很难得到风险投资的重要原因，而且初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也不具备债务融资所需的足够的抵押物（Stiglitz和Weiss，1981）。由于个人资本不能满足融资的需求，财政支持该产业之中的相关企业的快速发展，而财政在这里扮演的是解决产业内部企业在融资上的主要角色。Leleux和Surlemont（2003）指出政府财政支持有三个作用，一是直接参与和管理政府风险投资基金，二是为风险投资者制定保护规则，三是激励私人投资者。在任何情况下，政府都是扮演了一个不追求利润的创业者的角色（Etzkowitz，2003；Benz，2009；Kearney等，2008）。

除了满足融资缺口，Lerner（1999，2002）还提出了两个财政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理论基础。第一个是关于对投资机会的认证作用，政府风险基金通过向其他投资者传递信息以保证投资机会的可靠性来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第二个是政府风险基金能产生正的外部性，例如，财政支持成功的创新能激励其他竞争者加大对R&D的投入。Nelson（1975）认为研发活动的外溢性会导致市场失灵，即市场在调节新兴产业的资源配置时缺乏效率。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就要对新兴产业的发展进行适当的干预。政府在激励新兴产业的发展时，要综合考虑社会效益，对研发活动的外溢通过财政政策的优惠支持对其进行弥补，从而降低新兴产业的研究成本。(www.daowen.com)

以上提到的理论基础是关于财政对投资机会的鉴定作用和财政支持的正外部性作用，由于R&D的溢出效应，私人投资者不能完全得到R&D的投资收益和保护创新成果（Nelson，1959；Arrow，1962；Jaffe，1996），私人投资者倾向于在低于社会最优状态下投入R&D（Lerner，1999），但政府风险基金能弥补这个缺口，去投资能产生社会收益的盈利和非盈利初创企业。先前的文献强调财政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主要是基于对社会收益，例如GDP增长（Gripaios和Bishop，2005），而不是对个人收益的考虑（Griliches，1992；Lerner，1999；Chang等，2002）。Griliches（1992）实证研究估算出社会收益率是个人收益率的1.5倍到2倍之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了解决市场失灵实现社会最优状态而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融资就为财政支持提供了理论支撑（Lall，1992）。鉴于R&D溢出效应对经济发展有积极影响，财政就应该支持能对其他企业和产业产生知识效应的R&D项目（Audretsch等，2002；Feldman和Kelley，2003）。Summers和Delong（1995）指出，企业的创新研究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容易导致市场失灵，这样企业对于研发缺乏积极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就会停滞不前。因此，政府为了弥补外部性所带来的损失，应该制定相应的财政及税收政策，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来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Sorenson（2000）认为，市场失灵的存在是由于人力资本中存在的较大的外部性，要消除这种外部性所带来的损失，政府应当给予技术研发人员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通过这方面的政策来激励和开发人力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