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记者的“围追堵截”，修涞贵畅谈“修正哲学”的缘起及其意义。

就在大盛和肖雯夫妇一连几天专心研究采访记录的时候，忽然接到修涞贵打来的电话。修涞贵说，明天下午，在钓鱼台国宾馆的会议大厅，他有一次大会发言，希望二位能够去听一听，帮他挑挑毛病。

明天中午派车去接。

果然，2004年8月29日，中午，一辆车把大盛夫妇送到了钓鱼台。会场里已是座无虚席，连过道都站满了人。原来，这里正在召开由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等部门主持的“第二届中国企业职业经理人高峰会”。

上午，联想的老总柳传志、海尔的老总张瑞敏都先后发表了讲话。大家相信，下午的压轴戏一定会更加精彩。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坐在主席台上，无疑提高了这次会议的规格。

一阵热烈的掌声之后，修涞贵大步走上主席台。他向大会主席和与会者躬身施礼之后，走到讲台前。“尊敬的成副委员长，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朋友们，下午好！”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在会场响起，伴随一阵掌声，修涞贵开始了他的演讲。

他首先讲述了一个中国企业家，对企业管理方式的艰难探寻。面对全国有四分之一的制药厂面临亏损和倒闭的局面，为什么修正药业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修涞贵坦言，没有捷径可走，没有众神相助，一个企业家、一个企业的领导者的决策，是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

他认为：一个企业家不仅仅要懂得企业的科学管理，还必须要懂得企业的“哲学管理”。

企业的哲学管理，就是要不停地“修正”自己的“过分”和“不及”，找到最佳的“致中和”的正确道路。这就是对企业管理的“形而上”的思考，这样的思考和决策方式，就是“修正哲学”。

成思危副委员长面带笑容，凝神倾听，几次为精彩的演讲鼓掌。

大盛听得出来，自打那天谈完话后，修涞贵对“修正哲学”的理论又进行了反复的“斟酌”，并在几次全国性的会议上，反复讲解“修正哲学”这个新的企业管理理论创建过程，以及他将会给企业管理带来的推动和影响。

几次演讲，都已经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效应。有人说，这是中国企业界向“洋管理”发出的第一声呐喊！有人高兴地说：“修正哲学”就是中国中小企业的实用哲学，也是中国企业管理理论零的突破！

一直关心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成长的成思危副委员长，对于“修正哲学”理论的创建，给予高度评价，在众多理论界和企业界强力推荐下，大会决定授予修涞贵“中国企业哲学奠基人”的光荣称号。

奖牌闪闪发亮，“中国企业哲学奠基人”几个大字赫然入目。修涞贵从成思危副委员长手中接过奖牌，高举过头。

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大盛和肖雯激动地鼓掌。

历时数年，经历了“修正哲学”创建的全过程，见证了修涞贵的思维轨迹，两个人都显得异常激动，在热烈的掌声中，大盛的眼里涌出了泪花……

修涞贵成为“中国企业哲学奠基人”，自然引起社会的重视和众人的瞩目。特别是经济类栏目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对他更是情有独钟，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的编辑和记者纷纷赶到长春和通化，对他“围追堵截”。

那年秋天，他在北京参加另一次企业高峰论坛会，被与会的诸多记者堵了个正着。无数个话筒都伸到他的面前，不少记者连放“连珠炮”，提问不乏尖锐、深刻、甚至挑剔。

修涞贵则是面带笑意，侃侃而谈。他的回答总是让人感到坦诚，直率，深邃，并切中要害。

面对一个个提问和质疑，修涞贵不得不对“修正哲学”的产生过程和意义，作出更多的解释。

“我以为，‘修正哲学’是对中国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理性思考，这是我在钓鱼台国宾馆大会发言时反复强调的。”修涞贵开宗明义。

一位记者立即道：“我们正是听到了这样的话，所以才来问你，你怎样评价外国管理学理论大量涌入中国的事实？”

修涞贵答道：“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尽管有鼎盛一时的‘晋商’‘徽商’和遍及全国的商铺、作坊，他们都有极为严密的管理方法，有的甚至是很先进的，却一直没有成体系的企业管理的理论和学说。所以，洋管理的理论大量流入中国，可补国内的缺憾与不足。和许多人一样，办企业之初，我也是捧着‘洋管理’的书本，来搞企业管理的。”

有位记者问：“帮助很大吗？”

修涞贵道：“帮助是有，未必很大。”

“讲具体一些。”有人追问。

修涞贵点头：“没等我把‘洋管理’的学问学明白，我就看到许多把‘洋管理’学得条条是道、甚至一些学过‘MBA’的人最终还是把企业办垮了，这是为什么？后来，我终于悟出了一点道理，那就是毛主席当年说过的：‘马列主义一定要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问题。我认为，‘洋管理’再好，也得和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才是可行的，才会有用处。不然，生搬硬套，照本宣科，就会害死人的。”

显然，这些话里有太多的潜台词，记者当然不会放过追问的机会。

“请问修董事长，你是不是认为‘洋管理’不适用于中国的企业？”一位女记者随即问道。

修涞贵答道：“各位当然知道，‘洋管理’的那些书，是外国人写给外国企业家看的，自然是适合人家的国情。其实，不用我说，大家也都知道，中国、美国和日本、欧洲在社会环境、市场环境，包括人文环境和法治环境，有极大的差别。所以我以为，外国人拍手叫好的东西，未必在中国就能用得上。”

“能说说理由吗？”那位女记者继续问。

修涞贵：“尽管发展了几十年，我以为中国的市场经济还是初具规模。正因为是初具，所以还有那么多计划经济的痕迹，还有那么多的政府干预，各行各业还有那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潜规则。这里面，有多少东西，是外国管理学家连想都想不到的，而在中国却是司空见惯的。比如说‘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就让多少外国学者和管理大师大伤脑筋？他们绝对解释不了，一个国家的管理、一个企业的管理怎么可以‘摸’着干？大家不要忘了，这句话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说的，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行为的总体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受到这句包含中国思维哲理的启发，促进了我对修正哲学的研究和发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就是‘修正哲学’最形象的体现。”

一位记者立即抢着问道：“就我个人的水平，还无法把‘摸着石头过河’跟‘修正哲学’联系起来。”

修涞贵笑了：“这不用什么水平，只要你真的去摸着石头过一次河，我想你就知道了。”

一个记者真的蹲到地上，用手东摸一下西摸一下，记者们一起笑了起来。

那个抢问的记者点头：“你是说，后面‘摸’的行动，都是对前一次的‘修正’？”

修涞贵笑着点头：“是的，我以为是这样。后面的行动，既不是对目标的改变，也不是对目标的否定，只能是‘修正’，你认为对吗？”

那位记者点了点头。

另一位记者问道：“那您认为，中国和外国经济环境差别究竟有多大？”

这显然不是一个容易答复的问题。

修涞贵略作思忖道：“我想举一个例子，看看能不能说清这个问题——如果说市场经济可以比作赛马的话。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是内蒙古‘那达慕大会’上的赛马。不管是谁，不管是什么马，只要跑得快你就是第一，你就是冠军。”

众记者悉心听着。

“而外国，特别是那些写洋管理最多的发达国家的市场，人家的赛马可是参加香港式的赛马、奥运会的赛马。不仅有限时跃障，还有盛装舞步，要求严得很，规矩多得很，买一匹马就得一千多万元。如果你用参加奥运会赛马的规则，来管理‘那达慕大会’上的赛马，你想结果会是怎么样？”

听到这样的答复，那位记者也不由暗自叫绝，这位董事长显然是一位绝顶聪明的人，他用一个浅显的实例，回答了一个难以具体说清的问题。

有记者问：“你刚办厂的时候，是不是也学过‘洋管理’？”

“我说过，当初，我在刚刚办厂的时候，也是参照洋管理来搞管理的，那是因为没有办法。”修涞贵坦然答道：“但我要说明一点，就是那个时候，我也是有选择地来学，看准了才用的。现在，修正药业已经有了近十年的生产和营销管理经验，我认为，是该拿出我们中国式的管理思想和理论的时候了。”

有记者问：“您认为，只要运用‘修正哲学’的管理思想，就可以管理好中国企业吗？”

修涞贵为难地皱了皱眉头：“这个问题我不想作出什么定论，因为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哲学从来都是在书斋里、在经院里、在学府里论来论去的学问，许多哲学家都是在书斋里寻找哲学的突破……”

有人打断了他的话问：“修正哲学和他们有什么不同？”

修涞贵道：“所说的不同就是只有一个。那是因为‘修正哲学’的理论，是我从十年经营一个成功企业的实践中，根据一点一滴的经验和教训，逐渐发现和梳理出来的。它既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迪，也源自对中国现实社会的深切感受，当然也用‘中体西用’的观点，吸收了外国管理学的不少营养。它虽然不敢说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但是，经过企业十来年运行考验，我倒是有这个信心，也愿意相信，只要一个企业家在管理企业的时候，能够时刻想到‘修正哲学’，正确运用‘修正哲学’，就可以管好一个企业。”

“请问，你提出的‘修正企业哲学’和企业的科学管理、程序管理，应当是什么关系？”有人插嘴问道。(www.daowen.com)

修涞贵答：“我想这并不是矛盾的。拿一个企业来说，它的生产程序、经济核算、财务管理等一切可以量化的部门，当然需要按照规章制度，实行严格的、科学的管理，因为他们都是‘形而下’的‘器’。我一向认为，对于‘器’的管理必须是严格的、科学的。就拿一条生产线来说，你按错一个电钮，就可能造成大量的废品，不严格，怎么得了？不科学，怎么得了？”

“这些东西在外国的管理学已经讲得很透了。”有人插嘴道。

修涞贵道：“是这样。但是，在一个企业里，不光是有生产线，不光是有账本和电脑，还有大量的需要用头脑去思考的问题。像选择什么样的生产线？规定什么样的企业制度？选择什么品种进入市场？包括企业的经营方针、发展方向等一些无法量化的问题，你这样做是不是‘过分’？那样做是不是‘不及’？这些复杂的、大量的、属于企业‘形而上’的问题，就需要你用‘修正哲学’的思想来全盘思考了。”

一位记者问：“修正哲学是‘形而上’吗？”

修涞贵用肯定的语气回答道：“你说对了，‘修正哲学’就是凌驾于企业具体管理之上的‘形而上’，也就是企业的‘道’。”

一位记者问道：“那我们就把这一切说成是哲学思考好了，为什么你还要加上‘修正’两个字？”

修涞贵答：“这就要分清思考的目的，如果你要是想对人生去探索，对生命去关怀，对灵魂去拷问，那你就思考去吧，你完全可以把自己关到书斋里，去冥思苦想，一辈子想不出答案都没有关系。是吧？”

发问的记者不得不点头。

修涞贵朗声说道：“而办企业的人跟哲学家大有不同，每天有数不清的问题需要老板来拍板、决策。有的甚至迟疑不得、犹豫不得。当然，你既可以用想当然，也可以随便拍脑门来做决定，你以为，那样的后果是什么？”

记者道：“那就只能有2.9年的寿命。”

修涞贵点头道：“诚然，一个企业家，作为决策者，最大的希望就是及时提出最正确、最稳妥的答案。可是，我们必须知道，最正确的答案只能有一个，而谬误却有千条万条。假如我们用一个时钟来打比方，应当说，最为正确的地方只有在12点的地方，其余的大片地方，不是‘不及’的错误，就是‘过分’的错误。因为没有谁能在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最正确的位置，所以，你的绝大多数的时间，都会处在过分和不及的错误之中徘徊。我说过，‘修正哲学’就是想告诉所有的企业家，你，时刻都会犯错的。”

记者：“你认为，企业家要找到解决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正确方位，就必须时刻修正自己？”

修涞贵：“是的。君子必须‘终日乾乾’。”

另一位记者问道：“你说到‘终日乾乾’，让我想起你方才说过的‘中体西用’四个字，您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这是一道考题。

修涞贵从容答道：“‘体’和‘用’这两个字，本是《周易》里的卦相。一卦组成后，上卦为‘体’，下卦称之为‘用’。‘体’为自身，‘用’为所求之事。当然还有体用生克的问题。总之，以我为主，学用西学，是近代中国思想家的主张之一，我觉得，用这个思想来对待西方管理学，是完全正确的。”

记者们纷纷点头，原来，修涞贵对《周易》的研究，颇有心得。

接着又有人问：“把复杂的企业管理和深奥的哲学思想，统统简而化之为‘修正’两个字，是不是过于简单了？”

修涞贵笑道：“大家知道，有关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理论浩如烟海，就算你皓首穷经也读不完。但是，要是归纳起来，不外是‘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所以，把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统统简而化之为‘仁、义、礼、智、信’五个字，就可概括。可现在，企业管理的书真的是多如牛毛，有一本书的书名叫《30部必读的经济学经典》，还有一本叫《企业管理者必知的48种管理思想》。我不相信，哪一个企业家能够学懂30部经济学经典。我也不会相信，谁能记得住48种管理思想。”说着，他环顾周围轻声问道：“各位有谁能够记得住吗？”

没人回答。

修涞贵道：“学不懂，记不住的原因，就是一句老话‘多者惑’。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同意我的话：只有深刻才能打动人心、只有简化才能让人记住，只有能记得住，才能应用于实践。我再重复一下‘修正哲学’的主要观点，世界上的错误成千上万，究其原因只有两个，一是‘过分’，二是‘不及’，修正哲学就是在‘过分’和‘不及’之间，寻找正确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致中和’。连标点符号加起来也就是百来字。”

一位记者说道：“可不可以再简化点说，修正哲学就是要在‘过分’和‘不及’之间，寻找‘致中和’。这样加上标点符号，才30多字。就更好记了。”

修涞贵点头道：“我佩服你的归纳能力。”

另一位记者问道：“你方才说道，修正哲学是‘形而上’的道？”

修涞贵答道：“当然也可以说，修正哲学是站在‘形而上’的高度，对‘形而下’的‘过分’和‘不及’的思考。”

“那‘形而上’的‘道’，有没有‘过分’和‘不及’呢？”这位记者看来有很高的专业水平。

修涞贵看了他一眼道：“你提的问题很深刻，一个人的‘形而上’，涉及品德、境界、目的……很复杂，我希望有机会，能坐下来深入探讨。”

这位记者连连点头：“修董，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有人说，中国的传统哲学都是围绕‘形而上’来打转，缺少操作性，你同意吗？”

修涞贵道：“不光是中国的、传统的，连西方的、现代的同样都是缺少可操作性，都是从理论到理论。这是哲学不能普及的主要原因。”

记者问道：“有位先哲说，只要我们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坚持不懈地去探寻，是可以找到一种有效的操作方法，来克服传统与现代、现实与理想的对立，达到历代哲学家梦寐以求的理势合一、理想与实际交相辉映的太和境界的。你认为有这种可能吗？”

修涞贵道：“我想很清楚地告诉大家，‘修正哲学’就是一个，可以用来实际操作的哲学。”

记者：“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修正哲学’将怎样操作呢？”

修涞贵道：“有人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修正哲学’不会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经济效益，必须用经济手段来获得。但是，你一旦掌握了‘修正哲学’的思维方法，你就会在关键时刻，作出正确的决策，从而取得无法估量的经济效益。”

这位记者又说道：“也有人说，在这个有效的操作方法真正找到之日，也就是中国文化以前所未有的崭新姿态复兴之时。”

修涞贵道：“时代赋予了我们一个可以自由思考的环境，也付给我一个学习和实践的机会，我想，‘修正哲学’可以为中华文化的复兴，作出贡献！”

因为问和答都太专业，一时间，记者招待会，几乎成了两个人的对话。

就在两个人问答的间歇，一位女记者插嘴问道：“修董，现在名人都出书，你有这个打算吗？”

修涞贵道：“暂时没有，再说，修正哲学才几十个字，不够写一本书。”

这位记者接着问：“那你为什么不弄得复杂一点，洋洋洒洒，几十万字。”

修涞贵道：“我很欣赏晚清时候，有人写的一首描写月亮的诗，他说‘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修正哲学’虽然仅是‘一钩’，却足可照明天下。”

记者们连连点头，大家不得不对修涞贵的回答表示钦佩。

这时，有的人可能感觉到，从开始发问到现在，记者的思路一直是被修涞贵牵着跑的。也许是要改变这个局面，一位一直悉心倾听、年纪较大些的人开口问道：“修董，我想请问您另一个问题，你到处提倡‘修正哲学’，宣扬‘修正哲学’，是不是和你姓修有关系？和企业名称叫修正药业有关系？”

这可是个敏感的问题，众人一阵活跃。

修涞贵笑道：“当然有关系。因为我姓修，这个姓，《百家姓》上可没有。这叫什么？这叫‘物以稀为贵’嘛。所以我对修字比较敏感。”

修涞贵继续说道：“我看到宪法有‘修正案’、导弹轨迹有‘修正值’，这就让我产生了逆向思索，‘修正’既不是对事物的根本颠覆，也不是对事物的彻底否定。世界上的事物没有一成不变的，‘修正’只是在原来基础上的增加和减少，这有什么不对？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企业的管理，我发现‘修正’两个字，具有哲学思想的全部内涵。”

“全部内涵？”那位提问者的惊讶，已经不仅仅表现在脸上。

修涞贵笑道：“是的，全部内涵。请不要惊讶，我若说得不对，请您指正。我们知道，研究和解决立场、观点、方法问题是哲学的主要目的之一。我们先说这个‘正’字。‘正’与‘不正’，都和我们的观点、看法有关，其实，这就是哲学的‘认识论’。如果，你认为‘不正’，那就要‘修’。怎么‘修’，用什么办法‘修’，就是哲学的‘方法论’。您认为这个解释还说得通吗？”

不知为什么，提问者不再回答，他几乎僵到了那里。

一道道难题都被通盘解析，一个个疑问都被从容化解，有的记者感叹道：“与智者谈话，如沐春风。”

大盛因为堵车，一直被困在通往市区的八达岭高速路上。等他赶到会场的时候，招待会都快要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