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探索，一朝形成。以“形而上”审视“形而下”的“过分”和“不及”。

每个企业家都会面临诸多诱惑，修涞贵也不例外。

最能让人动心的就是，不少人劝修涞贵去搞房地产开发。有人说，可以在长春、在北京的黄金地段搞到土地，愿以土地为投资与修正药业合伙建造商品房。有的开发商的楼盘建设已经开工，中途因为贷款不到位而停工，希望修正药业能够入股或接手。

许多人都知道，在房地产开发方面，修涞贵是个地道的“内行”。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就是通化交警支队盖办公大楼的施工监理。他代表甲方对工程进行严密监督。尽管乙方对他的苛刻表示过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因为他的指责不仅理由充分，就连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也高人一筹。

“龙王爷的儿子会凫水。”

要说搞土木建设，修涞贵身上可不缺少遗传基因。他的父亲修文彬是通化市鼎鼎有名的土木工程师，人称“活鲁班”。说到遗传，还得说说修氏家族身世。修涞贵的祖籍是山东高密。和大家一样，不论向前追溯几代甚至十几代，我们无一不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大概是在一百年前，也就是大清国摇摇欲坠的时候，齐鲁大地的不少乡里，就纷纷传说一个喜讯，关外“开禁”了。“关外”指的就是现在的东北地区。

当年，她是大清王朝的肇兴之地，传说中满人祖先，就是因为仙女在长白山天池沐浴时，误吞了鲜果而生的。从顺治入关到宣统倒台，三百多年间，不断有皇帝诏曰：不管是长白山还是周边的土地，一律不准动土，以防刨坏了龙脉。

“开禁”，就是没人管了。还有人说，那个地方是“棒打獐子，碗舀鱼，野鸡飞到砂锅里”。

土地是黑色的，那个肥！抓一把都能攥出油来。

就是在这样的前景诱惑下，河北、山东的农民纷纷离开家乡，“逃荒”去关外，从而卷起了一股大规模奔向东北的“移民潮”。

有人这样形容当时的情景：在山海关外黄尘滚滚的古道上，步履蹒跚地走着一群群来自山东、河北的贫苦农民。他们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几乎全部家当都担在男人的肩头，一头挑的是锅碗瓢盆，一头挑的是孩子。裹着小脚的年轻女人，跟在后面一拧一拧地走着。他们只是机械地向前移动，不知道目标在哪里，也不知前方是何方……

修涞贵的爷爷，就是这样带着全家，走到东北来的。在清源县的大山里安了家，依然是开荒种地，靠着从土里刨食为生。修涞贵的父亲名叫修文彬，一直是这个家庭的主要劳动力。长到17岁，才在冬闲的时候念过两个冬天的私塾。

“人生识字忧患始。”

也许就是从读到了《三字经》上的“考世系，知始终”“幼而学，壮而行”这些话，让他知道了中国的历史很久远，“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他不再安心务农，一心要“壮而行”，一心要到外面去闯世界。但是，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从春忙到夏再忙到秋，家里、地里哪件农活都离不了他。直到他24岁娶了妻子，家中又添了一个劳动力，老人才准许他走出大山。

辽宁省抚顺市的原名叫“千家寨”，不知怎么弄的，传到大山里，就变成了“千金寨”。既然叫“千金寨”，大概就是遍地黄金。修文彬就是带着这样的淘金梦，走进了“千金寨”。

只有走到跟前才能看清，这里既不叫“千金寨”，也根本没有什么黄金。有的是乞丐，冻饿而死的“路倒”。

在那里有一个最容易找的工作，就是到露天煤矿里去背煤。背煤，本不应当是人干的活计，如此超重的背负，应当由牛和马来完成。

可是，煤矿老板经过计算认为，完成同样的数量，用人，比用牲口可以减少15%的费用。因为人需求的费用可以降到最低，而牲口却得保证基本吃饱。

于是，露天矿采下的煤，主要靠人背到货场。修文彬在那里背了三个月的煤。工钱本来就很少，再经过工头的七扣八扣，到手的已是微乎其微。就在他几乎累得筋疲力竭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命运。

他每趟背煤都要路过一个木工的工棚，那里总有几个有“手艺”的木工在那里做活。因为是靠手艺吃饭，据说他们一个月可以挣到两块大洋，这让修文彬好不羡慕。

一天，修文彬发现一个叫阎相吉的木匠师傅，躺在远离木工房的一个简陋的窝棚里呻吟。原来，这个阎师傅患有严重的痔疮，疼得不能动弹。矿主叫人把他抬到这里“养病”。其实，就是让他等死。

修文彬进了窝棚看望他，给他倒了一碗水。

阎相吉说他犯痔疮了，能治这个病的“獾子油”，在他的亲戚家，离露天矿有二十多里路。

收了工，修文彬问清了地址，就上了路，来回四十里，等把“獾子油”上好，已经是下半夜了。

隔了几天，阎相吉的病好些了，就让他找工头算账，离开这里，说城里有一家木匠铺，需要手艺人。

修文彬说，我不会干木匠活。

阎相吉说，我教你。

阎相吉带着他去找工头结账。工头说得扣这扣那，阎相吉就和他理论，最终为修文彬多争回来十几枚铜板还有几张纸币，大概能抵半块大洋。

就这样，两个人离开露天矿，修文彬学起了木匠手艺。

修文彬生性聪颖，悟性极高，在阎相吉的指点下，没用上两年，他就成了“千家寨”里一流的木匠师傅。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占领东三省。他们要修一条从通化到达鸭绿江边的铁路。终点站是“缉安”。缉安，是现今集安的原名，那里气候温和，雨水充沛，有东北小江南之称。修建这条铁路有一个最大的难点，就是如何通过一座名叫老爷岭的高山。日本的工程师在沿途勘探。

缉安铁路招工的消息传到了“千家寨”，听说给手艺人工钱挺高，修文彬闻讯就带着阎相吉来到了通化报名。

那时，阎相吉只有四十来岁，他自幼父母双亡，是姐姐把他养大。就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却患上了在当年可以说是不治之症的“痔漏”。他无儿无女，至今还是孤身一人。他的病时好时坏，三天两头疼得不能动弹，就得躺下。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修文彬有个打算，他走到哪里，就要把师傅带到哪里，一辈子要像伺候父母一样伺候他。

铁路工程浩大，仅木工就有几百人之多。而在这几百人中，只有修文彬能够写下所有工人的名字和钱数，工头就让他给他当半个文书。

日本监工发现阎相吉是个病人，就要把他逐出去。修文彬提出，愿意给木工们无偿记账，来顶替阎相吉的劳动。

当时修文彬只是修路队伍里的一名普通木工，可是他对筑路测量、图纸设计、距离计算都感兴趣。一年下来，他已经可以画简单的图纸了。

就在这年年底，木工队出了一件大事儿。领着几百人干活的工头，从日本人那里领到全部工资以后，走到半路，却拐上另一条道，携款潜逃了。工人拿不到工资，无法回家过年，几百人乱成一锅粥。

最后，大家决定选出一个人，代表大家和日本人交涉。此计一出，大家都把目光投向识文断字的修文彬。

众望所归，修文彬只能临危受托，与几个工人一起，去和日本人交涉。交涉的意见就是能够预借明年一、二月份的工资，好让工人回家过年。日本人同意了这个意见，但要修文彬保证，领到工资的工人在春节过后能够准时回来上班。有一个人不回来，就把他送到监狱去“顶账”，要不，就把他当成“马路大”送到研究所去。

这是一个不小的难题。修文彬回到住处，把话跟大伙说了，大伙一听，说要签字画押。有的说要对天发誓，谁拿了钱不回来，天打雷劈！修文彬把大家画了押的账本，交给日本人看。

日本人同意预借工钱。修文彬带着钱回到住处，把钱发给大家。

快过年的时候，修文彬把阎相吉安排给几个不回家的工人照看，他带着钱回到家。他要回家做个交待，万一有哪个工人不回来，他就得进监狱“顶账”。日本人的监狱可不是好蹲的。灌辣椒水、坐老虎凳不说，弄不好，就把你送到“马路大”研究所去。

“马路大”在日语里就是“原木”的意思。所说的“马路大”研究所，就是臭名昭著的“细菌研究所”。那里一直拿活人做细菌试验，这是当时日本人经常拿来吓唬中国人的一句话。

过了年，到了开工的日子，修文彬赶回工地，让他惊喜的是，所有工人一个不少，全都回来上工了。日本人认为，这个“修”，在工人中很有威信，就任命他来当木工“把头”。“把头”就是今天的工长。

当了“把头”，除了要为工人办事，更有机会接触施工中的高难技术，比如道路测量、桥梁建设、涵洞和隧道建设等，他都想弄个清楚。

到了第二年的夏天，铁路修到了老爷岭山脚，日本人拿来了经过一两年才设计完成的“老爷岭隧道工程图纸”。

如果说，读了两个冬天私塾，会让他想到改变命运走出大山。而今，他在这个工地已经三年，所见、所闻、所学到的知识，已经让他成为整个工程中，级别最高的中国技术人员。

整个铁路沿线，归他指挥的早已不仅仅是木工，而是筑路、筑桥和打通隧道等多个工种和上千名工人。拿到图纸，他和技术人员、工人一起研究，如何打通这个在当年修建铁路史上难度最大的隧道。因为我们看到的所有隧道几乎都是直的，而老爷岭隧道，要在山里拐一个弯。

打通隧道的工程即将开始，修文彬心里总是放心不下，他一直觉得这个图纸有毛病，但他一时又说不清楚。他放心不下，夜里睡不着觉。他点着了油灯，再来仔细察看图纸，终于发现，图纸标明的数字和图样的弧度不同，按照这几个标明的数字施工，火车无法钻出山洞。

第二天一早，他就找到全面负责施工指挥的日本总工程师，向他反映这个情况。

工程师大吃一惊，他不敢相信这样的重大问题，竟然会被一个中国人发现。因为这个设计是全日本最权威的设计单位绘制出来的，出于对权威的敬佩，他对图纸并没有认真查验。他不敢随便修改这份图纸，只能向上汇报。

设计人员又从日本赶来，重新审查图纸，重新实地勘察，果然发现重大错误，立即进行了修改。日本的设计人员和工程师，对“修”连声表示感谢。

又过了两个年头，老爷岭隧道按照修文彬的修改方案终于顺利打通，火车钻出隧道，直奔缉安。

结束了通缉铁路的修建，日本人邀请他参加下一个铁路的建设，修文彬拒绝了。这一年，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他决定定居在通化，他把母亲从山里接来，在繁华的街口，开设了一个木匠铺，招收了几个徒弟，把阎相吉也接到家里，又开始过着靠手艺吃饭的生活。

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国民党和解放军在通化打起拉锯战。解放军在撤出通化的时候，为了阻挡国民党的进攻，炸断了浑江上唯一的水泥大桥。

一年后，解放军二次解放通化，为了便于浑江两岸的交通，根据当时的财力，决定建造一个木制大桥，并在通化市开始招标。

通化市不少建筑公司参与竞标。修文彬闻讯，认为自己有能力为通化市民解决这个交通的最大难题，结束老百姓从市里去火车站要乘船摆渡的困境。他连夜在家中绘制大桥的建筑图纸。他没有助手，也没有多少仪器，只有凭自己的土办法，通宵达旦画个不停。一连十几个日日夜夜，他终于画完了图纸，交了上去。

隔了几天，一位解放军的后勤部长来到修文彬家中，详细询问他的学历和历史。当他听说他只上过两个冬天私塾的时候，惊奇地瞪大了眼睛。(www.daowen.com)

这位部长说：从日本人手里偷着学来的本事，照样可以为共产党服务。我们看了十来份竞标的图纸，认为你的设计最符合实际，价格也最合理，有好几份的价格都比你低，我们不想采用，那样的价格会让工程半途而废。

修文彬不善辞令，只是默默点头。

部长说：“如果你有时间，现在就跟我到后勤部去，商量开工事宜。”

修文彬有点半信半疑：“大桥交给我来建了？”

部长拍着他的肩头道：“我都了解过了，你帮日本人修过铁路，当过近千人的大‘把头’，工人们对你印象不错，说你心肠好，从没坑害过谁，有中国人的良心。我们决定，把修建浑江大桥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朔风怒吼，大雪漫天。大桥修建是在冬天开始的，千余名工人在冰封的浑江东西两岸摆开了战场。新桥就建在原址附近，玉皇山脚下机器轰鸣，钢铁、木材堆积如山。取暖的篝火旁，大家围着修文彬听取他下达一项项指令。作为承担通化市有史以来最大的工程项目的全权指挥的修文彬，那一年刚好40岁。

他首先指挥打洞破冰，然后建造围堰。再把围堰里的水抽干，才能把横江排开的十几个桥墩稳稳地建造在江底的岩石上。桥墩建好后，再吊装钢制预件，搭建桥身……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曾经出现过接近零下40摄氏度严寒，加上还有国民党要二次占领通化的谣言，工程进度慢了下来。修文彬急了，他下令扩大施工队伍，把“两班倒”改成“三班倒”。歇人不歇机械，施工日夜不停。他干脆就住到了江边的工棚里。日夜守在工地，因为每个班里都有现场问题需要他来解决和定夺，整个一个冬天，他没睡过一宿“囫囵觉”。连大年三十晚上的那顿饺子，都是由孩子送到江边的。

大桥的建设进度明显加快，终于赶在第二年开江前，如期在桥面上铺下了最后一块钢板。

通车典礼那天，通化市的党政要员和解放军首长悉数到场，十几辆拉着野战炮的美制卡车徐徐通过大桥，两岸同时燃放起鞭炮。一桥飞架，浑江两岸变成通途。

那位后勤部长拉着修文彬的手说：“感谢你为东北解放立下了大功！”

“修文彬寒冬建江桥”也成了当时流行的一段佳话。

这座大桥虽是由木头建造，却是坚固无比，它在浑江江面上挺立了十多个春秋。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又新建起一座钢筋水泥大桥，才把它拆除。

如果说，建造一条横架在大江两岸的桥梁，展现了修文彬高超的建筑水平和指挥能力。而在通化市的另一项重要建筑中，展现的是修文彬高超的智慧。

1953年，为了纪念著名的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党中央决定要在通化市修建“杨靖宇烈士陵园”。地址选好后，开始施工。谁知，工程进展并不顺利，开工不久不得不停了下来。

由于山坡的土质问题，陵园围墙修建屡建屡塌，工程无法进行。从全省各地邀请来的众多的设计和土木建筑方面的专家，围着工地转了一圈又一圈，一连商量几天也没拿出解决的办法。

有人建议易地改建。

可是，大部分建筑材料都已经运到山上，易地改建，谈何容易？就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有人想到了修文彬，请他来帮助“会诊”。修文彬看了地形，观察了土质，当即提出一个既简单，又出乎众人意料的设想，借鉴修建铁路的经验，建造“地桩镂空围墙”。

修文彬没上过大学，连中学也没上过，更没有什么文凭。他有的是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聪明和悟性。“地桩镂空围墙”的想法，就是从建造铁路和桥梁的实践中演化而来的。铁路建设要经过各种不同的地质土层，解决的办法多种多样，地桩固定就是其中一种。修建桥梁更不用说，它是建在水上的，桥桩也是同样原理。

市领导认为，这个想法切实可行。不仅可以解决建造围墙的困难，还可以让围墙更加美观。于是当即拍板，把“杨靖宇烈士陵园”施工建设的指挥权，交给修文彬。能为杨靖宇将军修造陵园，修文彬感到非常荣幸。

他在日伪统治时期就听说过杨靖宇将军的大名，从通化到集安的铁路沿线，正是抗联活跃的地区之一，修建那条铁路的时候，日本人不得不派出重兵把守，对工人也施行严密监视。有几个筑路工人，把粮食和棉衣送给了抗联战士。修文彬也权作充耳不闻，从不声张，当日本人发现疑点开始追查时，又是修文彬的搪塞，让几位工人涉险过关。从此，工人们都把“修把头”当作自己人。

烈士们用血肉之躯，换来了祖国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修好陵园便是对烈士最好的纪念。

为了精益求精，修文彬与从东北鲁迅美术学院请来的教授，一同研究陵园图纸和装饰图案的设计，进行了切合实际的修改，在他认为完全满意的时候，施工正式开始。

最先开始的是围墙建造。因为许多人都在关注“地桩镂空”设计的可靠性。依照修文彬设计的地桩，按一定的距离深深打入地下，成为围墙的坚固支撑，着力在地桩上的镂空围墙，克服了地层条件的影响，稳稳地站在地面上，成为陵园一道亮丽的景观。

修文彬充满智慧的设计成功了，解决了陵园修建的关键难题，“活鲁班”的名称也就从此叫响。

到了滴水成冰的时候，陵园的建设停了下来，工人们放了假，整个陵园工地只有修文彬领着两个更夫守候着。

在夏天进木料的时候，他就发现在木料堆中有几根黄杨木，那可是搞木雕的好材料，他让工人把黄杨木抽出来，做成木板。到了冬天，他又拿起刻刀，开始镂空雕花。雕花的手艺是他在“千家寨”当木工时学到的，但他一直认为木匠教他画的样子不好，雕出的动物，不是头大就是脚大，用美术的术语说就是“比例不匀称”，好在那位“鲁美”的教授常来，他就请他设计了“龙凤呈祥”“花开富贵”等图案，一刀一刀地刻了起来。

整整一个冬天，他雕刻了十几块三角形状的吉祥图案，还刻了大部分门窗的镂空窗棂。

历时两年，陵园建成，修文彬亲手雕刻的三角形吉祥图案，分镶在正殿柱梁交接处，生动的飞龙，绚丽的牡丹，为整个建筑增添了华丽的光彩。

此后，他成为通化市建筑工程公司的土木工程师，参与和指挥了像英额布水库、军分区大楼的施工建设，以他的聪明和智慧，不断地解决施工中遇到的难题，成为通化市建筑业著名的领军人物。

那位当年的木匠师傅阎相吉，十几年来，一直养病住在修家。在修文彬接手修建杨靖宇陵园的那年，终因久病不治而去世。修文彬把他葬在亡妻的墓地附近，为的是让孩子们在为母亲上坟的时候，也能给阎师傅烧纸祭奠。

修文彬共有八个子女，几个在外地工作，有的年龄还小，但他唯独对修涞贵情有独钟。从修涞贵十多岁时起，他就经常带他到工地上玩，为的是让修涞贵熟悉和喜欢那种忙碌的工地气氛。“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停课，修涞贵无法上学，修文彬也退休了，父子二人开始走乡进村为农民做木工活计。

其实，修文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把自己一生积累的技术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儿子。

因为有名气，修文彬退休后，还有不少搞基建的甲方来请他做监理。只要修老爷子喝着茶水，往那一坐，保你工程建设的质量是一流水平。没有哪个施工队伍，敢在“活鲁班”面前偷工减料。

修涞贵就这样寸步不离地跟随着父亲，时间长达五六年。从使刨子，用斧子；从做板凳到复杂的家具，无不受到父亲的亲自指点。

在基建工地上，又是另一个课堂，从开挖地基到砌砖抹灰，从打圈梁到高楼封顶，老爷子无不讲得详详细细。

那时，修涞贵年轻力壮，又聪明好学，几年下来，不论是当木工，还是搞基建，都称得上是技艺超群。

尽管后来修涞贵当了交通警察，一身的手艺还在，业余时间做家具，成了他的唯一爱好。

通化交警支队要盖大楼，由他来负责管理和监督，对修涞贵来说，既是一次实践，也是一次检验。

节约两百多万元，建起一流大楼，修涞贵确信已经得到父亲的真传。

如果不是当初接手了那个“袖珍药厂”而“贻误终身”，修涞贵肯定会成为一个成功的经营房地产的企业家。可以说他的血管里，流的就是土木建筑的血液。

房地产，这十几年一直是如火如荼，有的人一夜成名，有的人一夜暴富。可以想象，若是修涞贵闯进房地产行业，将会是何等景象？

不是没有进军房地产的冲动，在2002—2003年，他几次与房地产开发商接触，有了怦然心动的感觉。也不是没有进军房地产的实力，他要进军房地产，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资金，盖起一幢幢超一流的商品楼盘来。

可是，一连几年下来，修涞贵依然在制药业打拼，没有越雷池一步。

有人说他性格保守，有人说他不能像许多人那样“与时俱进”，也有人说他缺乏多种经营的头脑……凡此种种，不能不让修涞贵坐下来，对是不是进军房地产，再做一番权衡。

这些年来，修涞贵想问题似乎已经有了一个模式，那就是想要站得更高一点，再高一点。

不管是谁，每当想到要搞房地产，眼前一定会出现精致豪华的高楼，成片的高层社区，流水似的现金，涌进的住户……只要眼前出现这样的情景，不相信有谁会无动于衷。若是再早个七八年，修涞贵会被这样的前景搅动得彻夜难眠，甚至半夜爬起来开始谋划，恨不得第二天早上就开始实施。

也许看过了太多的成与败，再想到这些的时候，有一句话突然冒了出来，那就是《周易》中的“形而下者为之器”。如果说眼前这一切都是具体的、实在的客观存在的“器”，那他一定要找到一个可以分析这些客观存在和认识这些客观存在的理性思维，那当然就是“形而上者为之道”的“道”。

站在这个高度，来分析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楼盘和别墅群，修涞贵的心一下子冷静下来。

他反复权衡自己的精力。

精力，通而俗之的解释就是精神和力气。作为一个制药企业的董事长，他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产品营销这个关系企业生死存亡的要害部门。那么强大的营销队伍，分布在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每个省的“省总”要是一天只和他通一次电话，每个电话只限十五分钟，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他每天用来接电话的时间，就是七八个小时，几近一个人一天的工作量。

何况与他通话的不仅仅是各地“省总”，还有公司的各个系统。他每天如果不工作12—14个小时，许多疑难问题，就无法及时得到解决。拖下去也是可以的，但是，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销量开始下滑，再拖下去，拖不了多久，销量会跌到谷底，甚至难以回升。

假若他再开辟一条房地产开发的战场，那将会是什么情景？他不敢再想下去了。

不用说，就他目前的状况，再去开发房地产，就犯了一条大忌“过犹不及”。

当然，这些年的诱惑还远远不止这些，去搞证券？去搞旅游？每个具体的、现实中的情景，都是那样具有魔幻般的吸引力。

但是，要是用“道”的观点来看这些“器”，来看“这些过分”，这些诱人的东西就会失去那些浮华的魔力。

这几年，修涞贵正是这样辩证地思考问题，这样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行”与“止”。

这样的决策方式，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惯性的思维模式。也许，在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这种思维模式，就是用哲学思想指导的一种“理性思维”的模式。

当然，他也没意识到，这将是他创立“修正哲学”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