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为《周易》而说《周易》，只因《周易》是他思维中的源头活水。

大盛回到住处，迫不及待地掏出那张纸，坐在桌前看了起来。

原来，这看似简单的两条鱼，却包含了那么多的意义。当然还有修涞贵没有说到的阴阳五行和由它而衍生的中医理论。

《周易》并不完全是宣扬占卜的书，也不完全是宣扬迷信的书，而是充满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教科书。这是修涞贵的观点。大盛桌上的一本介绍《周易》的书上，就明确地说，《周易》是古代用以占卜的书。大概，不少现代研究《周易》的人，也都是这样说的。

那么，修涞贵为什么与众不同？这是大盛急切想要弄明白的问题。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要挤，总会有的。”大盛真是佩服说出这样名言的人。修涞贵尽管再忙，还是挤出时间，在第二天要吃晚饭的时候，领着大盛登上了修正大厦的顶楼。大厦的电梯只到15层，上16层得沿着楼梯走上去。整个16层是一个健身房。

房中的窗户高大宽敞，充满阳光，四周摆放着不少高档的热带花木。几台跑步机，乒乓球桌，一个安装在墙上的篮球架，这是企业高层员工休闲的地方。

走出健身房，立刻感到晚风劲吹，原来是走上了楼顶。楼顶还有一个更高的平台，那里应该是第十七层。站在这个平台上，极目远望，足可俯瞰半个长春市。

时值春夏之交，傍晚的风习习生凉，站在高处，感到阵阵寒意，两个人又回到健身房。一张桌上已经摆好了酒菜，两个人相对而坐，两个人还是以“三不”为约，继续把酒纵谈。

据大盛观察，修涞贵的酒量不大，但是少许喝点酒，会大增谈兴。这次的酒还是散装茅台，当然让大盛暗自窃喜。说实话，大盛的酒量也不行，但是，在这样环境下“把酒临风”，心旷神怡，如沐春风，再加上顶级好酒，倒也可以多喝上几杯。谈话是以大盛发问开始的，他急切想要修涞贵解释，不少人都说《周易》是本占卜的书，为什么修涞贵的观点与众不同？

修涞贵呷了口酒，略作沉吟道：“你问这个问题，我又得从头说起。其实，我当初和大家一样，毫不怀疑地认为《周易》就是一本占卜的书。学会了算卦之后，也常给别人，甚至主动给人家算卦。算对了，沾沾自喜，可也有错的时候。我弄不明白为什么错、错在哪里。等到几年以后，我读了《周易·系辞》，有人说，这是孔子的学《周易》心得。从中并没有找到他如何指导人们算卦的理论。我们都读过《论语》，那是他的学生们记录他生前的语录。在那里，也找不到孔子关于算卦的说法。”

大盛没有读过《周易·系辞》，只能恭听。

修涞贵道：“你知道，孔子在世的时候，距离文王演《周易》的年代是很近的，大约相距五百年吧。为什么孔子能留下那样著名的名言：‘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而不去讲占卜呢？连司马迁也说：‘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就是说孔子反反复复地读《周易》，连穿竹简的皮条绳都断了三回。如果孔子这样刻苦地研读《周易》是为了算卦，他一定要大讲特讲，因为孔子是非常尊崇‘周礼’的，‘克己复礼’是他一生的政治主张。‘复礼’，不就是要复‘周礼’吗？要是《周易》是占卜之书，他能不大力推行吗？我们知道，他不但很少算卦，甚至我认为他可能很厌恶算卦，从他从不讲‘怪力乱神’的话，就说明了这一点。”

大盛道：“有人说孔子是个无神论者，这可能吗？”

修涞贵道：“不是可能，而是完全正确，他的确是个具有无神论思想的学者。”

大盛想了想说道：“从考古发现看，商代占卜很普遍，有很多的龟甲。”

修涞贵点头：“是的。可问题是，商代占卜多，未必周朝占卜就会多。因为周对商是革命是维新。《诗经》中有两句话，很值得注意，它是这样评价殷商与周朝区别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大盛道：“考古发现的龟甲，主要是殷商时期，到了周代就很少见了。”

修涞贵道：“准确地说，《周易》是一部可以用来占卜的书，请注意这‘可以’两个字。但是，它反映的哲理和思想，才是中华民族的瑰宝。20世纪70年代从长沙马王堆的考古发现，写于汉文帝初年的手抄帛书，完全可以证明，孔子是注释过《周易》的。上面还有这样的话：子贡问：‘夫子亦信其筮乎？’就是问孔子，你信不信占卜？孔子答道：‘我观其德义耳’‘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就是说，孔子是看其中的德和义，跟占卜之人看同样的书，但目的和归宿不一样。”

大盛感叹道：“不愧为至圣先师，确实有高于常人之处。”

修涞贵道：“可悲的是，在两千多年以后的今天，还有那么多的‘大师’在课堂上，在电脑前面摇唇鼓舌，大谈特谈占卜的灵验，真是可悲至极。”

大盛道：“别去管他们，还是谈你的见解。”

修涞贵长吁了一口气，似要吐出胸中的块垒：“方才我们说了孔子的态度，还有一点更为重要，司马迁在《史记》里，写到一个事实是，《周易》的六十四卦的爻辞，是周文王被纣王囚在羑里时作的。”

大盛点头：“羑里，在河南。”

修涞贵道：“说到文王以演《周易》，不能不说到中国近代研究历史的一个流派，就是被称为‘疑古派’的那帮人。他们出于要中国‘全盘西化’的目的，坐在书斋里，就凭着从古书里寻章摘句，就能说，经过考证，传说中治水的大禹不是人，是一条虫子。我们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而他们说商朝才是中国历史的开头，什么三皇五帝，什么夏王朝，都是司马迁等一帮汉代文人编造出来的。一下子把中国历史砍去两千多年。”

大盛：“我一向不关心历史，但是我听说这样的事情，也是一腔愤怒，我想，用‘数典忘祖’四个字来形容他们，是再恰当不过了。”

修涞贵道：“为了说明中国一切都不如西方，他们极力抹黑中国传统文化，把《周易》说成是占卜的书，里面没有什么哲学思想，《周易》也不是周文王作的，孔子和《周易》没有任何关系，进而说明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哲学。”

大盛道：“我知道，国家用了很长的时间，搞了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肯定了夏朝的存在，把中国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千多年，我想这些什么‘疑古派’该闭嘴了吧。”

修涞贵道：“前年，我见到了一位参与其中的科学家。我问他，司马迁写的《史记·夏本纪》里对夏王朝的记述准确吗？他说大致准确。我又问，对商王朝的记述呢？他说基本准确。我又问，司马迁对孔子和《周易》之间关系的记述呢？他说，根据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看，司马迁的记述，完全准确。”

大盛感叹道：“真得佩服司马迁，在两千多年以前，就能做到这样。”

修涞贵道：“我又问他，那司马迁在《史记》里说，‘西伯（周文王）囚羑里而演《周易》’，是不是也是准确的？”

大盛问：“他怎么回答？”

修涞贵道：“他说，从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要》里有句话：‘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这就可以佐证司马迁的记述是准确的。”

大盛道：“想不到围绕《周易》，还有这么多的曲折跟争议。”

修涞贵道：“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周易》对于中国人来说太重要了，所以有人就极力诋毁它、抹黑它。”

大盛道：“你的推断正是基于‘文王囚羑里以演《周易》’这个史实？”

修涞贵道：“是的。基于这个史实你就可以想象，作为一个随时都可能丢掉性命的囚徒，周文王的所作所为，以杀人为乐的纣王都会知道得一清二楚。周文王要是想写爻辞，我想，他一定是根据纣王喜欢占卜的迷信心理，得到允许，才能动手。”

大盛：“那是完全可能的。好像什么故事里说，纣王把周文王的儿子杀了，做成包子让他吃。”

修涞贵道：“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文王是一个很有雄心和韬略的大政治家，可以想象，那个时候，身陷囹圄的文王所最关心的是什么？我敢肯定不会是占卜，不会是问鬼神，而是西歧的安危与发展。在随时随地都会丢掉性命的环境中，他必然要急切地表达他的政治思想和观点。”

大盛抬手拍了下脑门：“对呀！借爻辞来传达自己的政治遗嘱，再披上占卜的外衣，才能让纣王不生疑心，真是一个巧妙办法！”

修涞贵道：“所以，我以为《周易》就是文王在被囚禁的时候，用占卜作为掩护，写给西歧周族子孙们的政治遗嘱。”

大盛道：“噫——这一定是个新观点吧？”

修涞贵点头道：“不少站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周易》的学者，有近似的看法，甚至有的就隔着一层窗户纸。”

大盛感叹道：“就这一层窗户纸，把多少哲人大贤挡在外面三千年。”

修涞贵道：“我其实也是‘无心插柳’。就是在那年参观羑里的时候，站在‘演易台’前，看着成片的蓍草和百夷考的坟墓，你才能揣摩到一个政治家在被囚禁时候的心理。你才会想到，周文王所作的《周易》如此神秘莫测，会不会是在这扑朔迷离的占卜外衣下面，传达某种信息？”

大盛道：“于是，你想到了政治遗嘱？”

修涞贵道：“是的，正有了这个想法，再回头看六十四卦的爻辞，就觉得是豁然贯通。”

大盛道：“验证了你的想法？”(www.daowen.com)

修涞贵道：“是的。如果先从六十四卦的第一卦‘乾卦’说起，这一卦就是告诫姬发和子弟们，如何才能成王。比如，乾卦的九三爻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这样的高度警惕和自省，正是在那种严酷的环境下，保存和发展自己的最好办法。包括文王自己，不也是‘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最后得到释放吗？第二卦是‘坤卦’，就是告诫辅臣和周族的家属如何为王和百姓服务，他们应当知道‘履霜，坚冰至’的严峻形势，而‘如履薄冰’。第三卦‘屯卦’和后面六十几卦，就是告诉百姓如何休养生息。以及他对天地万物和自然法则的认识和感受，包括许多做人、做事、军事、生产、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哲理，有的甚至是规定。我想，他用占卜的形式去表现这些思想，就像古今中外都有人用寓言来解释人生一样，用的都是极其聪明而又隐晦的办法，不然，文王早就得让纣王给‘炮烙’了。”

大盛点头：“借用占卜的形式，述说西歧生存和求变的哲理，你讲的似乎是有点道理。”

修涞贵道：“还要注意，就是《周易·系辞》里有两句话，我觉得非常重要。一句是：‘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翻译过来就是说，做人行为要安分，是《周易》的规矩。高兴时候应当玩的，就是六十四卦的爻辞。接着又说：‘君子居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翻译过来就是说，为了观察事物的现象，可以玩爻辞，为了观察变化，可以玩占卜。这里已经明确地告诉人们，描写事物现象的爻辞和占卜，都是一种‘玩’法。所以。古来就有‘玩《易》’的说法。如果《周易》要是像商朝时期用烧龟甲一样，来占卜重大军事活动和政治取舍的话，没有谁敢把它当成‘玩’的东西。我认为，魏晋时期的王弼所说的‘得意忘言’是有道理的。就是通过研究爻与爻之间的关系，去理解其中深层的含义。这是与孔子通过研究‘损’‘益’两卦，发现‘满招损，谦受益’如出一辙。”

大盛忽然问道：“哎！不对呀，如果说《周易》是周文王的政治遗嘱，那后人也会说明呀，至少孔子该说明吧？”

修涞贵道：“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似乎用你说的这一个问号就可以推翻我的这些观点。但是，经过一番思索和考虑之后，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

大盛想刨根问底：“你坚持的理由是什么？”

修涞贵道：“我想，既然《周易》是一个寓于卜筮，又隐晦难懂的政治遗嘱，在西歧周族所知其中奥秘之人，一定是少之又少。据说周文王被囚的时间长达七年，有的说是十年，不管具体几年，反正时间很长，在这段时间里，周族的人肯定不会向外透露半字。”

大盛点头：“那对，泄露了这个秘密，就等于要了那位还被囚在羑里的‘老爷子’的命。”

修涞贵道：“我们也应当想到，周文王的继承人，武王姬发也是一个聪明人。也许个中奥秘只有他才知道。他非但不能透露，他还会大力宣扬用六十四卦来占卜，是如何方便、灵验，以进一步掩盖其真实内容。”

大盛点头：“这似乎有点道理，聪明人会这样做。”

修涞贵道：“如果说，几年间，用六十四卦占卜已经被百姓奉为神明，已经变成了神道设教的思想支柱，武王伐纣成功后，还有必要告诉天下百姓说，这六十四卦只是个政治遗嘱的保护伞吗？”

大盛点头：“要说出六十四卦是蒙骗纣王的障眼法，是‘老爷子’玩的一道把戏，可能一下子就天下大哗了”

修涞贵：“是呀。这也就是从未有人破解出政治遗嘱的主要原因。”

大盛：“你说，孔老夫子知不知道其中的奥秘？”

修涞贵道：“至少，他已经有所揣测。”

大盛问：“何以见得？”

修涞贵道：“他不算卦，只求其中的哲理，似懂得其中深意。再一个是从《周易·系辞》中说‘作《易》者其有忧患’的话中，也可以看出一点端倪。”

大盛道：“他为什么不深究下去？”

修涞贵道：“如果说《周易》已经成为一个统驭人们思想的工具，出于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他也不会揭开这层面纱。”

大盛道：“有道理。那到底是什么时候，中国人把《周易》当成了真正用以占卜的书呢？”

修涞贵道：“周初、春秋、战国都有用《周易》占卜的记载。但是，据学者们考证，是自汉武帝时代，‘谶纬’盛行，加上一个叫京房的人，创出一套‘纳甲’‘八宫’‘卦气’等，一代代相传。到了宋代以后，朱熹注释《周易》，邵雍搞出《梅花易数》，把它弄得更加偏离轨道，等到了清代，更是愈演愈烈。当然，朱熹和邵雍也有贡献，据说，太极图就是他们弄出来的。”

大盛还是有些不解：“要是《周易》抛开占卜，还能告诉我们什么？”

修涞贵道：“它告诉我们的东西太多了，在《周易·系辞》中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说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这八个字，便成了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天道观’出发点。”

大盛点头。

修涞贵接着说：“《周易·系辞》的第二句话：‘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这八个字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中华文化中‘人道观’的理论基石。正是有了《周易》天道观和人道观作为支柱，才会有儒、道、墨、阴阳家在历史上的‘百家争鸣’，才能撑得起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思想大厦。”

大盛问：“除了思想理论，在科学艺术方面还能有启示吗？”

修涞贵道：“在中国本土，《周易》一直没有被很好地发掘。等到了明末清初，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才发生了一些变化。不论是意大利的利马窦，法国的金尼阁、白晋，还是比利时的柏应理，他们见到了《周易》都是如获至宝，纷纷翻译成自己国家的文字，向本国学者介绍。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从《周易》中得到启发，发现了著名的正反合辩证逻辑定理。我们都知道，马克思学说继承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合理内核。不言而喻，那些合理的唯物主义思想内核也不可避免地受了中国《周易》的影响。写过《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你知道吗？”

大盛：“知道，他娶了一位中国夫人。”

“李约瑟说：‘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由耶稣会士介绍到西欧。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番科学化，又回到中国。’我相信李约瑟的话，绝不是乱说的。所以这几年有一个说法。说马克思主义源于中国，也不是没有根据。”

大盛：“又是一个‘墙里开花墙外香’。”

修涞贵道：“这是一个让人感到悲哀的事实，而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并没有多少改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人们越来越关心个人的前途和命运，占卜之风又兴盛起来。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年勃然兴起的《周易》热，并没有摆脱历史的束缚，依然在算命、占卦中打转。一些出版部门大量发行一些什么‘预测大师’的得意之作，那些大师也无不把自己说成是神机妙算，有的甚至说可以预测体育比赛的胜负，至于给你算算啥时发财，啥时当官儿，更是家常便饭……一时间，又是一阵沉渣泛起。”说完，他端起酒杯一仰头，把酒干了。

大盛看出他心中的郁闷，便说道：“我认为，你对《周易》的研究已经进入一个层次，我希望你能为改变这种现状，作出一些努力。”

修涞贵点头：“面对《周易》这样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让古今哲人感到困惑的是，至今没有谁把中国哲学的精神及其价值理想，转化成为一种适应现代需要的操作程序，使之落实到现实生活层面。至少，我在这几年的企业管理和市场竞争中，不断地用《周易》的科学思想指导来改变我的思维方式，取得了一些成绩。其实，我正在思考，怎么样把《周易》的传统哲学思想带进企业管理之中，让它变成一个可以用以操作的规则和程序。”

大盛不由得一怔，他用审视的眼光看着修涞贵道：“原来，你研究《周易》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志在于山水之间呐。修董，以我作为资深经济杂志记者的所知，中国乃至世界的企业管理，只有系统管理和科学管理，还没有谁提出哲学管理的思想，你要是能提出一个哲学管理思想，落实到现实生活层面，运用于实际操作之中，可能……”他沉吟片刻，大概是在寻找恰当的词汇，接着便用坚定的语气说道：“可能会是——石破天惊！在中国和世界的企业管理领域，引爆一颗原子弹！”

修涞贵冷静地摆了摆手：“未必。”

大盛盯着他问：“怎么？你没有信心？”

修涞贵道：“不是我没有信心，是因为我根本没想把它宣扬到全国，更没想到把它宣扬到世界上去。”

大盛诧异地：“那你想……”

修涞贵道：“我只想在自己的企业里推行这个想法，让我的员工都用辩证的观点去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至少让我的产业主管和营销主管在决策的时候，能够把握什么叫‘过分’，什么叫‘不及’。这样，就可以让企业在发展进程中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至少，不犯大的错误。”

大盛道：“达者应当兼济天下，你这种想法肯定是太保守了，用《周易》的话说，这就叫‘不及’。”

修涞贵摆手道：“岂敢枉称‘达者’？如果一个想法能够‘独善其身’，也就应当满足。今年是2002年，也许，今后两三年的发展，能够验证哲学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到时候，你可以再来看看。”

大盛道：“那是当然。你说《周易》当初不是占卜之书，让我顿开茅塞。我日后也想继续摸索下去，不懂之处，再来请教。”

修涞贵点头：“共同切磋。”

大盛又说：“本来，我想问的问题，是关于企业的问题。可是，因为那一个条幅，把我们引到了《周易》的讨论上，倒把主题给冲淡了。”

修涞贵摆了摆手：“不一定是冲淡，也许我们正在探讨的是经营企业的无价之宝。”

大盛点头道：“是，我也觉得大有收获，至少在看待事物的变化和发展方面，有了新的见解。既然这样，我就再问一个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你说说，算卦到底灵不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