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代,“黑五类”掩窗密语,薪尽而火传。
大盛是个既细心、又认真的人。他用了将近一周的时间,采访了新老员工二十多人。不仅了解了修涞贵从1995年5月进入这个小药厂的经历,也了解了工厂易地改造的过程,还得知了当今唯一的胃药驰名品牌“斯达舒”的问世经过。他算了算,走过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路程,只不过用了三年多一点的时间。
而就在这弹指一挥间里,修涞贵却把一个负债400万元的袖珍小厂,变成了年收入超亿万元的大型企业。为什么有的人、有的企业努力一辈子,也走不完这段路?
大盛似乎感到,他对修涞贵越是了解得多,就越发觉得琢磨不透。比如说,他就弄不懂,为什么修涞贵在“三株药业”如日中天的鼎盛时期,却能准确地断言,“三株”将走向衰落。大盛在采访期间,曾听几个人说过,修涞贵几次谈到对“三株”前景的预见,都非常精准。比如他说过,“三株”是为咱们培养市场人才。等到“三株”垮台,果然有几百名“三株”的市场销售员到了咱们厂。再回想他当年说过的话,觉得修涞贵真是“神”了。
还有,修涞贵为什么不按当时的市场规律出牌?想要把“斯达舒”推向市场,却有大半年的时间,死活不打广告?
还有,为什么他明明知道那位姚总提出下市场,将是一去不归,为什么还同意他“下市场”,并且让他带走一批产品?
还有……
从上次接风交谈已经一周多没有见到修涞贵了,大盛要再和他谈一次,问他几个不解的问题。
陪同的人告诉大盛,董事长在长春等他。通化和长春相距300多公里,正在修路,据说在修一级公路,路修好了,来往通化长春之间,顶多三个小时。
现在,大盛只能坐火车去长春。
软卧车厢的另外三个人,是通化市区政府的中层领导,他们是到长春开会的。听说大盛正在采访修涞贵,其中一位副区长感慨地说道:“你选对了采访对象,是应该好好写写他。通化市制药企业不算少,大大小小算起来也有六七十家,将来能够做大做强的,非修涞贵莫属。”
另一位领导摇头,显然他有不同观点:“一个交通警,半路出家,能干出什么大名堂?”
那位副区长道:“办企业,干大事,得要宅心仁厚。前年,通化市制药厂几百下岗工人因为对安排和待遇不满,到市里上访,要进京告状。市里领导找了好几个大药厂,想让他们帮助安排这些工人。那些厂长一听,头摇得就像拨浪鼓,一百个不行。”
第三个人说:“那是,那些工人平均年龄都在45岁以上,不光是接受他们,还得替他们还上七八百万的欠账,谁是傻瓜?”
“后来怎么办了?”大盛问。
那位副区长道:“后来,市里实在没招了,才想找修涞贵试试,看看他能不能帮助市政府解决这个最头疼的问题。没承想,市领导一说,修涞贵还真的答应了。”
大盛在修正药业新厂区的大墙上看见过“修正药业集团通化市制药有限公司”的名字,却不知道还有这样一番来历。
“钱也还了吗?”大盛追问下去。
“还了。那时候修涞贵刚刚搬到新厂区,也不是很宽裕,但他还是咬着牙,拿出七百多万,收留了这些工人,老制药厂才恢复生产。我当时就认为,这个修涞贵心眼不错,将来能成大事。”
那位摇头的领导又说道:“老制药厂是五十年代的厂房,根本不符合现在制药企业的要求,修涞贵捧了个刺猬。没办法,他又拿出好几千万盖新厂房,这明明是个赔本的买卖,有钱干什么不好?偏这么折腾。”
大盛这才算是知道了盖出那片新厂区的原因,他想继续问下去,可惜,时间太晚了,列车员催促大家休息,谈话只好作罢。
夜深了,列车隆隆驶向前方,邻近的铺上传出鼾声,可大盛却难以入睡。
咬着牙,拿出几百万元,安排几百上访告状的工人重新上岗,既解决了工人的生活困难,又解决了百姓和政府的矛盾,尽管做了这样一举数得的好事,也难得到一致的评价,真不知修涞贵听到这些议论该做何感想?
第二天清晨,列车抵达长春,迎接大盛的人已经在站台等候。一辆轿车拉着大盛穿过市区,来到长春技术开发区。
远远就能看见一座船形的红色高楼,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耀眼。楼顶上,竖立着“修正”两个大字。“俺们修正大厦,可是开发区最高的大楼。晚上,‘修正’两个大字一亮,隔老远就能看见。”司机大李不无自豪地说。
大盛在通化就没少跟修正的基层员工交谈,几乎每个人都能跟你说出值得他自豪的事情。
“在‘修正’上班,老牛了!一听你是修正的,修车,买东西都能砍下价来,大企业嘛,信誉又好,谁不愿意交这样的回头客?”这是一直在采访期间给他开车的金师傅说的。
董事长办公室在大厦的15层,修涞贵在门口迎接他。
办公室宽敞气派,占了整个楼层。屋中最醒目的是老板台后面,修涞贵自题的条幅。上写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字,写得很工整,也算中规中矩。
大盛见过不少老总的办公室,大都挂着和达官贵人合影的照片,要么就是展现到国外访问或披红挂花的荣耀。冷不丁看见写在宣纸上的两句古老的格言,倒觉得有些意外了。
修涞贵请他同进早餐。修涞贵的早餐很简单,一碗麦片粥,一片面包,包裹着青菜的几片香肠。为了款待客人,厨师特地给大盛做了两个单面煎的鸡蛋。
“你出国很多次了吧?”大盛边吃边问。
“为什么不像其他一些企业的老总,在办公室里挂这些照片?”大盛问。(www.daowen.com)
修涞贵沉思片刻道:“挂那些照片有意义吗?”
大盛回答道:“谈不上意义,至少,可以让人感到这里的主人见多识广。”
“你没有见到这样的照片,就以为我孤陋寡闻吗?”修涞贵反问。
大盛连忙说道:“那当然不是,你肯定见多识广,多得让我弄不懂,广得让我看不清。”
“哪些方面?”修涞贵望着他。
大盛道:“办企业的方法,营销的方法,还有……在办公室挂一个古老的格言。”
“回答你的问题很困难,因为要说起很多久远的事情。两难之中选其易,我先回答‘格言’的问题。”两个人吃完早餐,服务员送来了茶水和点心,两个人就在餐桌前继续交谈。
“人,初涉世事的时候,一切都是新奇的。”修涞贵陷入回忆之中,缓缓说道:“我得到这两句话,有一个过程。那是我在十六七岁的时候,跟着我父亲到离通化几十里的乡下给人家做家具。那一家是个有什么历史问题的‘黑五类’。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的‘专政’搞得挺邪乎,我们是经过当地公社保卫组批准,才允许给他家儿子娶媳妇打家具的。连我们爷俩进村的时候,也受到保卫组的审查。确认我们爷俩不会跟他家搞‘反革命串联’,才允许去他家。”
大盛实在想不出,当年打家具和《周易》的“格言”会有什么关联,只能静静地听着。
“到了他家,见到一位老人,拄着棍子,在他儿子的搀扶下,告诉我们‘木料’在什么地方,要打什么样的家具。这个老头,尽管瘦得皮包骨头,你一见面,就能感觉出不是普通的农民,因为他身上透出儒雅的风度。接着,我开始根据父亲的指点,破料,用刨子推光……”
大盛好奇地问:“你的手艺行吗?”
修涞贵自信地答道:“龙王爷的儿子会浮水。我父亲是通化有名的‘活鲁班’,我的手艺能差吗?”
说起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修涞贵的脸上充满孩子般的天真:“活儿,当然都是我干,老爷子就是在一边喝着茶水,指指点点,干出来的活就是一流的。其实,他家要的就是做一个立柜,一个炕柜,几把椅子,这些对于我都是轻车熟路,可以说是样样拿手。
进门不久,我开始干活,选木料,推刨子。两个老人就坐在炕上唠了起来。原来,我父亲认识他,这个老人当年在通化是个名人,是清军入关后,留守东北看护隆兴祖坟的皇族后裔。”
大盛道:“皇族后裔,至少沾着点王气。”
“光绪末年,他曾被官派到日本留学。”修涞贵接着说道,“回国以后,赶上辛亥革命,大清王朝覆灭,他就在通化教书。日本人统治时期,溥仪当了皇帝,他也做过重兴大清的梦,当过一任通化的税捐局长,因为和主管的日本人闹了矛盾,一气之下辞官回家。在国民党军队占领通化的时候,他又当了一个多月的副市长。虽然只是挂个名,却给他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他被定为‘重大历史反革命分子’,赶到农村监督改造,成了这个村的头号‘黑五类’。”
大盛听着,只是默默地点头。
修涞贵带着唏嘘的口气,讲述着老人的传奇经历:“我在干活的时候,发现两个老人越谈越近乎,我偶尔听到两个人在谈什么‘阴阳鱼’‘太极图’……到了晚上,那老头拉上窗帘,把我喊了过去,从炕席底下拿出一本线装书来,这本书就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周易》。”
大盛感慨地:“在那个环境里,能保存一本《周易》也真不容易。”
修涞贵点头:“是的。我父亲对《周易》也有所了解,他做土木工程一辈子,对‘过分’和‘不及’最为敏感。他教我做第一件木工活,讲‘卯’和‘榫’关系时候就说:不能‘过分’,也不能‘不及’,最好的手艺人就是得做出‘致中和’的活计来。我后来也总琢磨这几句话,慢慢就琢磨出,不‘过’,也不‘欠’的‘中’才能‘和’的道理。原来,他们两人都认为是遇到了知音,所以才能谈得那么热乎。后来,我父亲告诉我,他听得出,这个老头是真有学问,才把我招呼过去,听这个‘黑五类’讲《周易》。”
大盛喝了一口茶:“这是你第一次听到这两句‘格言’?”
修涞贵摆了下手:“你弄错了。这两句话不在《周易》中,是我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后十多年系统读《周易》时候,在《周易·系辞》中读到的。”那位老人开宗明义就对我说:“《周易》是读不懂的,只有听讲,才能明白。”他又说:“《周易》绝不是迷信,是比马克思还早的唯物主义。”
大盛感到不解:“这话出自‘黑五类’之口,真是奇怪。”
修涞贵道:“一点也不奇怪。他说,他在日本就研究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对于辩证唯物主义有较深的理解。遗憾的是,在日本的时候,他和中国南方的革命党人‘势同水火’,不然,他也许会成为一个革命党呢。他说,只有把《周易》研究透了的人,才知道,古人用《周易》占卜是探求政治军事相互关系,用以富国强兵。后来拿《周易》算命、求财,那是让瞎子们混饭吃用的。”
大盛道:“莫非说,这个‘黑五类’是把《周易》研究透了的人?”
修涞贵点头:“据说,他研究《周易》,是从日本回到通化后,得到玉皇山一位老道士的真传。”
“呵!不光是皇族,这还沾上仙气儿了。”
大盛有些意外:“你也得到真传了吗?”他迫不及待地问。
修涞贵遗憾地说:“仅得皮毛。但是,无论怎样说,这个‘黑五类’,也就是我读《周易》的启蒙老师。他说《周易》是唯物主义这一点,更是让我受益匪浅。正是听了他讲的‘太极图’和‘阴阳八卦’,我才对《周易》有了初始的了解。回到家里,我跟父亲在一起也探讨过,终因条件所限,加上年纪太小,没有太深的理解。直到改革开放的80年代后期,书店里也有了《周易》,我开始系统地阅读。才从《周易·系辞》里读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句话。其实,这两句话就是做人的标准,但不是做普通人的标准,是做正人君子的标准。要想做君子,就得自强,就得厚德。”
说到这里,大盛也来了兴趣:“修董,你能不能也给我讲讲?老实说,这几年我也读过几本《周易》,就是读不明白。你今天一说,我才明白,我就认你这个老师,你给我也来个启蒙。行不?”
偏在这个时候,秘书走进来,拿了几份文件,让修涞贵批复,还在他耳边小声说:“贵州的省总回来了,在等您。”
修涞贵只好站起:“再约个时间,还是不接电话,不批文件,不准打扰的‘三不’。咱俩再来一个把酒临风。”
大盛连连点头:“好啊!太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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